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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十大关系 · 总结

李子旸 李子旸 2024-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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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十大关系”已经写了九个,再写一个就够十个了(注:第九个“统一与解放”在平台没发出来。以后再想办法发吧)。但想来想去,没想出第十个。那就九个好了,没必要专门凑足十个。这又不是写对联。这篇就写个整体总结吧。


总结的内容是说说中国社会的整体状态。


新中国建立以来,已经七十多年。这七十多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就是前三十年,从1949年建国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第二阶段是随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从1980年代初到2012年的十八大。2012年至今,进入第三阶段。


之所以做出这种划分,是因为这三个阶段,面对的核心问题和中心任务大不相同,甚至有根本区别。这也是我现在归纳整理“新十大关系”的原因所在。时代已经变了,主要矛盾也就跟着变了。


下面分别说说这三个阶段的特点,和前后相继的内在机理。



前三十年在很多人看来,问题很多,损失很多,错误很多,国家建设走了很多弯路。这种看法似是而非,没有真正深入把握历史。


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强盛的大一统王朝——汉、唐、明、清。从很多角度看,这四大王朝都非常重要,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汉、唐甚至成为中国人的代名词。明、清则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国土疆域基础。


并非偶然的是,这四大王朝建立之前,国家都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和动荡。汉朝之前是秦末统一战争和楚汉战争。唐朝之前是隋末农民战争。明朝之前是元末农民战争。清朝建立前则是“天崩地裂”的明末农民战争。


让人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是,这些残酷动荡的战争,和随后大一统王朝的强盛之间,有很直接的因果关系。看来,战争并不全是坏事。残酷的战争,彻底清理了上一个王朝积累下来的种种弊端和利益纠葛,社会来了一番“格式化”,固然损失重大,但社会也因此浴火重生,从头再来。


规律是,对前一个时代的积弊清理得越彻底,下一个时代的发展越顺畅。


对新中国来说,建立以前虽然也经历了长时间的国内外战争,但“格式化”的效果却还嫌不够。清末以来的种种社会弊端、利益纠葛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以前。各种“土围子”、既得利益集团、经济剥削关系、不合理的财产分配等等,在社会中广泛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说,前三十年实际上是在“补课”。本来应该在建国以前完成的“格式化”,没有完成,只好在建国以后“补课”。因此,前三十年的种种动荡、损失,不可避免。不经历这一番“格式化”,社会就无法轻装前进、焕发生机。


实际上,相比历史上的“格式化”,前三十年并不算特别动荡,付出的代价不小,但也不算很大,更不是最大。


另外,前三十年还叠加一个新的“动荡因素”,那就是工业化。工业化不仅仅是个技术变迁过程,而是一个社会格局大调整、大转换的过程。各国的工业化,都伴有巨幅的社会震荡,都饱含血和泪,区别只在于,是自己人的血泪还是别人的血泪。第一波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流的都是别人的血和泪。而我们中国流的是自己人的血和泪。中国的工业化,没有原罪,理直气壮、值得骄傲。


这才是前三十年的最大特点和历史价值。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前三十年的评价会越来越公正、越来越全面。



接下来就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理解了前三十年的作用和意义,才能理解改革开放为什么取得那么巨大、惊人的成就。在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上,后四十年发展经济才有那么好的社会条件,那么大的发展空间。


当然,如果微观近距离看,后四十年也是“年年难过年年过”,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棘手问题,有的甚至还很大很麻烦,但终究是“年年过得还不错”。说到底,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很简单,那就是个人多多挣钱,国家努力发展经济。对此,大家有高度共识,没有原则性分歧。分歧主要在技术层面,可以通过讨论、沟通达成一致,然后继续前行。


和历史上的王朝对比,这四十年其实相当于新王朝建立初期的恢复发展期。如前所述,前三十年虽然在时间上是建国后,但实际上做的事情是建国之前的“格式化”。后四十年,才是真正的恢复建设期。因此,后四十年在很多方面都和历史上强盛王朝初期的恢复发展很相像,各方面的社会矛盾比较缓和,人民的刻苦耐劳充分发挥作用,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增长。这种复兴,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多次出现。我们身逢其中的,是最新的一次。


关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种种成就,各种媒体已经说了很多,这里就不重复列举了。这里要强调的,是反对两种错误认识。



第一是认为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就是来自于这四十年,而和前三十年毫无关系。甚至认为,如果没有前三十年的“耽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会提前三十年实现。


这种错误认识,没有认识到社会“格式化”不可替代的作用。旧社会之所以说是旧,不仅仅因为其年代久远,根本原因在于,旧社会积累了无数的弊端和利益纠葛。带着这些积弊和纠葛,社会不可能快速发展。“格式化”是必须完成、无可逃避的历史任务。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缺乏这种“格式化”。他们社会中的积弊一直在那里,没被清理。社会方方面面被束缚和纠缠,陷入内部的互相角力和消耗,无法合力发展。


第二种错误认识,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主要是因为外部世界,甚至说就是因为美国的带动。


这种错误认识的原因也是不理解历史。他们认为,中国一直是个封闭社会,对外开放是最近四十年的新鲜事。因为开放,中国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实,中国一直是个开放社会,只不过这个事实被长期遮蔽而已。


所谓历史上中国的封闭,很大程度上是个错觉或误导。明清时代,中国在政治上确实没有正式的对外开放,但民间的海外贸易一直很活跃。华人占据了东南亚的半壁江山,甚至建立了海外政权。中国的瓷器、茶叶远销欧洲。全世界一半的白银流入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封闭”。


准确来说,历史上的中国,只是没有“官方保护、海军护航下的对外开放”而已。这和“没有开放、闭关锁国”完全是两码事。当然,新中国前三十年,因为国际封锁和国内革命,确实开放程度很低,但这不能改变中国历史上长期对外开放的整体形势。


所以,一旦政治上有了调整,中国人对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适应力非常强,很快又成为国际上的大卖家和大买家。并不是中国人学得快,而是因为,这是中国人在世界上一向扮演的角色。对中国人来说,生产东西卖给外国人,这是老手艺,很熟悉,不是什么新课程。


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还是在中国内部。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巨大的生产者和贸易者。现在只是恢复历史常态而已。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全世界最大的生产制造国和最大的消费市场,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外国,这太一厢情愿、太离谱了。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发展进一步加速。即使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也没能影响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但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后,仍然主要是由于中国内部的原因,中国社会进入了新阶段。2012年18大召开,可以作为一个转折点。


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也不新鲜,和历史上那些强盛王朝没有本质区别。经历了初期的恢复发展以后,社会矛盾渐渐复杂多元。经济发展不再是凝聚所有人共识的核心。出现了贫富分化、阶层分化、钱权结合、利益对立等等新现象、新问题。国家制度的种种漏洞,被人发现和利用,官员腐败越来越多,国家治理能力停滞不前,甚至有后退的趋势。


正如毛主席当年所说,现有的问题、矛盾解决以后,必然出现新的问题、矛盾。不必认为这是什么令人沮丧的特殊情况。这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古今中外都是这样。这也不是简单的善恶之争,而是有更复杂的原因。


善恶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并不是最复杂的。最复杂的是善与善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是的,善与善也不是完全和谐的,也会发生对立和冲突。这正是“新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


大家都贫穷,这很不好,但共识反而很高,去努力工作挣钱,就好了。但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局面就复杂了。经济发展,必然造成贫富分化。有人有了很多钱,已经不需要再努力了。有人还很贫穷,仍然需要努力。这两种人的分别并不是善恶之分,但是,他们之间就有了矛盾。


已经有了很多钱的人,希望现有社会格局不要变,这样,他的优势才不会变。有房子的人希望能永远收房租;有店铺的人希望本地商业永远繁荣;有企业的人希望社会永远需要他那个行业。总之就是维持现状最好。


而那些还很穷的人,却穷则思变,乐于见到新事物新趋势,这样他或许能找到自己的发家机会。至于新事物新趋势出现以后,那些老家伙会被颠覆,甚至搞得没饭吃,谁在乎呢?


另一方面,人人都想要充分发挥自己既有的优势,避免辛苦的竞争。已经有钱的人,希望金融工具越丰富越好,这样他动动手指就能“钱生钱不犯难”。不但自己不必再去辛苦竞争,子子孙孙都能坐享其成、不劳而获。


这种“赢利模式”显然是不可能推广的。人人都当“食利阶层”,谁去当“被食利阶层”呢?到了这时,发展初期那种“大家都去努力赚钱”的共识就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很多人希望“我挣钱,你受累”。


就这样,人和自然的矛盾——发展问题,渐渐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分配问题。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持续一段时间,双方各自呼朋唤友、集结起来,就成了阶级矛盾。有了阶级矛盾,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激烈了,国家就会……



我就是从这个角度整理归纳“新十大关系”的。这些新的关系和矛盾,是社会进入新阶段的必然产物。


曾经,人们认为物理世界有着严格的秩序。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磁方程已经充分概括了物理世界的秩序。有了这种概括,人们以后要做的,只是一些拾遗补漏的工作而已。


19世纪末期开始,物理学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相对论、量子力学等新理论横空出世。这些新理论的意义在于,它们证明了,物理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混乱的、不可把握和不可预测的。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磁方程很简洁,确定性很高,让人很放心。可惜,它们终归只是“错觉”。它们描绘出的,并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到了后来,甚至数学都失去了确定性。人类的宇宙观被彻底动摇了。


21世纪,社会科学发生了一场和19世纪物理学革命类似的“大颠覆”。以往,在很多人看来,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只要政府清廉、百姓守法、大家各尽其职安分守己,就可以做到。之所以做不到,只是因为有坏人捣乱、懒人不尽责而已。


或者认为,把国家管理好,只需要大家一人一票地投票即可。官员不好好干,或者能力不够,就把他选下去,换能干的人上来。如此,国家就可顺利发展,实现繁荣了。


现在,人们渐渐认识到,国家治理不是那么简单。社会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好人和好人之间,权利和权利之间,正当目标和其他正当目标之间,依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因为有这种矛盾和冲突,人们之间的协作和互助就会被破坏,进而变成对立和斗争。社会秩序就会因此瓦解,甚至天下大乱。


包括选举在内的政策对策都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人是很聪明或者说很狡猾的物种。任何对策,只要时间久了,人都能发现其中的漏洞和缺陷,并尽量利用,让那个对策对他有利——同时对社会失灵。这就是王朝无可回避的“中期”现象。


能否正确应对“中期”现象,是历史上那些王朝命运的关键。在这个“中期”,找到应对之策的,就能成为国祚绵长的大王朝。没有及时调整政策,或者调整得过火的,就会成为短命王朝,启动下一个历史周期。


也就是说,进入第三阶段以后,社会的基本面和核心矛盾将渐渐发生重大的、不可逆的变化。而要想应对这些新问题,就需要和此前截然不同的政策和社会调整。对此,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是真正的大趋势,无可逃避。好消息是:这其中,既有新挑战,也有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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