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十大关系（八）——信息管控和知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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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控和知识社会之间的关系，属于“维稳和活力”中的一部分，但因为信息和知识特别重要，所以单独拿出来说一说。

首先要解释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信息那么重要？为什么现在的社会成为知识社会？

这是工业化实现以后出现的新情况。在工业化实现以前，最大的问题是：怎么生产？怎么才能造出钢铁、汽车、房子？怎么才能生产出衣服、鞋子、帽子？

1970年代，新华社内参曾经发过一篇报道，反映妇女用的发卡供应严重不足，以至于很多妇女不得不“披头散发”。上了新华社内参，领导高度重视。一位国务院副总理亲自抓这件事，专门调拨钢材生产妇女用的发卡。钢材到位以后，却发现生产发卡的设备也严重不足……

发卡供应不足，今天的人多半难以想象。机器一开，那东西还不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怎么会居然供应不足呢？还至于让副总理专门去抓？随便找个厂子，就能造出够全国妇女用的发卡。

其实这就是工业化的意义所在。工业化社会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对非工业社会来说，比登天还难，甚至就是毫无办法。

工业化解决了“怎样生产”的问题。接下来，问题就变成了“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就是信息和知识问题。

今天如果生产那种简单的发卡，不但赚不到钱，很可能根本就卖不出去，只能积压在仓库里。今天，消费者对发卡的要求，可不是简单的“能系住头发”就行，而是包括款式美观、适合潮流、功能丰富等等很多方面。

对工厂和企业来说，生产能力已经不是问题。只要有订单，需要多少就能生产出来多少。问题在于：把这种生产能力投入到什么地方？用来生产什么商品？换句话说，消费者想要什么样子的产品？这才是企业家天天日思夜想的问题。

这方面判断错了，生产能力越强，亏损越大。现在企业工厂的破产，很少因为生产能力不足，基本都是“生产错误”，造出了大一堆市场不需要、卖不出去的产品，亏损太大，只好破产。

换个角度来说就是，在工业化之前，人们的需求很简单，是从无到有的问题。市场需要什么产品，大家都知道，问题就是生产能力不足，造不出来。一位家具城的老板，年轻时是木匠，回忆改革开放初期时说：他在家里自己动手做沙发。做一套卖一套，做多少卖多少。那时候大家的生活什么都缺，只要有人能生产出来，根本不愁卖。

到现在，看看琳琅满目的家具城，各种沙发式样繁多、让人眼花缭乱，古典的、现代的、美式的、中式的、实木的、真皮的……应有尽有。生产早已不是问题，问题变成了“到底应该生产什么样的沙发才能卖出去？”

也就是说，因为工业化的成功，社会的主要问题从生产能力不足变成了信息不足。信息问题成为头号问题。社会需要的，是更多更准确的信息和知识。

因此，工业社会以后的下一个发展目标，就是建立知识社会。工业社会的特征是，具备充足的工业生产能力。知识社会的特征则是，具备强大的信息收集、整理、分析、传播能力。

这时，怎样处理信息管控和知识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一大难题。

有人会说，既然是知识社会，就不应该有信息管控，应该让信息尽可能自由、通畅地流动。这才符合知识社会发展的要求。言论自由太重要了。破坏言论自由，就是在阻碍知识社会的发展，既不道德，也不明智。

这种说法看起来大义凛然，但却很脱离实际，实际上不可行。

在知识社会，对信息的管控反而更有必要。这是因为，人的大脑在处理信息时有一些无可改变的缺陷。这些缺陷很容易被人利用。如果没有信息管控，很多人会成为任人愚弄的“肥羊”。

对信息来说，人的大脑有以下重要缺陷：

第一，对负面消息更敏感。

这是无数万年进化过程给人的大脑留下来的特殊设计。原因很简单，正面消息如果错过了，顶多是失去一些收益。但如果错过了负面消息，比如猛兽正在接近，就会遭遇灭顶之灾。所以，人的大脑被设计为对负面消息更敏感。他更愿意负面消息对周围环境做出判断——此地是否适合生存？

而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同时根据负面和正面消息做出判断。而不应该对某一方面特别敏感，那样只能形成扭曲和错误的判断。

第二，不善于处理概率。

对个体人来说，行动选择无非是“做”或者“不做”，如果风险的概率是零和百分百，那正好对应着“做”和“不做”，可现实中风险的概率分布却是分散的：从1%到99%。这样一来，人的大脑必须把“做”或者“不做”和分散的概率结合起来。这就很困难。

一件事发生风险的概率是10%，要不要去做呢？如果是30%呢？如果是37.8%呢？正如现在的天气预报，明天降雨的概率是40%，要不要带伞出门呢？如果概率上升为45%，或者下降到35%，带不带伞呢？

概率在大量、群体的角度上作用和意义更大，但决策总是个体的。因此，面对概率，人的大脑总是无所适从，基本上只能凭直觉或者撞大运——爱咋咋地吧。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对人的大脑来说，“先入为主”“凭印象判断”是必然的，无可改变。

你可能认为，人的大脑和硬盘没有区别，只要容量足够，就可以接受任何信息。其实并非如此。在接受信息时，人的大脑有预先设定的结构。各种信息被填入这个结构。信息并不是平等、客观地进入大脑。

在认识论上，这种预先设定的结构被称为“范式”，也有人称之为“剧本”。由于范式的存在，人的大脑注定会有偏有向、双重标准。

比如，在你的印象里，某人很吝啬很抠门。有一次，听到一个传闻，说这人又当众抠门了一次。对这个消息，你会欣然笑纳，完全相信——对，没错，他就是那种人。相反，如果听说那人在某个场合很大方，并没有抠门，你大脑的第一反应会是：是不是搞错了？他是不是另有所图？

你一定会根据之前已有的印象、认识来决定，是否相信某个信息。这个过程，绝不是理性客观的，而是高度主观的。

再比如，在你的印象里，某国人民素质很高，很爱读书。这时，看到新闻说，该国人在地铁里，人手一本书，都在专心阅读。你就会感叹，看，果然是个高素质的社会，太文明了！

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该国地铁里无线网络的信号太差，大家没办法玩手机，只能看书。后来，该国改进了地铁网络，信号强了。那里的人也不看书了，也纷纷玩手机了。

区别在于，对第一条信息，你完全相信，当时就忍不住点赞。因为那条信息符合你头脑里的“范式”和“剧本”。而对后一条信息，即使你无法否认，也会半信半疑，不愿意接受，原因就在于，那条信息违反了你头脑里的“范式”和“剧本”。你下意识会做出抗拒——不那么轻信。

除了这三条以外，人的大脑还有很多固有的缺陷。总之就是，人的大脑在接受信息时，绝不是硬盘那种“中立”地收下，而是有很多主观地加工和修改。而这就给了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

实际上，种种操纵舆论、摆弄人心的“技术”，都是针对人的大脑的这些固有缺陷发展起来的。

因为大脑对负面消息更敏感，所以，就大量地用负面消息“轰炸”你。这些负面消息确实都是事实，他并没有撒谎，但他的目的恰恰在于，不让你对社会形成正确、全面的认识，而是让你的大脑跟着他的指挥棒走，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对社会的说法和认识。

因为大脑不善于处理概率问题，所以，就有了多种利用统计学的真实数据“歪曲”事实的手法。对，用真实数据也能歪曲事实。比如，某种风险的概率其实很小，正确的态度是忽略不计。但商家用大量的风险个案来“忽悠”你，充分利用你大脑不善于处理概率的缺陷，让你对本该忽略的风险焦虑不已。然后你就会乖乖掏钱，买他们那个其实根本没用的商品。

而对“范式”和“剧本”的利用，更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在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斗争上，常常可以见到。

自古以来，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妖魔化对方就是屡试不爽的高招。用负面消息轰炸，或者恶意摆弄统计数据等等各种办法，只要成功做到了“妖魔化”对方，对方就会陷入“跳进黄河洗不清”“百口莫辩”的尴尬处境。无论多少相反的证据、事实，都很难改变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印象。对这些证据、事实，人们普遍的反应就是不相信，或者视而不见，装作看不见。

这正是意识形态斗争复杂、困难的原因所在。一些对这种复杂和困难缺乏认识的人，天真地相信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澄清自己的形象。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再多的事实和道理，也无力和“范式”“剧本”对抗。

因为大脑的这些固有缺陷，所以，如果任由所谓“言论自由”，对信息不做管控，社会得到的，绝不会是信息自由、高效地流动，不会是“真理越辩越明”，而一定会是善于操纵舆论的野心家大行其道、为所欲为。

他们制造出来的无数谣言、谎言、欺骗将占据主流。大众成为他们随意利用、控制的“肥羊”。而那些只知道“摆事实、讲道理”的人，会气急败坏、无可奈何，感叹群众的落后和愚昧。

所以，问题根本就不在于是否应该有信息管控，而是怎样才能正确、有限地管控信息。一方面要让那些野心家没有用武之地，让他们没有机会使用种种“技术”“手法”；另一方面也不能管控得过分严厉，让正确、有用的信息和知识不能在社会中正常传播，那样，也必然妨碍知识社会的发展。而在这方面的落后，在后工业化时代，尤其有害。

这其中的核心和要点在于，找到信息管控和知识社会之间关系的平衡点，这不是技术问题，不能指望通过反复试错找到。说到底，这是个理论建设问题。理论建设的作用就在于，用我们的“范式”去战胜、取代他们的“范式”。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取得信息管控的真正优势。否则，就只能在信息领域被动挨打、动辄得咎、无所适从。

战略上取得主动，就意味着，怎么管控都是合适的，都是正确的，公众都能接受，甚至会主动协助。如果战略上陷入被动，那么，怎么管控都是过分的，都是错误的，公众都会心生怨恨、消极对抗。

知识社会的到来，要求我们必须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主动出击、广泛建树。否则，就会长期陷入被动。这是我国接下来要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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