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因为我的心中还有个林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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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1932年1月23日—1968年4月29日）

“因为我心中还有个林昭”

——访林昭挚友/难友甘粹

时间：2013年11月28日、30日、12月1日

地点：北京甘粹先生住所

访问人：艾晓明

甘粹先生接受采访，2013年11月28日。

作者与甘粹先生合影，2013年12月1日。

林昭与甘粹的合影（甘粹先生在照片反面写道：林昭与我摄于北京景山公园。）

谨以此文，纪念林昭和她同时代的思想者，并向他们致敬。

前篇：

艾晓明：“因为我的心中还有个林昭”（1）
艾晓明：“因为我的心中还有个林昭”（2）

六、青年革命者的经历
 
1、十七岁参军
 
问：您和林昭都较早参加革命，您的经历是怎样的？
 
甘：我在1949年，十七岁时参军。我家里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属于城市职员，公司职员，属于这个阶层。

参军以后，在南京学习了三个月，就进军西南，跟随二野的部队。但是我们不打仗，前面部队打仗，打了走了，我们就跟着部队后头走。

我们这条线，是从湖南长沙、常德这条线进的，通过贵州、四川交界处进的四川。经过秀山，邮阳，解放军就是我们这一路。在四川和湖南交界地方有一个山很高，叫白马山；在白马山打了一仗，国民党大概抵抗了一下就失败。这解放军就跟着国民党溃退的军队，去解放重庆了。他们往重庆那边走，我们就跟着解放军打仗的部队后面走。
 
我们去的路线是从上海到南京。我先在南京学习，到南京住在国民党财政部，那时候集训了三个月，就请这些头头，邓小平、李富春等给我们上大课，上课以后就讨论。
 
学习完从南京坐火车到徐州。再通过陇海线到郑州，郑州下来到武汉，武汉又坐火车到长沙。长沙汨罗江的铁桥，给国民党炸掉了。我们坐火车到那里下，开始徒步行军。我们叫学生军、学生部队，人员都是上海的，主要是大、中学生。开头一天，行军才走三十华里，我们就觉得很累，叫苦连天。最后慢慢锻炼，基本上一天也能走七十到八十里路。
 
但是，走白马山就不一样了。白马山高，分四季，下面是晴天，走到山的中间，就雾蒙蒙的，下雨下雪。再往上走下雪，走到山顶就结冰了，冰雪天气。这个山我们从下面往上爬，等于四季都经过了。

那一天，我们走了一百三十里路，因为那地方才打过仗，公路旁边全是死人，全是打死的国民党……枪啊炮啊弹啊，在我们行军路边上都是。
 
问：您那时才十七、八岁，害怕不害怕？
 
答：十七岁，队里还有女孩子，很害怕。因为害怕，那天才走了一百三十里路。
 
问：是怕国民党打你们还是怕死人？
 
答：看见死人就害怕，很惨的。
 
问：那死人是被JF军打死的？
 
答：在那里打了一仗，那肯定是给JF军打死的嘛。而且，国民党跑了，解放军就追过去了。当地山区那些农民很苦，就把这些死掉的国民党的人的衣服扒掉自己穿。战场都没有清扫，很可怕的死人。

所以那一天我们都走得快，走了一百三十里路，平常我们就走个七十里八十里就住下了。

然后，我们这些人在南京学习时就分配好的，照着四川的编制你到哪个县，你这个队长去当县长，你某某某当政委。这个县有一区二区三区四区，某某某到一区当区长、当区委书记……都分配好了。
 
部队就去解放重庆去了。还有就是我们走的路上经过那个彭山，现在很有名的那个城啊，全部给烧了，也是很惨的。
 
问：为什么要烧啊？
 
答：国民党部队走的时候烧的。战争讲起来很残酷，我们的部队没有直接去重庆去，而是走去川东了。
 
2、参加征粮剿匪
 
我们这个中队，已经分配好去万县，支队长就是川东万县地委书记。到了川东各就各位，川东实际上是林彪的部队四野，第四野战军从长江进川；彭德怀从西北进川；二野是走南边贵州进川。我们到之后接管了国民党的政府，我在地委里负责群众运动的群运部。去之后就下到农村，任务叫“征粮剿匪”。要吃饭呢，就征粮食。
 
我们是五个人到一个区，然后分配到乡。那时候想了办法，由区长召集国民党那些旧乡长开会，就说我们这几个同志交给你，你带回去干什么干什么。如果出了问题，首先枪毙你。我们大概两三个人，就分到四川万县的河口乡，晚上就住在乡公所。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带一支长枪，就是日本盖子枪，步枪上面有个盖子。那个枪比较短一点，三八式那个步枪就长了。我们就到乡里去征粮，口号是“征粮剿匪”。
 
那时候土匪多得很，不得了，都是土匪。这乡长想了个办法，就把国民党的旧保长招来在乡里开会，开会说共产党要征粮，每个保要交多少斤。甘同志就交给你这个保长，他如果生病出什么问题，首先枪毙你。

他就一层一层地把我们放下去，否则我们一下去马上都被杀掉了，因为这些乡长、保长他有家，他还是害怕，所以就不敢动我们。土匪都跟他是相窜的。晚上就住在乡公所，把乡长拉着跟我们一块儿住。我们五个人都商量好，晚上四川那些土匪在乡公所外头打锣敲鼓，但我们不出乡公所，他也不进来。因为乡长大概也给他们打了招呼，如果他进来把我们杀掉，这乡长的命也没有了。这样待了两三个月，把粮食征了；那完全强迫命令。
 
3、当记者，考上人民大学
 
问：然后就把您分配到报社了？
 
答：征粮剿匪搞完了，分配我们去接管。四野十一军要走，就把他们解放的政权——县政府、市政府、报社等交给我们。我们被分配到报社去，实际上我不高兴，因为我读中学的时候是喜欢数学，不喜欢文。每个礼拜不是有两小时要作文吗？我就头疼，我写来写去也就那么几句：光阴似箭或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又到了什么……就是这个开头。
 
现在叫我去报社，我不喜欢，我喜欢搞学生工作，什么青年团又唱歌又跳舞，那时候年轻。但是没办法，只能服从组织。

分配去以后，我们四个人两男两女，两女当校对，我们两个男的一个当记者一个当编辑。四野的同志把工作交给我们，他们就走了。

那个时候办的报纸叫《万县新闻》，报纸没有消息，全是新华社的电讯稿。报社还有七八个译电员，都是国民党报社留下来的。他们通过收音接受新华社电讯，再从阿拉伯字翻成文字。我们就看一看、圈一下，想个标题就发了。原来报纸一天到晚就是刊登这些内容，我们去了以后就开始变了；我们刊登一点本地新闻，本地新闻就是我们去采访。
 
我以前还没有当过记者，在这里我写的第一篇稿子是关于三八妇女节开会。原十一军在报社的一个女同事带我去，我坐在主席台旁边。开会一下就过去了，回来以后，女同事叫我写会议报道，我不会写，硬着头皮写。写了以后她给我改，我第一篇新闻稿子就是这个。就这样当了记者。
 
我这时赶快看小说补课，看的都是解放初期那些书：《李有才板话》、赵树理的书、苏联小说《卓娅和苏拉的故事》《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保尔·柯察金），还有部苏联小说《勇敢》，写苏联一帮人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去建立共青城。

我本来就不喜欢文，没有多少文字水平。到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新闻系，在全国招一百个人，都是在职的。它的目的是培养中层新闻干部，招的条件是正式记者编辑，而且是组长一级以上的，不是一般的记者编辑。

人民大学给四川分配了五个名额，成都考区招三个，重庆考区招两个。我到重庆去参加考试，那一考区考人大新闻系的大概有两百多人，只取两个。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叫师大鹏，后来是《人民日报》记者。成都取了三个，一个叫唐代清，一个叫王育常，还有个叫什么记不起来了，反正都是成都的。唐代清是《四川工人日报》的，被录取的人都来自报社。
 
这一考就到北京来了，这一百多个学生都是调干生。那是1955年，我已经评了行政级别是行政二师级。但是，开头还是包干制，一个月29块钱；没有照级别拿，叫薪级制。这行政二师级一个月大概50多块钱，就这个水平。
 
一到北京，咱们这一百个人分了四个班：一个班叫中央报社班，一个班叫广播班，一个班叫出版班——都是出版社来的编辑；还有个班叫地方班，地方报纸的班。我被分到一班，就是中央报纸这个班。
 
4、在人民大学学新闻
 
问：您入人民大学是哪一年？
 
答：我是1955年去的。
 
问：那么您在人民大学入党的吗？
 
答：我在四川就入党了。
 
问：您当时入党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答：我1949年参军，1950年入团，1954年入党。从上海参军的这些青年学生中，我入党算是晚的。一般他们1951年1952年都入党了，我一直拖到1954年。也不是因为我成分不好，而是说我个人英雄主义，自高自大，不听领导的话，就拖到1954年。我们新闻系一百多个学生，只有七八个团员，其他全是党员。
 
问：实际上人民大学新闻系当时就是培养党的新闻工作者？
 
答：培养党的中层干部。
 
问：但是您在新闻系主要是学新闻？
 
答：对，新闻。因为它要求学员来之前都是正式的记者编辑，而且是所谓组长以上的；那就是说培养出来，作为报社的中层新闻干部。那时候人民大学整个学校几千人都是调干生，大部分是团员，但是党员不像我们新闻系那么多。1957年反右以后，人民大学开始改变性质，向普通大学走，开始招高中生进入本科。
 
问：那从您参加革命到1957年反右之前，算不算您一生里面比较顺利的阶段？或者说那时您对新生活是不是感觉非常好？
 
答：那是啊。完全崇拜□□□，信□□□这一套，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完全是这样。1957年反右以后，屁股被从共产党员干部挪到右派之后，才开始慢慢觉□。

那时候我学习马列主义学到什么程度？马列主义从《共产党宣言》，我基本上能背下来。那时候人民大学考试，马列主义也好其他什么都好，以口试方式进行，它整本书的内容都可能是要考试的题目。
 
问：您举个例子，比如说整本书都是题目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问题然后怎么回答？
 
答：它这考试是每个人抽题，抽题是两道题，两道题在整本书里不知道哪个地方。题一问，给你五分钟到十分钟到旁边去准备。然后你就坐在那里，那几个老师就坐在前排，你来回答。如果回答令他不满意，他可以再问，你再答；考试是这么考的。我每次考试都是五分，那时考试都是五分制。你必须把整本书的内容都记住，因为考试是抽题，题是整本书里头出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七、怎样当上右派
 
1、认识林希翎
 
问：按您的经历来说，就是老革命了。那怎么会把您打成右派的呢？
 
答：我在人民大学学习很努力，因为我就是个高中生，高一的，高中都没有毕业。我们有一些同学岁数比我大，学习跟我就相差得很远，我反正也自高自大，瞧不起他们。

结果我发现咱们中央报社班很多女同学，都是《人民日报》这些中央一级报纸头头的老婆，而且有的是走后门进来的。我看不惯，就写了一篇小品。那时《中国青年报》不是有一个副刊叫“辣椒”吗，是专门登批评文章的。时兴的是刘□雁式的小品，揭露现实的黑暗。刘写了很多，我心里头是崇拜刘的。我后来就把这些现象写了篇小品，名字叫《新官太太》，结果在《中国青年报》“辣椒”刊登了。

刊登以后，《中国青年报》接到很多全国各地几百封来信。那时全国都是考试读大学，你在走后门，引起公愤呢！接着就有人问，说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甘粹写的。后来问到我，我说我写学校的事，某某某是怎么回事，某某某……因为我都有事实的。上面稍微追查了一下，就不过问了，不了了之。

那时候新闻系系主任是安岗，《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这样我就把系领导得罪了，所以我当右派，也不冤，该当。
 
1957年反右前我就认识林希翎，但她并不认识我。那时我们新闻系有一个副教授叫汪精丁（名字待核实 )，在南洋跟郁达夫这些人一起待过的。他是副教授，要转评正教授，必须有学术著作。他就写了篇论文，论文的内容大概是文学创作与世界观的关系，题目我记不住了。

人民大学的新闻系、历史档案系等都在城里头，而其他大部分什么财经系等等都在西郊。就贴了个布告，说新闻系某位副教授定于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宣讲他的论文。我们是他的学生，必然是他的听众。结果那一天开始时，在一个很大的教室，前面摆了两排铺上白布的沙发，还有茶几，请来的都是北京文学界头头脑脑，后面就是我们这一帮他的学生。

好，开始了。这个副教授就把他的论文提要宣读了一下，他读完了，主持的讲师就请前面这些头头脑脑讲话，那个意思就是捧场。前面两排坐沙发的人互相推让着，我们后面有一个女孩子就说：“我想发言，可不可以？”
 
我一听很奇怪，回头一看，是个跟我们岁数差不多的小姑娘。主持没办法，就说可以可以，你上来吧。

她上去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是法律系的陈海果，今天到城里来。那个时候城里到西郊每天都有人民大学班车，开来开去。她说我坐班车来看见那个广告，因为喜欢文学，所以来听一听。

她开头讲了两三句，说这篇文章也写得不错，但是，话一转，她把我们副教授写的这篇文章批得狗血淋头，那时候我们都炸了，因为她的批判不是随便乱说，都是引经据典，有根有据，把副教授的这篇学术论文批得一塌糊涂。
 
批过之后，她就下来了。主持人再找前面那些人说话，没有一个人发言了，因为这些人请来就是捧场的。

我想这女孩子真不简单，穿一套解放军的衣服，都已经洗白了。陈海果参加过抗美援朝，原来也是解放军。这个会不欢而散，最后主持会议的挽回了一下，说汪教授的文章有他好的地方怎样怎样，会就散了。

这样，我认识了陈海果。我很佩服她，这个女孩子还不是一般的有才，她引用了很多经典，什么列宁怎么说，什么托尔斯泰论世界观，就是列宁写的托尔斯泰和有关世界观的文章。而会场上前面坐的头头脑脑，也看这个小女孩不简单，就请她写关于文学方面的文章。后来文章在《人民文学》和《文艺学习》这些刊物上发表，她本名叫陈海果，发表时笔名叫林希翎。林希翎这一下就一炮走红了。
 
问：这是哪一年？
 
答：反正1957年反右以前，1955年或1956年的事情。可能是56年，她回来读研究生吧。
 
2、当上右派的第一条罪状
 
问：反右开始的时候，您做了什么？
 
答：我什么都没做。
 
问：那我们就从反右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谈，您当时是怎么理解这件事的呢？
 
答：我知道肯定要反右的，所以开座谈会我一言不发，不说话。
 
问：为什么您知道？不是鼓励大鸣大放吗？您一言不发，那不是不响应党的号召吗？
 
答：我知道要反的啊。
 
问：那您怎么知道的？
 
答：我到我同学赵沐兰家里去，赵的丈夫李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到她家里去，她就告诉我们要反右，而且社论都写好了。她说社论是毛主席写的，就是那篇6月7号发表的文章：《这是为什么》。
 
问：但是鼓励大鸣大放是5月份，那也是《人民日报》发了文章，各界开始发言；这个时候人民大学新闻系是个什么状态？您是什么状态？
 
答：我当时，有一个礼拜天到我同学家里去玩。因为李庄是中国新闻记者团的团长，随周恩来出国访问到日内瓦等，带回来很多外国玩具给他儿子。我们去了他就请我们在东来顺涮羊肉。因为我们是穷学生嘛，礼拜六他们有家的都回家了，我们单身的就两个人。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同学叫张启良，后来是友谊出版社社长总经理，现在退休了。就我跟他两个去。
 
这样，我们在李庄在家里玩那些日内瓦带回来的玩具。我那时还第一次开了眼界，他带回来的玩具上了发条后，汽车就在上头转，走到边上它会自己拐弯。现在这种玩具不稀奇了，咱们中国也产了。它实际上就是三个轮子，前面两个轮子，后面一个轮子做成横的在肚子里头，所以要掉下去就会自己转向，所以我印象深刻。
 
那一次他就讲，要反右。他就骂这些民主党派的鸣放，在《人民日报》刊登了那么多。我知道后，回人民大学一张大字报我也不写，发言我也不发。

最后为什么打成右派？就是为了林希翎。
 
林希翎在人民大学鸣放的时候，她发表了两三次演讲，到北京大学又去讲了两次。讲了以后，这些党组织就开始反她了，反她就是批判她。人民大学团组织党组织都不出面，叫学生会出面。就是学生自己出面，组织辩论会；它不叫批判会，实际上是批判会。
 
组织辩论会，城里人民大学这一块就归我管。因为我是城内学生会的秘书长，具体事务、组织会议、会展由秘书处管。我主持这个会议，下面都是组织好的左派学生，一个个上去批判她。

林希翎在主席台旁边站着，她那时跟胡□邦的秘书谈恋爱；那一天她手里拿着中央内部文件，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当时我还不知道，她就问我可不可以发言，我说当然可以啊。她就发言，说着说着她就讲到赫鲁晓夫这个报告，她说你们要感兴趣我念给你们听。下面就不干了，左派学生，那时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王前的丈夫——就在主席台幕后，马上递话给左派，不能让她讲。
 
这些学生就轰她下台，但林希翎这个人见过世面的，她也不理继续讲。后来就发展到台下的学生上主席台把林希翎推开，抢麦克风不让她发言。

我是主持会议的人，我就发脾气了。我说你们还有没有民主？只准你们发言，不准她发表反对意见。这样我的态度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反右第一条罪状就是同情支持林希翎。
 
3、右派的命运不一样
 
实际上反右是□发起的，现在我反思一下，中国什么人都有，他有政策，有布置，实际上就是人□人。我主要就是得罪了党支部书记，我在单位里得罪了党支部书记，就要挨整，要划右派。这就变成私人报复打击了。为什么把我划成右派不划别人呢？因为我平常在学校里瞧不起他们，他们读书比不上我，确实比不上我。再慢慢反思一下，不管在哪个单位、哪个地方，平常不服从领导瞧不起领导的人，没有一个不倒霉的。
 
另外，打成右派的命运也不一样。有的右派，就是咱们人民大学新闻系，我是因为后来跟林昭谈恋爱，激怒了新闻系领导，就偏把你分到新J去。但是在我的下一年级，我是1959年这一届毕业的，还有1960年毕业的右派，他们比我还多。但是把他们分到贵州、云南，都在省会、大学里头。他们在图书馆里头当管理员，属于监督劳动，就不像我在劳改队里劳改。
 
另外还有几个右派，就留在人民大学新闻系，一直留到1979年。他们没有受多少苦，但是被整被人们瞧不起。低着头，这是事实；但不是去做体力劳动，不是劳动改造，这不也过来了嘛。还有人民大学有个人叫吴尚宇，也是右派，但是他们没有受那么多苦。
 
另外，我一个同学陈敏，她也是右派，但是她丈夫是钟沛璋，原来《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他也打成右派，他原来是跟胡□邦，团中央的，当然也受到压制。到山东去劳动，所谓那个劳动，跟我们在劳改队劳动是两回事。后来胡说一句话，就让他重新入党，重新安排工作。
 
再说艾青在新J，他是王震要去的，也在兵团。但听说他享受的是处级待遇、县团级的待遇，不像我们每天要扛着锄头去劳动。他不会，王蒙也不会。王蒙也发配到新J，但是他是通过自治区发配到地方，地方发配到县，县里头发配到公社，等于当农民。那是自由的，没有什么监督劳动。

所以右派的命运也不一样。我现在想，有些人人心太恶，人整人。千万不要得罪单位的领导党支部书记什么的，得罪他他就整你；搞运动把你当反面教材。我就这样在新J前前后后待了二十几年，那种日子很难讲。
 
问：那您还是党员吗？
 
答：开除了。
 
问：那是怎么回事？
 
答：1958年把我补上右派后，2月份就开党支部大会，说甘粹是右派，开除党籍。他们来叫我参加，大家举手通过，就把我开除了。

（待续）

【作者简介】艾晓明：学者。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已退休。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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