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热点】“医美热”何以持续？
编者按
过去五年，中国医美市场的发展领跑于全球且预期乐观，预计2025年的市值突破 3500亿元人民币。巨大的市场潜力背后，是创伤小、恢复快的轻医美所推动的医美“泛大众化”转型。“医美热”何以持续？文章基于某中高档医疗美容机构的田野调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厘清并细化医美所依附的歧视性规则在亲密关系、劳动力市场、日常生活等不同领域内的表现形态。
一、亲密关系领域中的医美实践与性别关系的再生产
东亚社会长期存在的父权制度以及两性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外貌的人力资本价值，并驱动着具有争议性的医美实践（Feher，2009）。身体吸引力被视为女性魅力的来源，在婚姻市场上格外受关注。而“郎才女貌”的理想婚姻形态同身体化的文化资本结合，进一步赋予了女性外貌以“家族兴旺”的象征意义。这些因素同当前传统与现代杂糅的性别观念彼此调和，成为个体进行医美实践的重要驱动力。
（一）以美貌为交换物的向上婚
安安拥有一桩人人称羡的婚姻。作为生意人的妻子，安安闲适的、相对优渥的物质生活被认为是同其容貌相匹配的生活状态。在当地，女性无需过分节俭、贤惠，但需借由特定的生活方式同普通家庭区隔开来。美貌成为家族的“门面”，是物质主义渗透下的某种炫耀性物品（赵杜灵，2021）。然而，对于“美”的定义并不掌握在安安的手中。一次看相，安安被风水先生认为“面相不好”，会破坏丈夫的财运。为留住丈夫的财运，安安遵照风水先生的意见，不时通过医美进行面部调整。这是在家相夫教子、维持体面生活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失衡的家庭内部权力关系，使得丈夫的喜怒成为安安关注的重心，也赋予其影响安安身体决策的力量。
“风水先生说我面相不够饱满，不算旺夫相。我老公做生意的嘛，就很信这个。我也觉得女生的容貌会招财，所以就不能破坏掉这种风水。每次微调完，我都会请风水先生帮我看看有没有需要进一步调整的地方，然后把风水先生的意见反馈给医生。我原来嘛，就很担心我老公会抛弃我。但是现在老公生意越做越好，对我也越来越好，我觉得医美对我的帮助真的非常大！”（AA20210806）
尽管安安依照风水先生的建议进行了面部调整，也收获了来自丈夫的重视与疼爱，但医美实际上并没有根本性地改善安安在两性关系中的权力位置。对于安安而言，医美起到了“改善生活状况”的积极作用。正是丈夫的肯定与自身婚姻生活的持续向好，使得安安对于毫无主导力的医美甘之如饴。实际上，医美并未触碰婚姻中性别不平等的实质，相反，它利用了个体对于家庭权力不均等的屈服，以身体改变为代价加深并巩固了既有的性别不平等，重申了家庭内部丈夫的主导权，从而完成了身体实践对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二）以身体改良为代价的两性权力扭转
相较而言，娇娇的经历似乎更具自主性。在最初的医美诊疗中，娇娇的医美动机是希望借由身体外表的改良挽留住丈夫出轨的心。但努力无果后，离婚的娇娇意外地发现医美带来身体资本的提升，以及在社交关系中两性权力的转向。
“我现在发现形象的提升带给自己的不仅是自信，更多的是幸运！虽然成为离了婚的单亲妈妈，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在进行医美项目的一年时间里，我完成了形象大蜕变，公司里有同事夸我越来越漂亮，也有几个成熟男性开始追求我。变美是一件让人上瘾且愉悦的事情，我想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提升自己的事情上，坚持做医美。”（JJ20210415）
这种对于医美的新认知，使得医美从传统认知中对女性的剥削，转向对女性的赋权。医美增强了娇娇的外貌吸引力，使其更加符合主流的审美，并帮助她在与异性的互动中取得主导权。医美作为一种身体改良的有效手段，能够通过对女性身体的修饰，增强其在两性关系中的影响力，乃至实现对男性的“支配”，帮助女性成为性别关系中更加积极主动的一方。
如果说这一关系的扭转是由医美带来的，那这一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外界对于个体外貌的评价。良好的外貌被娇娇认为是自我营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她在竞争性社会中获得男性青睐的重要资本，但这恰恰是女性“自我客体化”的表现，即主动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外界评论的客体（Yang，2011）。正如既有研究所批评的，女性为了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权，首先需要拥有一个符合主流男性审美的身体（钟方琦，2021）。即女性已经前置性地将社会规范内化于心，并将其转化为自身欲望所需，以身体改良为代价去换取两性关系中所谓的“主动权”。这种女性对身体更加严格的自我审查与规训，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更加隐秘的男性凝视与性别不平等的体现（Gill，2008）。
诚然，对与外貌不安全感作斗争的个体而言，医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应对亲密关系的变化。但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女为悦己者容”的传统社会规则并未被完全打破，女性主动提升自己身体资本后的“待价而沽”也依然是传统观念的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身体改良后的欢愉不可否认，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个体对美的自由追求，以及对于男性压制的小型抵抗。但更加凸显的是医美以“美貌”之名掩饰了原本赤裸裸的性别权力关系，以及被抬高了的女性美好婚姻的身体改造成本。在市场话语的构建下，医美以增进女性自主权为诱饵，增强了女性接受物化、迎合物化甚至主动物化的风险。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在这一过程中更加隐蔽与复杂。
二、劳动力市场中的资本偏好、外貌管理与规则强化
在公领域，尽管女性受教育年限不断攀升乃至超越男性，但女性在教育上的成就并没有顺利转换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Ji et al.，2017）。由于性别歧视、职业隔离与母职惩罚等因素，女性在就业机会、收入提升等方面均落后于男性，并面临着更大的职场压力。性别不平等与转型时期福利保障的削弱、物质主义观念的上升相耦合，使得女性需要依靠其自身资源，为更好的生存采取不同策略。外貌作为身体资本的一部分，逐渐为人所重视。
（一）资本主导的身体挑选与行业规则
在镁光灯簇拥的影视行业，美丽压力无所不在。受资本与流量红利的影响，以演员、模特为代表的高薪岗位看似光鲜亮丽，实则是“赢者通吃”、淘汰率极高的赌局。女性的容貌和身体承载着重要的消费价值，也因此承担着被挑选的压力（米尔斯，2018）。璐璐是一位独自在影视行业闯荡的“北漂” 演员，对于容貌的维护是她例行之事。面对行业内部跨度极大的薪酬和面容姣好的后辈竞争，她一度焦虑得难以入眠，担心“因为不够漂亮而选不上角色”，也担心自己“还没出名就老了”。然而面对极不确定的筛选标准，个体容易被动地陷入茫然与焦虑中。尽管璐璐深知，自己可以掌握的晋升途径是苦练演技与提升基本素养，但是面对行业内“人均水光针”的颜值竞争，她害怕落后；面对已经打拼多年的赛道，她不愿放弃已经投入的时间成本。医美被纳入她为发展自己事业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之中，尽管她也无法定义医美行为可能带来的经济价值，但她无法忍受自己的不作为。
“演员这一行靠脸吃饭，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演员，收入并不多。看到越来越多的新人开始跟自己抢饭碗，我的容貌焦虑也越来越严重。我知道圈内的女明星都会花大价钱在脸上，自己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但也不能坐以待毙。”（LL20210425）
尽管影视行业“流量至上”的泡沫正在被吹散，但身体资本的概念却得以保留。面对高度不确定的职业竞争与缺乏保障的职业发展，医美以“投资”为名安抚着个体焦虑的内心，却也在暗地里迎合不断变化的审美趋势，加深并巩固了以“颜值”为基础的行业规范。相较而言，在文化建构中，女性更可能处于性别化展示的位置，美貌通常是女性的标志性资本（Mears，2014）。这也使得女性需要对自身外表投入更多，严格地遵循父权主义与商业文化的规范，并承受着更加严苛的评价与挑选。然而，资本推动下的容貌收益并没有抵达女性主义所追求的性别平等。对于女性身体的严格审查无处不在，并最终落入一个用金钱来衡量、由资本所创造的不平等社会中重新排名打分，歧视和偏见从未消减。
（二）可购买的职场晋级券
在更加日常的职场中，“美貌溢价”也并未缺席。女性的外貌被视为可衡量的个体人力资本，由资方权衡打分。在东亚社会，女性的身材与外貌容易被频繁地打量与评价，这增加了女性对自我物化的易感性（Vulnerability），也产生了更多的身体耻辱感与社交焦虑（Wu et al.，2022）。这种习得性的容貌自卑容易带来女性人力资本的贬值，反而增加了医美的效益。孙娟就是一位这样成长起来的典型女性。
“在医美前我不喜欢照镜子，因为丑陋的痘印像标记一样时刻提醒着我的不完美，我始终不够自信。我用过化妆品，但是常年用底妆遮盖皮肤反而加重了皮肤问题。我购买了点阵等一整套医美项目，皮肤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而且效果很稳定。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水光针、皮秒等项目成为我定期要做的保养项目。我感觉医美‘照亮了我’，它使得我和他人交谈更加自信了，在上班销售过程中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更饱满了。”（SJ20210315）
“审美劳动”被用于描述劳动力群体中愈发可见的对于容貌的关注。伴随着产业结构向信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外貌作为个体“软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企业筛选、劳动安排与消费者期望下的市场环境所共同赋分（Mears，2014）。企业往往会招聘同自身文化契合的员工，借由对外貌及一系列身体展演（如着装仪表、处事风格等）的严格把关，将员工塑造为“品牌增强剂”或“行走的广告牌”以增加自身竞争力。身体展演成为公司风格区隔以及个体寻找归属感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美”的定义，因此也延续了社会中充满阶级、性别不平等等诸多领域的歧视性规范。例如，在我国存在外貌与收入的“高跟鞋曲线”，女性会因为不漂亮和太漂亮受到惩罚，但不变的是父权文化下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审查（郭继强等，2017）。如此，身体实践与物质世界形成了互构，并实现了经济与市场对社会关系的嵌入。
孙娟与璐璐对外貌的投入，利用了男性审美下的传统文化规范试图将她们的女性气质打造为一种具有价值的资本，因此其行为具有策略性。在传统认知中，社会构建的性别规范通常是，女性身体是比男性身体更有价值的一种资本。然而继续将女性的身体作为资本，可能会延续性别不平等，并背离女性渴望自我发展的初心。首先，这一行为强化了身体和女性主体性之间的文化关系，延续了男性/头脑和女性/身体的二元认知，可能会进一步将女性排除在男性占主导的更有权威、地位更高、报酬更高的领域外，并加固其性别化展示的地位。例如，国内外研究发现，身体的优势使得女性更可能成为临时工作的员工，但在管理岗位上则不那么多见（费舒澜，2016）。当前，随着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性的加剧，“美学劳工”（Aesthetic Laborers）的范围正在扩大，这些职工们的身体与人格被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共同在市场上出售（Elias et al.，2017）。医美并没有触及资本的底层逻辑，反而成为资本的控制工具，进一步巩固、加强了美丽的霸权地位。
三、日常生活领域中的身体“完善”与自我管理
随着身体成为现代社会中自我建构的重要来源，“完美”——一种基于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及 高度的自我调节形式，也在不断拉高社会对于身体的要求。作为一种新自由主义文化下竞争性个人主义精神的渗透，“完美”正在成为当代女性气质的共同标准（Harris，2004）。即便是在最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身体的实践也嵌入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的共同书写。囿于严苛的美丽理想，个体需要自律地进行自我管理，对个体资本进行精细计算，并保有对可能损失的恐惧。尽管日常生活领域中的身体实践不像在婚恋与职场领域中那样具有目的性，但由于其影响长久而深刻，成为揭露“医美热” 何以持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美丽理想与“完美人生”
何丹曾是一名狂热的医美爱好者，她曾渴望成为明星——一个理想中的她者。然而医美行业的良莠不齐，使她获得的却是一张不符合人体美学的脸。那时的她感到晴天霹雳。
“我当时特别希望整成某某（明星）那个样子，但是第一次面诊就被顾问‘打击’得觉得自己不换脸都没法好好生活下去，开眼角就成为我人生第一台医美手术。从18岁开始整容至今，开眼角、垫鼻梁、磨骨……几乎所有的整形项目，我都做过。但那次隆鼻之后，我的脸开始各种移位。当医生宣布我整容失败需要进行多次修复的时候，我觉得天都要塌了！”（HD20210214）
数字时代下视觉文化的流行，使得身体“美”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占据主导地位。身体的“完美”已经成为生活的某种理想道德，个体借此来判断自己的好坏与成败（Widdows，2018）。但美的理想愈发遥不可及——没有人可以一直做到身体的纤瘦、皮肤的紧致与光滑等理想形态，除非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美容干预。美丽理想如此地具有强制性，以至于随着越来越严格的身体实践成为常态，愈发难以被抗拒，继而带动了个体对身体管理标准的提高。当前，美已经成为一种伦理理想，成为个体建构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如此，当身体无法满足个体的理想自我时，医美成为何丹追求理想自我以及“完美人生”的方式。
在何丹整容失败后，丑陋的脸与失去价值、遭人厌弃的生存状况联系在了一起，并最终指向了个体发展机会的被剥夺（Talley，2014）。这种遭受社会不认可、失去地位和自尊的风险，使得何丹感到高度的紧张。她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尽管医美修复又是一笔高昂的费用，但她依然选择接受。
“我不敢面对父母，每次找他们要钱做手术，都会被大骂一顿。但是我停不下来了，不修复我就会越来越丑，真的变成个大怪物，我无法接受现在的自己，更无法接受自己再也不进入医美机构。” （HD20210214）
作为社会感知的源泉，身体同自我意识相勾连，发展出特定的具身性认同，这是医美发挥作用的关键。由于“自我”“社会”和“符号秩序”都是通过身体的工作而构成的，因此一个受到良好评价的身体就展现出它的价值。然而，当前过分强调身体与自我意识相勾连的流行文化，并没有使得自我实现真正的独立，反而增加了来自身体方面的束缚。就何丹而言，身体的改变成为个体渴望寻求新生活时不可绕开的仪式性存在。
（二）形象重塑与自我营销
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以及经济独立能力的上升，使其医美动机有所改变。女性的身体实践也被认为是个体自由的、个性化的政治表达，展现了现代女性对自我身体的掌控力（Aapola et al.，2004）。45岁的晓岚试图通过重塑身体的方式重新定义外界眼中的大龄未婚女性。
“我真的很不喜欢他们（家里人）说 40 多岁还没结婚时，脸上露出的那种尴尬的表情。之前工作比较忙没时间捯饬自己的时候，他们看到我憔悴的样子，就觉得我特别可怜、特别辛苦。我真的不想这样。我希望可以通过医美的保养改变大家（对于大龄未婚女性）的偏见，我过得真的很好。” （XL20220129）
晓岚的医美实践契合了第三次女性主义对医美的乐观判断，即在“悦己”消费的热浪中，女性开始关注如何用身体来表达自我，不管这一过程是否受限于消费主义（Elias et al.，2017）。女性以身体为象征进行的新的生活方式的实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女性试图从男性的控制中索回对自己身体的权利要求。与此同时，医美成为晓岚中产生活方式的一环，以身体塑造的方式重新打造个人气质，彰显个体品味，从而与年轻、流行的大众风格所区隔（Bourdieu，2002），并将这种外貌管理同自律、勤奋的道德认知关联起来。
“自然风格是我喜欢的，虽然要专门定制、价格昂贵，但是我能承担得起。我会觉得外表本身是个人生活风格的向外投射，另一方面也是自我管理能力的体现，一种对忙碌混乱生活的掌控。”（XL20220129）
在晓岚的观念中，理想的外貌体现了更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对应着更多的发展机会，是事业有成、财富自由的象征。这些都非常符合当前新自由主义下将身体作为资本并加强自我管理的话语形态。但正如既有研究所指出的，个体的消费目的并不在于消费本身，而在于呈现自我生活、构建社会关系与完善社会认同，女性的身体消费是内化于消费社会文化之中的，并在社会关系的构建中得以验证（李升、李敏，2022）。无论是何丹对身体的自我责备，还是晓岚精细化的身体管理，实际上都围绕着美丽理想所带来的错觉——一种存在于想象中的、极可能交付即破灭的、对于生活的可控、向上流动的可能以及来自外界的尊重与认可。这种新自由主义文化所承诺的借由医美所达到的竞争优势，本质上是虚构而危险的，因为它煽动了身体处在非完美状态下的恐惧与焦虑，并且以时间、精力与资源的自我耗费为代价，但永远抵达不了期望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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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叶昕 李 婷 杨 阳
既有研究关注“医美热”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但难以回答“医美热”何以持续的理论问题。为此，文章采用希林“肉身实在论”的理论框架，关注身体生成性特征与社会约束性特征之间的联系，并基于某中高档医疗美容机构的田野调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文章认为，借由身体实现的医美与社会结构的互构使得“医美热”不断持续。在这一过程中，散见于不同生活领域中同美貌相关的歧视性社会规则，如亲密关系领域中“郎才女貌”的婚姻标准，劳动力市场领域里的“美容溢价”，以及日常生活领域中外貌同个人发展机会的关联，使得美貌不断累积优势，并抬高个体寻求医美的意愿。而新自由主义文化下的医美实践，则借“赋权”与“自由”之名，以个体主体性的身体改造为代价，更以其他未经身体修饰的大多数人的身体贬值为代价，利用、加深并巩固了前述隐蔽的社会歧视性规则，以最大化身体修饰的效益。这或许是理解当前“医美热”争议的核心。
责任编辑：王元腾
《当代青年研究》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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