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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低欲望躺平”：全球图景、影响因素与引导策略

吴 瑛 孙蔚航 当代青年研究
2024-09-04


摘要：在全球图景下，  以“躺平”为代表的青年低欲望现象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文章聚焦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巴西、印度、南非等国的青年低欲望现象，展现了世界各国的差异化表现， 并剖析其产生原因。研究指出，全球青年低欲望现象的形成受到外源性因素和内源性因素的影响。其中，外源性因素包括经济下行时期青年就业困难，宗教信仰和社会文化中的男权色彩，以及社会舆论对“躺平”的负面评价 ；内源性因素包括与青年关系紧密的初级群体的基础素养，以及青年对教育体系和社会现状的不满，而且部分青年的低欲望表现已成为他们抵御社会异化的另类方式。研究提出，面对这一全球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我们既要承认青年低欲望现象的合理性，营造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也要通过政府、媒体、家庭和个人的多方联动，加强青年社交情感发展和能力培养，帮助青年从“躺平” 中站起来。


关键词：躺平 ；低欲望社会 ；青年亚文化

在全球图景下，“躺平”（常被译为 Lying flat 、Lie flat或 Tang ping）是世界青年低欲望现象的一种表现。当前，“躺平”不仅成为国内热词， 也成为国际舆论关注中国青年心态的一个重要议题。以“躺平”为代表的青年低欲望现象并非“ 中国专利”。世界各国出现了多种类似的词语，如英国的“尼特族”（NEET ）、美国的“ 回旋镖一代”（The Boomerang Generation）、日本的“蛰居族”（Hikikomoris ）、韩国的“独居一代”（Honjok）、印度的“沮丧劳动力”（Discouraged Labour Force）等。青年低欲望现象正成为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


青年低欲望现象表现为：对物质的需求减弱，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活动有限，以及对未来发展持消极看法和缺乏改变意愿等。青年低欲望现象持续发展， 可能带来诸多问题， 包括：一是可能引发青年产生一系列心理问题 ；二是增加青年受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排斥的风险， 极端情况下可能诱发犯罪， 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是导致社会人力资源不足和生产机会丧失， 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因此，青年低欲望现象不仅关乎青年个体发展与其家庭福利， 也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本文通过总结全球范围内青年低欲望的多元现象、产生原因， 以及世界各国的引导策略， 来为减少我国青年低欲望现象、引导青年健康成长与发展提供建议和启发。

一、青年低欲望“躺平”的全球图景


青年低欲望现象最早出现在欧美等西方国家， 之后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现象。近年来， 在巴西、南非和印度等新兴经济国家， 青年低欲望现象正在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议题。对这些国家来说， 低欲望现象不仅是一种青年亚文化现象， 还反映了国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性别偏见、种族歧视、福利分配等社会问题。


（一）低欲望社会的欧美渊源


有关“躺平”的概念， 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出现的“尼特族”。“尼特”是英文NEET（Not engaged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的音译， 是对不接受教育、不工作和不接受培训， 在社会边缘中游离的一类人的简称。“尼特族”有时也被译为“啃老族”。英国的“尼特族”与中国的“躺平”青年有着类似的行为表征， 二者都强调青年不工作、不参加社会实践、排斥社会交往活动的状态。但“尼特族”又与低欲望“躺平”不同， 前者强调青年的行为特征， 后者还关注青年的心理状态。20世纪80年代中期， 面对日益加重的财政负担， 英国开始进行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1986 年， 英国颁布《社会财政法案》， 对失业救济者的申请条件进行严格限制， 不再将 16 岁至 18 岁 的年轻人归为失业者， 这类年轻人不再享受由政府出资的失业救济金。1994年， 在一项针对南格拉摩根地区青少年的研究中， 研究者们先后用“Status Zero ”和“Status A ”代指这些年龄在 16岁至 18岁， 不处于任何劳动力市场状态的年轻人。由于“Status Zero ”和“Status A ”传递出较强的贬低和歧视色彩， 后来， 研究人员将该术语改为“NEET”（Istance et al. ，1994 ）。1999 年， 在英国社会排斥部（SocialExclusion Unit）发布题为《弥合差距》（Bridging theGap）的报告中，“NEET ”一词得到官方承认，并用以指英国年龄在 16岁至 18 岁的那些不上学、不工作、不参加职业培训的年轻人（Furlong ，2006 ）。2012年， 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Eurofound ， 以下简称欧洲基金会）发布了一篇题为《NEET：欧洲没有就业、教育或培训的年轻人 ：特点、成本和政策对策》（NEETs: Youngpeople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 Characteristics,costs and policy responses in Europe）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 欧洲基金会将“尼特族”的年龄界限扩大为 15 岁至 24 岁，并从五个方面对“尼特族”进行了界定，包括传统失业人群、低交流欲望人群、脱离社会人群、积极寻求机会人群以及自愿成为“尼特族” 的人群（Eurofound，2016 ）。由于“尼特族”既不通过学校教育或培训来提高自己的未来就业能力， 也不通过就业来获得职业经验，因此研究者普遍认为，“尼特族”极易遭受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排斥的风险。


北欧国家的青年低欲望现象与福利政策密切相关。1990 年， 艾斯平 - 安德森（Esping-Andersen， 1990 ）界定了三种不同的体制类型，以芬兰、瑞士、挪威等国为代表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典型的“社 会民族福利体制”， 该体制强调国家福利的全面平等， 追求公民福利的普遍主义和社会劳动的去商品化，力求构建一个能够囊括所有社会阶层的普遍的保险体系。自 2013年至今，北欧五国在每年的世界 幸福指数排行榜上都位列前十。在高福利体制下， 北欧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逐渐趋于扁平， 社会文化崇尚个体按照内心意愿， 而非为了生存去做不喜欢的工作， 或为社会正常运转而结婚， 因而逐渐形成全民“躺平”的状态。


不过， 国家福利全面平等的前提是雄厚的税收基础和高就业率。北欧青年长期的“躺平”状态使得这些国家常年保持着较低的出生率， 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 国家抚养比（指国家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的比值）逐渐失衡， 这些福利国家正面临长期的财政压力。在意识到青年失业率上升和巨大的财政压力时，北欧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激励措施鼓励青年完成教育、积极工作。2012 年， 芬兰教育和文化部颁布了一项青年保障计划，该计划规定，芬兰 25 岁以下的失业青年，如果没有完成职业培训或需要职业培训， 都会得到一个定制计划， 该计划旨在为年轻人分配工作岗位， 帮助他们完成教育并找到工作（OECD，2018）。挪威的劳动和福利管理局（NAV ）综合就业和社会服务部门专门 负责为青年提供服务和支持。自 1994 年起， 该服务机构始终负责与处于“尼特”状态且未完成高中教育的 21岁以下青年保持联系，帮助他们定制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Albæk，2015 ）。而近年来，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体制正由“去商品化”向“再商品化”过渡， 通过追加社会投资的方式提高处于劳动力市场边缘人口的参与率，力求降低青年尼特率。


美国青年的低欲望现象在 2008 年前后开始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时期恰逢美国遭遇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众多企业宣告破产，社会失业人数增加，社会贫困率骤然上升，许多美国青年难以负担高昂的学费和生活成本， 纷纷选择退回家中， 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描述青年生活状态的新词语“ 回旋镖一代”（The Boomerang Generation ， 也称“归巢族”）开始流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从 2007 年起， 美国“尼特族”人群数量不断攀升；2010 年， 美国青年“尼特族”比例占全部青年人口   的 15.2% ， 达到了历年统计值的高峰（The World Bank，2023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 7 月，仍有 52% 的美国年轻人与父母一方或双方居住在一起（Pew Research Center，2020 ）。近年来， 美国青年的低欲望现象也有了新的发展， 许多美国青年选择自动降低欲望， 不对物质生活抱有较高期待，转而追求精神愉悦和满足，进入一种“积极失联”（Active Disconnection ）状态。“积极失联” 是指青年出于个人选择而非环境因素， 在毕业之后不进入工作岗位， 或在工作中离职后不继续寻找下一份工作，以间隔年（Gap Year）方式保持较长时间的断连状态。近年来的流行词语还包括“燃尽一代” （The Burnout Generation ），指的是年轻人面临高压、焦虑和精疲力尽的状态，这导致他们对事业和成功   的追求兴趣降低， 倾向于寻求平衡、自我关怀和内心满足（Petersen，2019 ）。还有美国青年的“ 四分之一人生危机”（Quarter-lifeCrisis）， 指美国青年在成年之后面临困惑和不确定， 对未来的方向和目标产生怀疑。


（二）低欲望社会的东亚发展


源自英国的“尼特族”不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独有的青年现象。20 世纪 90 年代，青年低欲望现象在东亚国家开始兴起，并逐渐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其中，关注度最高的分别是日本的“低欲望社会”和韩国青年的独居现象。

“开放经济”下日本青年群体出现低欲望现象。在日本， 最早将青年低欲望现象概念化的是精神病学家斋藤环（Saito Tamaki）。1998 年， 斋藤环发明了“蛰居 ”(ひきこもり) 一词， 用来指代以社会（教育、工作、友谊）退缩和回避为特征的行为和心理状况。他将那些将自己持续地隔离和禁闭在家中，避免出现在公共场合、避免产生社交关系， 自我封闭时间至少达到 6 个月的年轻人称为“蛰居族” （Hikikomoris ）（Saito ，1998 ）。“蛰居族”在英语中被称为“shut ins”， 译为“社会退缩人群”。这个词来源于两个动词：hiku——关闭和 komoru——隔离自己。“蛰居族”意味着一个“故意”将自己从社会领域中关闭的主体。这一概念将“蛰居族”视为有意志力的主体。在日本媒体的描述中，“蛰居族”通常是日本中产阶级的子女， 他们回避所有的社会接触， 无限期地退缩到自己的卧室或者配有网络电脑的空间，“蛰居族”寄生在家庭之中，直到耗尽家庭的所有精力和财产（Wilson，2010 ）。


“蛰居族”是青年低欲望现象在日本本土化发展下的一种极端现象。但并非所有青年群体的低欲望 现象都如此极端，与“蛰居族”同时受到关注的还有其他词语，例如“御宅族”“乐活族”等，这些词 语也不同程度地承接了“尼特族”的文化症候。“御宅族”（Anime Otaku ，也称 Nekura）亚文化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此时正逢日本文化产业的繁荣时期，互联网和新技术的高速发展催生了一大批钟情于 与电子游戏、动漫、杂志等密切相关的亚文化的年轻人（Okamoto，2015 ）。同样是对人际交往缺乏兴致， 但与“蛰居族”相比，“御宅族”的年轻人拥有明确的个人爱好，他们长期沉溺在虚拟世界中，现实犯罪可能性较小。此外还有“乐活族”（LOHAS ），“乐活族”本意指那些追求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人群， 在传入日本后，“乐活族”常用以指代日本的中产阶级或高收入人群，在获得一定的财富积累后，他们不追求财富的占有和物质享受，而是向内追求精神升华和自我价值实现（Nishio et al.，2014 ）。近年来，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 日本的“低欲望社会”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社会或文化边缘人。这与“超老龄化社会”下，年轻人需要承担财政责任和他们的财务负担加剧有关。


高等教育普及背景下韩国青年独居现象加剧。韩国也常用“尼特族”指代本国的低欲望青年群体。但与欧美的“尼特族”不同，韩国“尼特族”在年龄构成和学历水平方面都有独特之处。首先是“尼特族” 的年龄界定。韩国法律规定， 本国 20 岁至 28岁的男性青年必须服兵役。在义务兵役制度的背景下， 韩国现有的研究大都倾向将“尼特族”年龄谱系扩大到 15 岁至 34岁（Noh & Lee ，2017 ）。其次是构成“尼特族”的人群教育水平的差异。在西欧国家，90% 的“尼特族”是由那些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组成，而韩国的“尼特族”中却存在着一定比例的高学历人群。


韩国社会普遍认为，只要年轻人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就可以选择高质量的工作，摆脱“尼特族” 的标签。这种社会观念引发了韩国青年对高学历、高技能水平的狂热追逐。由于韩国的大学和企业通常集中在中心城市（如首尔和釜山）， 为方便就读， 许多学生选择在中心城市独自租房居住， 以专注学业和职业的发展。然而， 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面临的不安全因素和风险也正在增加， 他们同样面临失业和低水平就业的困扰，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 高等教育与高层次就业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以往那样确定和稳固。为获得更好的工作， 韩国青年在毕业后大多选择继续租房独居， 参加更多的考试，获得更多技能证书来加持自身。随着毕业和就业之间的过渡期不断延长， 韩国青年在就业市场上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并且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这也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失踪的中间人”（Missing  Middle ）。

韩国的“尼特族”还表现在独居文化上。20世纪 80 年代， 韩国的“一人家庭”（OPH ）现象引发关注。最初的“一人家庭”大多由韩国的中老年人构成。21 世纪初， 韩国的“一人家庭”年轻化态势愈发显著（Ho，2015 ）。2010 年前后， 随着韩国青年对单身公寓的需求逐渐增加，年轻的“独居一代” （Honjok）应运而生。“独居一代”在韩语中被称为“独行侠”，这个词语依据不同的活动有不同的区分， 例如：hon-bap（独自吃饭）、hon-sul（独自喝酒）、hon-yeong（独自去电影院）和 hon-nol（不因独自一人而感到想家，享受与自己的互动）（Valle，2021）。与“独居一代”类似的概念还有“三抛族”（Sampo    Generation ）。秉持着抛弃恋爱、抛弃结婚、抛弃生子的观念，面对难以负担的房价和高昂的生活成本，“三抛族”选择终身专注个人事业的发展。


（三）其他新兴经济体低欲望社会的表现


诸多发展中国家也面临青年低欲望“躺平”现象， 其原因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也与农业发展转型升级、劳动法规定女性工作时间以及种族之间机会不平等等因素有关。其中有些因素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些则具有各个国家的特殊性。


印度正面临“沮丧劳动力”危机。印度将完成了教育和职业培训， 但既没有找到工作， 也不主动寻找工作的年轻人称为“沮丧劳动力”（Discouraged Labour Force）， 他们常被视为脱离劳动队伍的“非 劳动力”群体。近年来， 虽然印度青年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持续增加， 平均受教育年限也有所上升， 但印度青年劳动力参与率却呈下降趋势（Mehrotra & Parida，2021 ），“沮丧劳动力”规模正逐年增加。“沮丧劳动力”群体给印度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游行示威（Bhattacharyya & Nair，2019 ）和青年犯 罪率上升（Parola & Felaco，2020 ）。


“沮丧劳动力”现象与印度的农业机械化发展有关。在过去二十年中，尽管印度经济增长较快，但未能为不断增长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创造充足的工作岗位。2012 年至 2019 年，印度的青年人口数值由900 万增至 2400 万（男性为 1900万，女性为 500 万）。与此同时，印度“沮丧劳动力”的人口总数也在不断增加。截至 2020 年， 印度“沮丧劳动力”人口总数已高达 350 万。在印度的中央邦、恰蒂斯 加尔邦、比哈尔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北方邦、西孟加拉邦和旁遮普邦等较为贫穷的地区，“沮丧劳动力”的现象较为明显。印度大多数落后的邦进行了农业结构化转型， 农作物栽种和抢收不再依靠廉价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 这使得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锐减， 农业部门的就业岗位数量也以每年约 450 万个的数值急剧下降， 印度农村地区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印度这些较为落后的邦在寻求农业发展转型升级后， 工业化发展进程缓慢，无法为失业人口提供较为充足的非农产业的就业岗位。这最终表现在，在全印度范围内，用以维持建构转型所设立的非农业部门的就业岗位在过去 15 年间并没有大幅增加（Mehrotra & Parida，2019 ）， 这些失业青年游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 既无法找到专业技能工作， 也很难靠劳力养活自己。


劳动法导致企业裁员困难、雇佣成本高昂， 加剧了印度“沮丧劳动力”现象。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 印度的劳动法繁杂而严苛。一方面，企业在辞退工人时，不仅要经过繁琐的政府审批程序，还要交付极高的辞退补贴。2020 年， 印度颁布新的《劳资关系法》， 新法案规定， 在未经政府事先批准的情况下， 只有职员数量超过 300 人的印度企业才可以解雇工人或关闭工厂。这一规定虽然为印度的大型企业解雇员工提供了便利，但对于广大的中小型企业来说，辞退员工的成本依旧高昂。另一方面，印度法律对正式工人的劳动时间有着严格规定， 超出规定的工作时间不仅需要支付加班费， 还有可能因被举报而支付高额罚金。因此， 印度企业往往更青睐雇佣价格低廉、无须支付加班费的临时工人，大批完成教育的印度年轻人找不到稳定的全职工作，只能每日在人才市场上游荡。


劳动法规定了印度女性的工作时间，导致女性“沮丧劳动力”现象显著。1999 年， 印度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LFPR ）为 34.1% ，而到了 2011年，该数字已经下降到了 27.2%（Verick，2018 ）。另据印度统计和计划执行部数据，2021 至 2022 年，印度城市和农村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仅为25.1% ，落后于巴西、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MOSPI，2023）。印度女性的工作机会和工作意愿同样受到本国劳动法的限制。1948 年的印度《工厂法》规定，任何工厂都不允许在夜间 10点至凌晨 5 点之间雇佣女性。2016  年，印度对《工厂法》进行改革，出台了《示范商店和机构（就业和服务条件管理）法案》。新法案规定， 只有企业提供女厕所、休息室、夜间托儿所和门对门的班车接送等服务， 女性才可以上夜班。这些措施虽然为女性工作者谋求了较为完整的就业福利， 却增加了企业雇佣女性的成本，无形中增加了女性求职的难度。印度企业在招聘时往往因怕承担风险而将女性排斥在主流市场之外， 对求职女性抱有极大偏见。这种性别歧视是造成印度男女就业差距明显的主要原因（Deccan Herald，2022 ）。企业的偏见以及家庭对女性的就业期待导致女性只能从事特定职业， 这限制了她们的发展前景， 也使得许多印度低薪女性被迫失业，不再寻求个人发展，而是专注于操持家庭事务。


南非的“尼特族”主要由有色人种构成。南非是非洲青年失业率和青年尼特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有色人种是“尼特族”的主要构成人群。2001 年， 南非“尼特族”的人数达到 316 万（34.0% ）， 到 2011年增长到 320 万（30.8% ），而在最新的研究中，南非“尼特族”已经达到 330 万（33% ），这一数值在南非黑人中甚至更高（Holte et al.，2019 ）。在南非学者恩戈马的研究中， 南非黑人（33.1% ）和有色人种（32.1%）的尼特率是白人青年的三倍（ 11% ）， 黑人青年成为南非失业、贫困和不平等三重风险的主要承担者（Mngoma，2023 ）。


最初， 南非出现的大范围“尼特族”与其曾经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有关。南非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地矿资源，经历了数百年的战争和被殖民时期。1948 年至 1991 年间，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白人掌握政治经济权力， 人口占比最大的黑人作为劳役为白人工作，其余有色人种则从事其他低廉劳动。直至 1994 年，南非第一次全民代表选举大会举行后，才真正进入和平年代。1996 年，南非“尼特族”的人数达到 205 万（25.1% ），此后这一数值依旧不断攀升。和平年代的南非人口众多，在多种族、 多语言、多宗教信仰的背景下， 经济和社会的差距与隔阂仍存在于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 其中较为明显的是教育资源的差异与隔阂。


南非教育资源之间的差异反映出南非社会经济特权、地理位置和种族之间机会的不平等。南非 的富人阶层往往将其子女送入授课规模小、管理水平高的私立学校， 这部分学生仅占南非学生总数的 20% 至 25% ， 绝大部分学生只能进入教学资源缺乏、设施不合格的公立学校。这些学生在没有完全掌握基础的计算和识字技能的情况下匆匆升入高年级， 他们往往无法顺利通过国家高级证书（National  Senior Certificate，NSC ）考试， 只能在被迫淘汰和主动退学之间做出抉择， 在家庭和社会之间游移， 最终成为“功能性文盲”。然而，南非社会普遍更愿意接受技能经济的正统观念，强调“提高技能”的重要性。在南非用人单位追求高学历的背景下， 众多黑人青年无法获得可持续的收入， 最终被迫成为“尼特族”（Cloete，2009 ）。近年来， 许多年轻的南非黑人青年常常通过游行和暴力示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些社会运动正逐渐成为一股对抗国家的力量。


巴西的尼特族普遍存在于妇女中。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表明，2014 年时， 巴西 15-24 岁青年的尼特率约为 15.5% ，而到了 2017 年，该比例便已达到 30%（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17 ）。这并非劳动力市场的问题， 而是性别和阶级交织在一起产生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相比于其他人， 巴西黑人女性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存在更大的困难， 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障碍为巴西黑人女性的就业带来了更为明显的结构性困难， 因此她们不得不选择借助婚姻或生育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迪亚斯 （Dias ）和瓦斯康塞洛斯（Vasconcelos ）依照年龄和性别对尼特族进行分类统计后发现， 在所有年龄组 中，女性尼特的比例均高于男性尼特 ；而在 18 岁以上的人群中，女性尼特的比例则明显增加 ；这一性别比例的差异在城乡之间表现得更为明显（Dias & Vasconcelos，2020 ）。另外，相比于白色人种， 巴西黑人女性青年的尼特率更高。在最新的研究中， 西蒙斯将巴西尼特族按照肤色分类后发现，28% 的年 轻尼特是贫穷的黑人妇女（Simões，2020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巴西女性尼特都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 梅洛等人发现， 巴西女性尼特投入了许多时间从事“看不见的”工作，例如承担家务劳动、养育子女、 照顾老人等（Melo et al.，2007 ）。总体来说， 巴西“尼特族”有四个主要特征 ：受教育水平较低、以 有色人种为主、居住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已婚已育。


二、青年低欲望“躺平”的影响因素


“躺平”现象作为当代青年群体的一种生活态度，其形成不仅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外部因素有关， 同时也受到内在因素驱动， 包括亲朋好友等初级群体的支持、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以及个人价值观的转变等都可能促使青年主动选择低欲望“躺平”。


（一）外源性因素促成青年人被迫“躺平”


青年低欲望现象与经济危机导致的“就业难”有关。不工作是低欲望“躺平”的典型特征之一， 全球经济不稳定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使得许多青年陷入被迫“躺平”的境地。由于青年通常受 雇于对经济周期敏感的行业部门， 因此在经济衰退时期， 青年劳动力市场常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Islam & Verick，2010）。国家的就业形势、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等因素，使一些年轻人难以获得稳定的就业机会，迫使他们选择暂时放弃追求更高的抱负， 寻求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意大利学者布鲁默等人针对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 38 个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的青年失业情况的研究结 果显示， 经济危机对青年失业率和总体失业率的影响都是高度持久的（Bruno et al.，2017 ）。其中， 青年失业率受影响的程度相对较高。美国学者莫罗和米特拉的研究则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分析范围， 他们对 2009 年前后 10 年间东欧和中亚地区共计 20 个国家的“尼特族”进行了调查， 发现从 2000 年 开始直到 2009 年，在有明确数据统计的 14个国家中，有 13 个国家的青年尼特率有所下降 ；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所有统计国家的尼特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Mauro & Mitra，2020 ）。两人的研究直接表明，经济危机是导致青年“尼特族”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东亚国家， 青年低欲望现象同样与国家经济的波动密切相关。以日本为例，20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在美国的财政扶持下， 日本经济快速发展，迅速达到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一阶段， 日本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点是终身就业和高福利保障。日本核心工人接受企业的内部培训， 他们与企业保持着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 离职率较低。与此同时战后婴儿潮带来的人口红利达到鼎盛， 他们成年后的就业和纳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前研一，2018 ）。这一代人的孩子在青年时期也因此受益于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 沉醉在高消费、高物欲的生活里（三浦展，2018 ）。80 年代后期， 受全球化和本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日本开始积极向后工业经济转型， 强调社会发展中的个人主义、商业主义和创新精神（Norasakkunkit & Uchida，2011 ）。1985 年， 日本政府发表《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公告， 这一公告预示着日本经济发展开始由以往的“管制经济”向“开放经济” 转变。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受国际全球化和本国激进的经济政策影响，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 日本政府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以减少企业用工成本。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 日本资本家与自民党结盟，故意重组日本劳工， 作为解决所谓的利润挤压的办法。1995 年， 日本雇主联合会（Nikkeiren ）提出对工人的分   类管理政策， 将工人分为核心工人、专业工人和低技能工人三类。除核心工人外， 专业工人和低技能工人随时面临降薪失业的风险。这些激进的措施直接造成日本的贫困率在 20 年内急剧增长， 并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巨大的财富和收入差距（Driscoll，2015 ）。面对不断恶化的就业环境和极大的生活落差，二 代青年群体对工作和生活形成消极颓败的心态，被动地选择降低欲望，最终演变为低欲望群体。


青年低欲望“躺平”现象与当地的文化背景相关。东亚地区的集体主义文化使得青年人在遭受挫折时往往选择暂时脱离集体， 通过不社交、不工作等“躺平”行为逃避所属群体的关注。以中国、 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强调集体主义和整体团结， 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相互依赖， 属于“相互依赖的文化系统”。在这个文化背景下，个人对自己的缺点非常重视，他们倾向于改善自己，从而使自己能够顺从群体的期望， 保持社会的和谐（Kitayama & Markus ，1997 ；Heine et al. ，1999 ；Morling et al.，2002 ）。也正因如此， 亚洲青年人对负面反馈的反应要比正面反馈的反应更持久。他们普遍通过走向边缘化来适应不对称的劳动力市场变化。这表现为， 青年人被困在非标准的工作中， 即使他们遵循前几代人的社会文化，其所得和回报也大大降低，但是他们仍在尽力符合主流文化的期望（Toivonen et al.，2011 ）。青年表现出的低欲望“躺平”其实是一种“退缩行为”（Withdrawing Behavior）， 这代表了行为动机的另一种方式——回避。亚洲青年普遍倾向于规避风险， 而不是承担风险， 个人行为更多地受到回避动机而非接近动机的影响。由于“躺平”的代价远远小于行动的代价， 因此也更容易获得青年群体的青睐。他们放弃体面的收入、基本的职业技能、完整的社会保障、重要的社交活动以及组建家庭的机会，表现出明显的“非社会”（Non-social ）而非“反社会”（Anti-social ）行为。


青年人低欲望“躺平”现象与当地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分工相关。受宗教信仰影响较深的国家和地 区，青年低欲望现象中的性别偏向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巴西，社会常遵循传统的性别分工和性别角色， 将男性置于生产领域， 而将女性限定在生育领域， 因此女性常感受到结婚或怀孕的压力， 从而被迫放弃学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土耳其也有类似的现象， 在宗教信仰保守地区，“尼特族”中女性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虽然土耳其试图通过教育改革来纠正这种现象， 但其教育改革也仅对宗教信仰保守地区的女孩产生积极影响。在这些区域，女性往往未曾接受过教育、未曾就业，或长期从事无偿劳动（Erten  & Keskin，2019 ）。在高度男权制的宗教背景下，社会观念往往从男性视角出发来要求女性的言行， 女性的社会活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女性往往被排除在拥有社会影响力的职业之外， 比如律师、公务员和法官等， 这迫使她们只能从事低薪且缺乏社会保障的劳务派遣工作。此外， 巴西和土耳其的宗教信仰也强化了妇女“必须保持纯洁和贞洁”“主要角色为贤妻良母”的意识形态。女性的生活环境和经济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中的男性成员， 婚姻被视为女性必须遵循的准则， 这从根本上限制了女性的工作意愿和劳动参与行为，使得女性的工作和培训成为“非必要”的事（Haktan et al.，2023 ）。


社会舆论的负面解读引发青年的反叛精神。媒体对社会现状和青年低欲望现象的负面解读激发了青年的反叛精神，“躺平”成为一种抗争的形式。媒体报道过于强调低欲望的消极影响， 使青年在信息接触过程中感受到社会期望的沉重压力。这种过度强调可能导致青年产生情感上的反感， 进而诱发对主流价值观的抗拒， 催生反叛精神。全球最完备的新闻及商业数据库之一的道琼斯 FACTIVA 数据库资料显示，在许多国家，诸如“尼特族”“蛰居族”“袋鼠族”等低欲望青年群体的形象往往是负面的。肯尼亚《旗帜报》将“ 回旋镖一代”称为“妈咪的终身宝贝”， 认为本国青年的低欲望现象是一种不健康的依赖症状。在西班牙，“尼特族”（Ni-ni ）已经成为一个被污名化的标签。虽然“尼特族”仍指代那些既不学习也不工作的人， 但媒体舆论认为， 该群体更多的是由那些既不想学习也不想工作的人组成（Serracant，2014 ）。韩国有关独居人群的社会舆论也常常是负面的。在韩国媒体的描述中， 独居是个人孤独和空虚的体现， 是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分离。独居者常与贫穷、无能等词语联系在一起， 他们被视为被抛弃和不光彩的代表（Valle，2021 ）。在日本媒体的描述中，“蛰居族”常被认为是懒惰的寄生虫（Parasaitô )（Overell，2018 ）， 媒体多将原因归咎于个别青年的道德缺陷，“尼特族”青年被描述为懒惰、可耻、没有价值、娇生惯养和没有工作动力的人群， 表现出低欲望症状的青年通常具有暴力倾向， 精神状态不稳定， 甚至患有精神疾病（Toivonen，2011 ）。青年的认同感和社会归属感受到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 媒体所呈现的负面解读导致青年对社会现实的不满， 认为传统的努力和追求并不能获得预期的回报。这种情感上的落差激发青年转而寻求新的身份认同和社会价值， 通过“躺平”等行为来抵制传统劳动观念，以此表达他们的反叛态度和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期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改变。


（二）内源性因素促成青年人主动“躺平”


青年人对现有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躺平”成为抵御社会异化的另类方式。低欲望“躺平”并不一定是消极的， 这也是青年突破常规， 寻求个性独立和自主性的一种表现。现代青年在互联网环境中长大， 从小接触丰富多元的信息， 对现代社会充满质疑和批判精神。社会加速运转将人机器化、将生命数字化，导致人类与自身、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分离，引发抑郁、焦虑、压力障碍等现代社会疾病。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 青年不再全盘接受，而是选择以一种反叛的方式抵制过度竞争和社会压力。


青年主动退出过度的求职和工作竞争， 追求更加丰富的生命体验。在美国， 青年开始对现有的长时间工作观念进行反思，拒绝“工作狂文化”。例如近期美国青年职场中风靡一时的“静默辞职”(Quiet  Quitting) 现象， 指员工在工作中拒绝额外的工作， 只做本职范围内的工作， 放弃超越自我的想法。在短视频平台 TikTok 上， 带有“静默辞职”标签的视频观看次数累计超过 1 亿次。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开始意识到自己有权重新分配工作和生活， 不再认同“把人生奉献给事业”的传统想法。在中国， 青年依旧保持着对生活的期待和向往，但并不希望自己被社会、生活压力裹挟着“ 内卷”， 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对过去的发展模式做出改变， 在工作中呈现出不完全躺平也不完全内卷的中庸姿态，“45 度青年” 一词也由此产生。与此类似的概念还有“小挣青年”：秉持人生不一定要大富大贵、小挣也挺好的生活   理念，不再盲目地追求快节奏的高薪工作，而是在慢节奏中理解生活的真谛，追求稳妥的生活准则。


青年主动抵制过度的社会压力， 注重精神的愉悦和内心的平和。在韩国， 青年未婚独居并不一定与较低的心理幸福感有关， 未婚独居者的生活满意度甚至高于未婚同居家庭。这不仅预示着韩国青年生活安排的变化， 也预示着以家庭为导向的韩国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独居也不必然与社会排斥和社会隔离等问题相关。虽然韩国的独居青年依旧与其原生家庭保持密切的联系， 但他们也有关系密切的朋友和熟悉的社交网络。独居逐渐演变成韩国青年获得作为初期成年人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认同的标志性行为（Jeong et al.，2012 ）。另外还有日本青年的“悟世代”(さとり世代）现象。“悟世代”是“宽松世代”的衍生词， 是日本社会从重视物质满足到重视精神幸福感的过渡期出现的新世代。“悟世代” 的青年对参加志愿工作的意愿较高， 对消费和物质则保持较低的欲望， 重视生活性价比。在中国， 不搞对象、不结婚、不买房、不要孩子的“ 四不青年”开始流行。从时间维度来看， 从极端负面的“丧” 文化到“佛系”“躺平”再到近期流行的“45 度青年”“四不青年”， 中国青年正经历从放弃一切欲望到追求可掌握物质的转变。


初级群体的基础素养影响青年人的奋斗意愿。初级群体强调长期的私人关系和感情联系， 特指那些与个人交往保持亲密关系的社会群体， 例如家人、伙伴等。由于人们受初级群体的影响较为深刻， 因此与青年人关系紧密的初级群体的基础素养常常成为青年“躺平”的重要内源性因素。研究表明， 初级群体的基础素养是促成青年人选择主动躺平的重要原因， 如父母的受教育水平（Odoardi，2019 ）、 就业情况（Zuccotti& O’Reilly，2019 ）、是否来自少数族裔（Zanfrini & Giuliani，2023 ）等。家庭成员 的基础素养直接关系到青年的教育水平、知识积累以及认知能力的培养。父母或家长在教育过程中所传递的认知和情感价值， 会影响到青年自身能力和未来发展的自我认知和信心。缺乏基础素养的家庭可能无法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并激发青年人学习的动力， 导致年轻人对知识和成就的追求动力不足。世界经合组织指出， 贫困家庭的尼特率往往是高收入家庭尼特率的四倍之多， 在高收入家庭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成为“尼特族”的概率更低（OECD，2015 ）。


初级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影响青年的奋斗意愿。家庭作为获取社会资本的重要渠道， 为年轻人 提供了获取信息、投资和资源的平台。拥有丰富社会资本的家庭能够帮助年轻人建立广泛的信息网络， 从而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源支持。相反， 社会资本匮乏的家庭可能影响年轻人的社会互动范围，减少他们获取外部信息和资源的途径， 进而影响他们追求欲望的动力和信心（Alfieri et al.，2015 ）。在南非， 由于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经济贫困现象在民主时期持续存在， 青年在获取有关工作和教育选择的信息时常常受到限制， 这阻碍了贫困家庭的子女职业选择能力的发展。工薪阶层的父母在进行教育和职业选择方面似乎表现出无能为力， 他们只能依赖于孩子们在学校获取的为数不多的专业知识。与之相反的是中产阶级家庭， 他们拥有强大的信息资源和连接资源， 因此更有可能获取专业的信息。南非学者克拉克指出，薄弱的社会资本最终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社会不平等（Kraak，2013 ）。


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初级群体可能具备相对较高的基础素养， 但群体成员的过度支持也会成为年轻人主动选择“躺平”的因素。在西班牙和日本，那些庞大的家族企业获得的经济收益为青年“尼特族” 提供了稳定又可靠的物质保障，这导致青年不愿脱离舒适区，进而影响到青年的奋斗意愿。而在韩国， 高收入家庭中“不活跃尼特”的比例持续上升， 这也表明， 较为优越的经济背景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年轻人追求职业发展的动力（Noh & Lee，2017 ）。


对教育体系的不满、模糊的职业规划影响青年的奋斗意愿。现代社会普遍强调教育和职业成功的重要性， 年轻人受到家庭、社会和媒体的期望影响， 渴望在职业领域取得显著的成就。不过， 当个人期待与现实环境之间存在落差时， 青年可能会产生挫败感、职业无力感和失望情绪， 最终导致青年内驱力不足， 呈现出低欲望“躺平”的倾向。那些不能顺应标准生活轨迹期望的青年，更倾向于成为低欲望人群（Toivonen et al.，2011 ）。另外， 青年本身的职业规划以及对学校教育的满意度也会影响其奋斗意愿。当年轻人在学校中获得有效的学习资源、和谐的师生关系以及实现自我的机会时，他们更愿意投入更大的热情实现个人抱负。相比于拥有明确职业愿望、对学校教育满意度高的年轻人， 那些愿望不明确、对学校教育不满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成为“尼特族”（Yateset al. ，2011）。


三、青年低欲望“躺平”的引导策略


（一）承认青年低欲望现象的合理性，营造宽松的社会环境


一是新闻报道减少对青年低欲望现象的负面解读。面对日益普遍的青年低欲望现象， 多国新闻媒体不再一味采取批评和驳斥态度， 而是采用更客观中立的态度进行报道， 承认青年低欲望现象存在的 合理性，阐述低欲望青年的贡献，降低社会对青年低欲望现象的恐慌。《华尔街日报》发文称，年轻人正在用 TikTok 和话题标签来表达他们的情绪。在这些与“尼特族”和“躺平”有关的 TikTok 视频中， 既有对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反思，也有刻薄的笑话。《卫报》称，诸如“摆烂”“躺平”“尼特族”等流行短语都反映了当今共同的社会情感（The Guardian，2022 ）。当年轻人使用这些词语时， 除了表达自己 的感受之外， 他们更想与具有相同感受的人建立连接， 他们正在寻求社会支持。美国广播公司称， 过去， 社会常用懒惰、依赖、缺乏独立性等词语形容那些既不上学也不工作， 整日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人（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2022 ）。但是， 秉持这种生活方式的年轻人并不一定是懒惰的， 他们也能够做出经济以外的其他贡献。


二是通过纪实手法呈现低欲望青年面临的社会风险。由于缺乏对青年低欲望现象的全面了解， 以 “尼特族”为代表的低欲望青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社会异类，他们承受着来自社会的偏见和歧视。在此背景下， 一些媒体选择与低欲望青年合作， 通过展示其真实的情感体验和生活困境，消除公众对低欲望青年的误解， 引导青年参与到社会生活中。韩国是最早对本国青年的低欲望现象进行跟踪报道 的国家之一。从 2013 年起， 韩国 MBC 电视台播出纪实综艺《我独自生活》(나혼자 산다), 该综艺 节目关注韩国青年的独居生活， 重在展示青年群体真实的独居状态。节目展示了独居青年的光鲜一面， 他们呼朋引伴， 生活看起来轻松又自由。但该综艺更注重讲述青年独居面临的困境和可能带来的风险， 如抑郁、酗酒、感到孤独等。《我独自生活》播出近 10 年， 在韩国社会中起到了文化调解的作用。一方面，韩国青年将其视为抵抗社会边缘化、降低社会不安全感的手段 ；另一方面，《我独自生活》也为 韩国公众打开了了解独居青年的窗口，增进了公众对他们的包容。


三是借助轻松娱乐的影视作品促进青年与社会接轨。相比于单纯的文字和音频， 影像带给人的记忆会更深刻。依托青年低欲望现象制作的影视作品， 不仅可以吸引年轻观众的注意力， 还可以通过情感化的表达方式触动观众的情感， 让他们更容易接受并思考其中的问题。无论是最早关于青年低欲望 现象的影视作品——法国喜剧电影《吾儿唐吉》（Tanguy）， 还是第一部将低欲望青年作为主演的美国喜剧剧集《硅谷》（Silicon Valley）， 包括后来开“尼特族”题材影视改编先河的日本连载漫画《请和我结婚》(マリーミー! ), 这些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影视作品大多是喜剧类型， 重在以轻松的语调讲述 低欲望青年面临的生活困境和社会风险， 呼吁社会探寻有效的解决方案。在这些影视剧的故事最后， 低欲望青年大多选择回归社会， 这也暗示了青年的低欲望现象只是短暂的文化现象， 青年最终要与社会接轨。

（二）政府出台激励措施，帮助青年从“躺平”中站起来


不工作是青年“躺平”的行为表征之一。为了解决本国青年因“就业难”而不就业的问题， 世界各国出台了多项激励政策，鼓励企业雇佣工人，解决青年就业难题。

一是政府兴建公共设施， 为青年提供就业岗位。政府可以通过兴建公共项目， 让青年参与到公共项目的落地过程中，缓解青年就业难题。美国“以工代赈”计划是最早通过为青年提供过渡性工作岗位，缓解青年就业难题的可行性方案。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 美国曾先后成立民政工程署（CCC ）和公共工程署（PWA ）。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 民政工程署负责招募失业青年从事植树造林、水患防治和道路建筑等短期的民用工程建设。公共工程署则负责招募失业青年修建学校、建设桥梁和堤坝等长期的公共工程。在美国经济动荡时期， 两个工程建设部门为美国青年提供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 极大地缓解了美国青年的就业难题。此外，“以工代赈”计划还增加了当地青年之间的社会联系， 减少了待业青年的孤独感，为增强当地青年的社会福祉做出了贡献。


二是将失业补贴转为企业补贴， 刺激青年求职和企业招工。企业是促进青年就业的重要环节。一 方面，政府可以缩减失业补贴，培养失业青年的职业技能，刺激失业青年尽快寻找新工作。另一方面， 政府可以提高对企业的补贴，刺激企业招收更多工人，缓解青年就业难题。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意大利经济出现停滞。为减轻贫困、增加居民消费支出、提振本国经济， 意大利政府推出“公民收入 计划”， 为本国失业人群和其他贫困人员发放补贴， 失业人群则必须参与由政府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2023 年 1 月，在国家经济好转的背景下，意大利政府以“补贴成本过高”和“阻碍青年求职意愿”为由， 对“公民收入计划”中针对失业人群发放的补贴进行了大幅缩减。2023年 5 月， 意大利出台新《劳动 法令》， 取消了针对个体农民、工人和小型企业的税收， 在 2023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 中小型企业以长期合同或学徒工合同雇佣残疾人和在“青年就业计划”（Iniziativa Occupazione Giovani ）中注册的 30 岁以下员工，便可获得税前月工资最高 60% 的补贴。相比于其他国家的企业补贴政策，意大利《劳动法令》对雇佣双方的限制很少， 操作简单易行， 刺激效果明显。《劳动法令》实施后三个月， 意大利就业人数增加了 52.3 万人，同比增长 2.3% ，总体失业率也逐月下降，其中 8 月份失业率下降至7.3% ，达到 2009 年 1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Reuters，2023 ）。

三是鼓励企业聘用长期工人， 降低员工流动率。稳定的工作可以提高年轻人对社会的满意度， 降低青年“躺平”的可能性。当前， 企业工作的不稳定性加剧了中国青年的离职和“考公”“考编”热。企业员工流动率一直处在较高水平， 不利于企业的长久发展和青年奋斗意愿的养成。鼓励企业聘用长期工人， 可以降低员工流动率和青年的“躺平”意愿。如图 1 所示， 日本是员工流动率较低的国家之 一， 这主要受企业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影响。从企业文化来说， 日本企业以聘用长期工人和拥有较多数量的长期工人为荣。为了能拥有更多的长期工人， 日本企业常借助“稳定雇佣”和释放留存收益两种手段。这具体表现在，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不轻易给员工加薪，但也不轻易解雇员工，雇主掌握最多的财富积累。而在经济低迷时期， 雇主则会释放经济繁荣时期积累的留存收益， 避免解雇多余的工人， 保证大部分员工都能拥有稳定的工作。从法律制度来说， 日本企业解雇员工的代价高昂。无故解雇员工或没有为解雇员工安排好后续事宜， 都被日本民众视为违反社会契约。失约企业除了面临声誉损失之外， 还有可能面临严重的刑事处罚。 日本的低失业率与本国员工的低流动率有关（Kotera & Schmittmann，2022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日本员工的失业率依旧保持在较低水平，青年失业率和中老年失业率不仅远低于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二者之间的差值也并不明显。

（三）搭建平台和多渠道联动，加强青年社交情感发展和能力培养


一是媒体引导父母树立正确的养育观念，与子女适当“断联”。父母对子女的溺爱和放纵，导致许多子女成年后的生活高度依赖父母的支持， 他们不愿踏出舒适圈独立生活。多国报道指出， 父母不仅要以成年人的方式与孩子相处， 还要适当与子女“断联”， 培养成年子女的独立性。英国《卫报》《每日电讯报》等媒体认为， 父母必须与居家的成年子女就是否支付房租、是否承担日常支出、是否帮助 做家务等问题进行谈判， 关注成年子女在家居住时产生的隐私问题。肯尼亚《旗帜报》、南非知名金融网站Netto Invest 等媒体则认为，家庭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家庭也不应该是躲避现实世界的避难所，而是整装待发的安全港。


二是开展招工招生心理筛查， 尽早发现青年心理异动。低欲望青年容易遭遇社会排斥和社会孤立， 他们患有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和做出过激行为的可能性更大。政府和机构可以通过早期的心理筛查活动， 及时发现青年的心理异常， 尽早干预， 帮助青年纾解心理压力。美国是世界上青年自杀率较高的国家之一，抑郁症是青年选择自杀的主要原因。为了遏制急速上升的青年自杀率， 美国政府推出了多项举措。2022年， 美国推出的新版“光明未来”计划（Bright Future）指出， 政府、社区、学校和企业等要加强对美国青少年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的事先筛查， 如自杀、抑郁、焦虑和不良行为等。同年，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CS ）还与教育部合作，将学校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纳入国家医疗补助范围， 从而降低学生心理治疗的成本。这两项针对青年心理健康问题推出的举措效果明显。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 10 岁至 24 岁的自杀人数同比下降 8.4%，25岁至 44 岁的自杀人数上升趋势大幅减缓，仅同比上升 0.7%（CDC，2022）。


三是搭建社交平台， 鼓励青年参与社会交往活动。政府是搭建社交平台的重要推动者。政府可以推出青年保障计划和相关激励计划， 汇集当地社区、企业和其他公益组织信息， 丰富青年了解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渠道，为青年社交提供系统化、结构化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法国国民教育和青年部面向本国 15 岁至 30岁青年推出“一个青年， 一个方案”计划（Un Jeune，Une Solution）。在法国政 府的支持下， 该计划的同名网站几乎覆盖了法国所有地区的活动信息，如志愿活动、公共服务、心理咨询等。适龄青年只要在网站注册并说明个人的活动意向， 便会收到来自当地社区、公益组织或专家的定向帮扶。截至 2023 年 5 月 30  日，“一个青年， 一个方案”网站点击量已突破 1400万次。仅 2023 年上半年，该网站就为法国青年提供了 90 多万次社会援助（Gouvernement fr.，2023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寄语广大青年“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面对青年低欲望“躺平”的现象， 我们既要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 也需要政府、媒体、企业、家庭和个人多方联动，激发青年的内驱力，培养青年的奋斗意愿。

责任编辑：徐浙宁
《当代青年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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