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离合式迁移：回不去的家乡与大城市的“诱惑”——以S地“211/985”高校研究生院校地就业为例

摘要

文章通过对东南沿海一线城市S地“211/985”高校研究生院校地就业的经验研究，探讨了高学历人才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文化两者间的选择过程，并提出了“文化离合式迁移”的分析框架，以期对高学历人才的就业迁移提供一种文化解释。研究发现，高学历人才根据自我发展的内在价值取向，在比较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文化的关系结构、行为模式与生活方式后，认为在求学所在地的现代市场文化中，个人将会有更强的发展自主性、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及实现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与之相对，在家乡所在地的传统文化中，他们可能会面临诸多发展限制，发展空间与发展潜力也比较有限。故而，高学历人才选择了与其价值取向契合程度更高的现代市场文化，也即留在了求学所在的院校地，而非返回家乡所在的生源地，文化离合式迁移由此生成。

关键词

高学历人才；院校地就业；传统文化；现代市场文化

一

问题的提出

与一般的劳动力不同，大学生作为人力资本的持有者，也称人才（Faggian et al.，2017 ；Florida & Mellander，2018），是保持地区经济活力的重要驱动力量（Abel & Gabe，2011）。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能留住大学毕业生的地区更容易获得人力资本的集聚性收益，而留不住大学毕业生的地区则会面临“人才流失”（Faggian & McCann，2009）及由此可能带来地区间差异扩大的不利后果（Marinelli，2011）。因此，如何吸引与留住大学毕业生成为各地亟须关注的重要议题。自 2017 年起，以武汉为代表的“百万大学生留汉政策”在我国掀起了新一轮的“人才争夺战”（聂晶鑫、刘合林，2018 ；岳昌君、邱文琪，2019），其争夺的焦点是相对稀缺的高学历人才（岳昌君、邱文琪，2019）。故而，若要实现对优质人才资源的争夺，了解高学历人才的就业迁移特点及行为逻辑就显得极为关键了。

曾有研究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生源存在着硕博等高学历人才“出逃”的现象，而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则对毕业生表现出更强的吸引力（赵晶晶等，2016）。那么，东部地区在吸引人才尤其是高学历人才的过程中，除了广受讨论的区域间经济水平差异之外，是否有其他要素差异叠加在其中值得进一步探究。事实上，在我国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上，而且也体现在文化发展以及观念等方面（张萍，2007）。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尤以率先进行市场化改革且当下仍在深度国际化的一线城市和地区，如上海、广东等地，与之相称的新兴社会主义市场文化话语体系（周怡，2021）也更为突出。反之，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其他地区，原有的传统文化体系特征则可能更加显著。对高学历人才而言，其就业地选择在文化层面上可能意味着选择在何种文化体系中生存、生活与发展。虽然有学者已经意识到文化是影响个人迁移的重要动机之一（Markus，2016），但在既有研究中，文化究竟如何影响高学历人才的就业迁移，其背后的机制为何仍旧不甚明晰。因而，有必要着重探究文化与高学历人才就业迁移之间的关联逻辑。

进而，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文化之间，高学历人才是如何做出就业迁移选择的？这种选择背后的文化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笔者基于对在东南沿海一线大城市求学并就业的“211/985”高校研究生的深度访谈资料，围绕其就业迁移决策的具体过程展开经验分析，以期揭示高学历人才选择留在求学所在的院校地就业而不返回家乡所在的生源地就业这一行为中所蕴含的文化意涵。

二

文献述评与分析框架

（一）文化与毕业生就业迁移

随着大学毕业生学历层次的分化，不同的地区特征对其就业迁移的影响也存在着些许差异。通常来说，一些研究者认为，地区的“硬”经济因素，如地区间工资差异（Faggian et al.，2006）、就业机会（Giacalone et al.，2019）等是吸引大学毕业生就业迁移的关键。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 地区特定的便利设施等“软”因素（Kooiman et al.，2018），如社会生活质量（Marinelli，2011）、自然便利设施（Dotzel，2017）、城市便利设施（Stephens，2019）等非经济特征也影响着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地选择。值得注意的是，高学历人才对地区的经济特征与非经济特征因素的考量略有不同。据对美国博士毕业生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学位获得者，他们更注重便利设施等方面的地区特征而不会因薪水更高就迁移到更远的地区（Gottlieb & Joseph，2006）。与之呼应，李锋亮等（2011）在对我国硕士毕业生的研究中也发现，在短期目标上，硕士毕业生更多的是基于对非经济性收益的考虑而做出就业迁移决定。其中，在地区的非经济特征中，文化作为影响高学历人才就业迁移的关键因素也开始有所显露。

不过，目前有关文化在就业迁移中的作用及其作用方式尚处在探索阶段。虽有研究留意到地区的文化丰富性（Whisler et al.，2008）、文化设施（Marinelli，2011）等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迁移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将文化利益，如文化机会与文化属性等，划归在地区便利设施的生活方式中（Hansen et al.，2003）加以考量，而较少有实证研究对文化在大学毕业生就业迁移决策中的影响展开直接的过程分析。国内也有研究试图引入“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等传统文化因素，但更倾向于将这些文化因子视为影响大学生区域流动的潜移默化的要素（王文波等，2012），没有对其间所蕴藏的文化逻辑进行深入探究。公钦正等（2021）在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类博士研究生的定性研究中指出，博士毕业生对地区的城市文化是否接纳、欣赏与认同将直接决定其就业地的选择，遗憾的是，也并未对此展开进一步的阐释。因此，对大学毕业生尤其是高学历人才就业迁移中的文化逻辑进行深入探讨更有理论必要性。

在文化与就业的相关研究中，Rivera（2012）首次从经验层面证实了在企业的招聘决策中存在着文化匹配（Cultural Matching）现象，尤其是雇主与求职者之间的文化契合度（Cultural Fit）或者文化相似性（Cultural Similarity）影响了雇主的招聘结果。此外，在文化与迁移的有关研究中，魏海涛等（2021）指出了“港漂”青年对香港地区所传达的价值观的认同及积极评价在维持其留港动机中的作用，并发现选择迁移的“港漂”青年追逐的实则是与他们内在信念相契合的香港文化空间，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契合性在地域空间选择中的应用。由此，本文尝试将文化契合度引入高学历人才的就业迁移研究，并分析高学历人才在迁移决策中是如何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评判和选择的。

（二）文化离合式迁移：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文化的夹缝之间

虽然文化是迁移文献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但在运用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如多被用作因变量或定义不清的问题（魏海涛、姚红，2021）。庆幸的是，着眼于文化分析的文化社会学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周怡，2008）为研究社会现象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一方面，文化社会学对行动意义的探索（胡安宁，2021）为理解文化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联指明了方向。当以文化社会学的意义诠释视角来认识个人行为时，一般会认为，个人行为背后的意义指向的是其潜藏于内心的价值观念（周怡，2021）。因此，就个人的主体文化层面而言，其所持的主观价值取向，即人们在面对各种事物现象等进行抉择或寻求行动方向的过程中，对有关“值得与不值得”的认识（翟学伟，1999），也即个人认为什么是“值得的”（Kluckhohn，1951）牵引了个人的具体行为方向。另外，由于“影响一个人做出什么样的价值选择，更多的因素是同他所处的社会文化体系有直接关联”（翟学伟，1999）。故而，作为文化主体的个人，其行为既取决于内在的主观价值取向，也受制于其所在的外部文化形态。

另一方面，周怡（2004）对文化社会学发展过程中有关社会学意义的文化概念做了非常好的梳理，提出了文化在结构意义层次上是由某些关系结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等构成的，从而为讨论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区别提供了分析依据。具体来说，随着市场化转型的不断深化，我国逐渐形成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文化并存的文化格局。就前者而言，在以“儒家伦理思想”（周怡，2021）为主的传统文化话语体系中，人伦的社会关系既包括伦理价值取向的“伦理的社会关系”（纪莺莺，2012）面向，也有同出于人伦秩序的人情（渠敬东，2019）社会关系面向。因此，在传统的人伦关系结构中，个人处在由人伦的社会关系所负载的伦理、情感以及人情的交换性（翟学伟，2021）之中，并因循着人伦关系进行日常的行为活动。就与之相对的后者来说，在以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和奉行契约文化的现代市场文化话语体系中，契约性的社会关系“解除了人对人的依附”，从而使个人成为更独立的市场主体（冯志宏，2007），契约关系结构中的个人可以相对自主地决定与构建比较平等的人际关系。除此之外，在行为模式上，个人基于相应的契约观念与契约制度（冯志宏，2007）参与市场活动，并依靠个人所具有的“市场竞争技能”（周怡，2021）公平地参加市场竞争。与此相伴而来的是，在具有自主型与开放型特征的契约文化（冯志宏，2007）中，个人可以体验到与传统文化相对不同的生活形态与生活方式。

而作为文化载体的个人也会在文化的不断创新过程中成为变体（费孝通，2004），更有可能在成长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主体文化性。故而，在面对外部不同的文化体系及其文化结构所指时，个人内在的主观价值取向也成为个人评估外部文化是否与其契合的参照和基线，进而做出更适合自己的就业迁移选择，由此，本文提出文化离合式迁移的分析框架（见图 1）。依此，本文从高学历人才的文化主体视角切入其就业迁移决策，并重点讨论高学历人才如何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做出选择，继而决定留在以现代市场文化为主导的院校地就业的经验过程。

结合本文的经验研究，笔者在此对其中的分析思路做初步的描述。首先，高学历人才在就业迁移时已经有了相对明确的价值取向，即为了个人的自我发展，这也成为个人判别内外文化契合程度的主要标准。其次，高学历人才依据自己在求学所在地与家乡所在地的文化经验，通过对两地文化中关系结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等的比较分析，发现这三个维度分别影响着个人的发展自主性、发展的实现方式以及发展的形态等方面，从而综合影响着个人对自我发展与两地文化之间契合程度的评测。简要来说：一是关系结构中所呈现出的约束性如“管我”“管不着我”等影响着个人是否能够获得发展的自主性；二是行为模式诸如靠关系抑或靠能力等关联着个人选择外部依赖或是内部依赖的发展方式；三是生活方式中对“一样”或“不一样”的涵纳，奠定了个人的发展形态如个人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以及潜力等不同方面。最后，为了追求更好的个人发展，高学历人才选择了与其内在价值取向更契合的现代市场文化，也即选择了留在院校地。

三

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本文从我国人才吸引力最强的经济强省或经济中心（聂晶鑫、刘合林，2018）中选取了居于东南沿海一线城市的 S 地为分析样例，并以在 S 地求学且毕业后留在 S 地就业的非本地生源的“211/985”高校研究生为研究对象，运用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寻找符合研究主题与研究要求的受访者，然后对受访者进行半结构式问卷的深度访谈。访谈分为两个阶段：在 2018 年 4—6 月进行了两轮试访谈，以调整和确定访谈提纲，然后根据试访谈的实际情况将受访者限定为 2016—2018 年毕业的研究生；正式访谈阶段集中在 2018 年 7—8 月和 2019 年 1 月。总共收集到有效样本 17 人，其中硕士研究生 12 人，博士研究生 5 人。样本对象的家乡所在地（即生源地），包括重庆、山东、青海、四川、吉林、浙江、安徽、甘肃、内蒙古、河南、陕西、湖北 12 个省份（含直辖市、自治区），其他有关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见表 1。

囿于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和对受访者的保密性，笔者在问卷访谈中匿去了受访者的真实姓名而选用化名。另外，鉴于本文属于笔者研究高学历人才就业流动课题的一部分，在此仅介绍与本文有关的访谈事宜，而和本文相关的访谈内容主要涉及个人如何看待就业地选择、个人对家乡所在地和求学所在地的看法以及选择在求学所在的院校地而不返回生源地的原因等有关问题，并从个人在两地的生活经验与求学经历等方面进行相对深入的细节追问，以了解塑造其个人认知与评价的现实经验来源。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文本重构，试图呈现文化在受访者就业迁移中的具体影响及其作用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王小鲁等（2021）对我国 2016—2019 年分省份市场化总指数排序的综合结果来看，较之于笔者所选的 S 地，受访者家乡所在地的省级市场化指数均低于 S 地。当然，地区间的市场化指数差异并不能完全代表地区间的文化差异，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讨论地区间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分异的指示器。此外，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在地区间的分布并不均衡（樊纲等，2011），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差距非常明显（姜巍，2019）；同时，东部地区的内部也存在着市场化程度差异。因而，为了尽可能地提高文化解释的有效性，本文将受访者的生源地地域范围扩展至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

就本文的研究对象来说，笔者发现高学历人才在考虑“去哪就业”时将视线转向了自身主体性的价值实现上，也即个人的自我发展成为其最重要的主观价值取向。比如，FLY 认为在影响她就业地抉择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她的发展和她将来的发展潜力，若仅仅是在某地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这对她的吸引力并不是很大。即便是对缺乏努力改变的“上进心”的 YG 来说，他对自己的基础期望也是在这个地区要有他的发展和生存空间，故选择就业地时他仍以个人发展为首要考虑点。

值得强调的是，高学历人才所希求的自我发展具有发展内容上的多维性，比如涉及个人的生活、事业、人生等诸方面，而且个人对发展的结果并没有明确或特定的限制，相对更注重过程的成长性与自我实现的可能性。相较之下， 当下从一份工作中所能获得的工资等经济性收益可能不是个人最重要的价值诉求。例如，HH 在当年做选择时是以对个人的发展会比较好以及个人会有所成长为主要参考，与能在多层面获得成长相比，她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工资”。

由于“去哪就业”的意义超出了获得一份工作的范畴，所以高学历人才对此事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DJF 这样讲道：“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决定你未来的职业发展、个人生活， 因为你去了那个地方对你的个人发展影响是非常大的。”（访谈资料：20180727S09）DNE 甚至认为这是“关系到后半生”的重大事件，因而她很在乎去哪就业这件事。那么，在何地会获得个人所期许的自我发展是高学历人才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基于深度访谈的文本资料，本文接下来将从经验层面探讨高学历人才在院校地就业中的文化逻辑。

四

关系结构：“管我”与“管不着我”

缘于个人在两地（家乡所在地与求学所在地）的关系类型以及关系性对个人产生作用的差异，个人认为回家就业所受到的约束更多，而在求学所在地则会更独立和自由。特别是当个人的发展与关系性之间发生冲突时，个人在求学所在地将会比在家乡所在地更具有发展自主性。虽然人伦关系与契约关系都具有关系性，但前者的关系性对个人形成的力量更强。尤其是人情关系的“粘套作用”（李伟民，1996），使个人一旦卷入人情网中就很难保持其独立自主性。与之不同的是，求学所在地的关系性使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拥有人际间的弹性与可控性，从而在关系性中获得更多的自决余地，使之更有可能掌控与实践自己的人生选择，主导自己的发展方向。

（一）关系类型：密切与松散

首先，相对密切的人伦关系对个人的独立自主性形成了一定的干扰，而比较松散的契约关系为个人保持独立性开辟了空间。由于个人在家乡所在地主要是以家人、亲戚等血缘关系为主的人伦关系，而在求学所在地则多是以同学等非血缘关系的人际关系为主，因而个人在两地的交往形态上存在着交往频度与密度的差异。YG 是这样解释的：“在家的话，亲戚朋友会多一点……在 S 地顶多就是同学什么的，偶尔大家会聚一下，但是在家的话就是今天去这个亲戚家， 明天去那个亲戚家，然后他们也会来你这儿……你交际的频率跟亲密程度会不一样。”（访谈资料：20180729S11）所以，较之在家的迎来送往， 他在求学所在地更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或不做一些事情，独立的时间和空间会相对多一些。

其次，应对家乡所在地的人伦关系在某种层面上也是一种“麻烦”，而个人在求学所在地则有可能借由地域间的距离避开一些人伦关系上的往来。如 YG 所说：“在家里……比如说你姑家的儿子要结婚，你不去也不太好。在 S 地就无所谓了，我可以说我在 S 地，太忙，回不去。”（访谈资料：20180729S11）因此，尽管返乡就业可能有“兼顾亲友关系”（刘彦林、马莉萍，2019）等方面的好处，但这种比较绵密的关系也可能使个人选择不回家就业。LTT 在谈到他选择不回家的理由时，这样讲道：“虽然照顾家里要方便一点，但是我是一个特别怕麻烦的人，因为就是你在……工作嘛，知道你在……老家的人都要来找你。”（访谈资料：20180714S02）

（二）关系性作用：束缚与自由

个人在家乡所在地会受到来自血亲关系的束缚与压力，尤其是当家人、亲戚等的想法与个人的发展设计产生分歧时，个人更可能会选择在求学所在地以保持自己的发展自主性。FLY 坦言她没有回家就业的可能，因为只要她回家，那就意味着她将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走自己觉得更有意义的那条路，而是会按照别人如她的父母或亲人等所设计的道路去走。倘若她不按“他们那条路走”，她又必然会受到来自家人、亲戚等方面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只要回去就是必然存在”的，“因为老一代的人还活着，你可能会受到他们的影响”。（访谈资料：20180731S04）反之，如果她留在求学所在地，她就可以利用这种空间距离来减少相互之间的直接相处次数：“离得近的话，你可能每周都要回家一次， 然后你要跟那些亲戚朋友相处，但是你如果在这么远的地方的话，你可能就一年比如过寒假的时候，和他们相处一次。”（访谈资料：20180731S04）这样就使她能够远离血缘关系圈的“打扰”，以在求学所在地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与实现自己“人生的很多不可能”。

同时，除了血亲关系的掣肘，个人在家乡所在地也要受其他人情关系的约束，而在求学所在地的契约关系中，个人可能更加自由。YZS 很清楚地知道他在求学所在地就业的前期会很痛苦，而且也挣不到什么钱，但他依然非常不想回家。因为在老家他将会陷入无尽的人情往来之中：“你在老家必须要人情世故嘛……很正常，必须的呀，你不认识谁，你就摆平不了事情，给你安排好……回家天天都有人安排一下子，天天喝酒，你不去人家还生气，觉得你不够哥们儿……在S地也要人情世故，但是……在 S 地大家都知道为对方留一个空间或者把握一个尺度，就知道怎么让别人舒服一点，在老家那边就……很多人情的约束。”（访谈资料：20180812S13）与其在老家被各种人情所“管”，他更愿意留在求学所在地，在这里只要他不违法，他可以“想干吗干吗”，而不一定需要和谁处好关系，是一种“没人管得着”的自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更有可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生活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

五

行为模式：“靠关系”与“靠能力”

相比较而言，在传统文化中的人情关系面向更为凸显的状况下，个人的行动过程与结果将直接受到人情关系本身的特征或属性的影响，通晓人情运作规范的“人情练达”成为个人需要掌握的一种技能（李伟民，1996）。但在现代市场文化的契约逻辑下，个人主要依于契约制度等既定规则行事，规则的力度或者说规则的效度与信度影响着个人的行动过程与结果，并且契约文化更重视市场主体在履行契约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其专业才能等的个人能力（冯志宏，2007）。故而，在某种程度上，上述两种文化体现了一种人情“关系与能力的较量”（王兴宇，2020）， 由此形塑了个人发展的两种不同实现方式，即回家就业多是指向人情关系的外部依赖，而在求学所在地就业则是指向个人本身的内部依赖。

（一）行动过程：“很麻烦”与“很透明”

从就业过程来看，个人回家就业需要遵循对人情的仰赖才可获得一份工作，整个运作过程很烦琐，而在求学所在地，个人更多的是依赖自己去参与市场竞争，过程相对更简化。YG 认为，若他选择回家，那他回去就业的压力就压在了父母身上，因为他父母“肯定”是要通过托人找关系的方式来“通一点路”，以此帮他找到一个相对好一点的工作。他虽不确定父母会帮他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但他很笃定父母“肯定会做这方面的努力”，实际上这个过程很“费心思”并且“很麻烦”。反之，如果他选择在求学所在地，他只需要依靠“自己的本事”去参加统一的考试，就可能获得一份与他的能力相称的工作，所以，相比回家找工作，他觉得在求学所在地找工作更简单一些。更重要的是，在讲规则的求学所在地，竞争过程也更公平。在 NN 找工作的过程中，她发现相比于“内幕太大了”的家乡所在地，求学所在地是相对公平的。因此，虽说老家也是在引进人才，但她的看法是“感觉未必都是在引进人才”（访谈资料：20180728S12）。

从日常生活来看，在家乡所在地做事情都要靠关系的方式让个人觉得“活得累”，而在求学所在地更多的是遵守比较“透明”的规则，生活起来很“便利”。LLY 解释道，改革开放后东西部地区在规则性上的差别比较明显，比如在东部沿海地区，政府制定了一定的规则后，政府肯定会遵守，而且规则都很透明，“政府做事都有很透明的一套流程公布出来……日常事务的话，你直接去网站查找，那一整套流程都会给到你，你只要按照这个流程走的话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访谈资料：20180724S06）， 但是在他们那边即使是小事情可能都不会按照规则去办，中间会设置一些障碍“让你去托人情、送礼之类的”，在这种环境中生活让他觉得很麻烦。因此，相较于在家乡所在地的“靠人情”，个人在规则性比较强的求学所在地可以“靠自己”。

（二）行动结果：“不一定”与“有可能”

在就业方面，依靠人情关系并不必然能获得与个人发展相契合的工作，而在可以靠能力的求学所在地，个人或许更有机会实现自我发展。仅就专业与工作的匹配性而言，YG 讲到老家其实并没有和他专业对口的行业可以让他进，若他选择回去，不一定有“什么好的选项”。不过，纵使回家可以进入与个人所学比较匹配的行业，那也可能达不到个人的发展要求。DJF 认为，若他回去，家里是有临近同行的亲戚可以帮他找一找工作，但他更看重就业地对他的自我发展能“有多大的帮助”。与“看关系”不同，在一个“看能力”的地方，个人觉得自我发展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大小以及是否在持续的努力。在 LTT 看来，相较于在办事情都要找关系的老家，他在求学所在地只要足够努力，就有可能一点点去实现自我的价值和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虽然他回家能找到比现在更好的工作，但他告诉自己“不要回去，就在这里，努力工作……”（访谈资料：20180714S02）。

在生活方面，虽然家乡所在地的人情往来可能使个人熟稔于人情规范，但在规则更透明的求学所在地，个人可以免于过度的人际往来，从而专注于对自我的培养和个人价值的呈现。与人情关系的外部依赖不同，个人在求学所在地成为自己的依赖对象，并且依靠个人能力就可能获得相应的市场地位与社会认可，故做好自己、提升自己是其关注的重点。在 FLY 看来，在求学所在地“不需要太多的社交”类的东西：“它是看你做出来的成绩……你可能不用那么多地去跟别人社交，然后不用那么多地去处理这些人脉什么的，只要把你的事情做好，人家就会承认你。”（访谈资料：20180731S04）

六

生活方式：“都一样”与“可以不一样”

相对来说，家乡所在地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偏稳态的“小城生活”，具有确定性、封闭性与单调性等特征，而求学所在地是一种有着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多样性等特征的“大城生活”，充满了变化性与活力，这两种不同的生活特征形塑着个人的发展形态，诸如发展的可能性、发展的空间以及发展的潜力等。换句话说，生活在“都一样”的家乡所在地，个人认为实现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比较低，发展的空间比较小，是一种有限的发展，而生活在“可以不一样”的求学所在地，个人获得更好发展的可能性会更高，并且发展的空间也更大，是一种无限的发展。

（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一方面，较之于相对“无聊”的确定性，不确定性代表着更多的人生惊喜与发展机会。YZS 并不否定家乡所在地的那种“小城生活”，只是他自己不喜欢过那种一眼就能从现在望到未来的生活方式：“你根本没有任何的不确定性，这就没什么意思了，虽然说现在工作找得很好，但是‘不好’也是它的不确定性之一。”（访谈资料：20180812S13）相比之下，他更想在求学所在地的“大城生活”中去追寻更多的不确定性，去体验“不一样的东西”和不一样的人生可能。此外，由这种不确定性所表征的发展性，也促使着个人远离家乡所在地那种“太确定性”的生活，而选择在求学所在地的不确定性中去“闯”。在 FLY 看来，不确定性让她觉得会有希望，并且她也很喜欢处在这种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将会是什么的“未知”状态中，“因为我觉得我还在发展， 我还在一个提升的过程里面”（访谈资料：20180731S04）。

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城生活的确定性抑制了个人对自己的人生设想，而大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则承载了个人的“梦想”，更符合个人对生活的想象和未来的发展预期。ZDD 认为，选择在哪就业基本上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而大城生活“就像一个虚幻的梦，你可以看到它，也可以触摸一下，但其实它跟你真正的生活还是有区别的。如果你回家了，就等于梦醒了，明白吧？这就叫做梦，说不定哪天梦想成现实了呢”（访谈资料：20180719S08）。因此，与家乡所在地那种“看得到”的发展天花板相比，个人更愿意追寻这种“看不到”的发展可能性。有关走出家乡所在地的理由，DJF 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在那边你真的很容易……看到你的（发展）上限在哪里。”（访谈资料：20180727S09）虽然目前他对于自己将要“达到什么样的层次算是达到（发展）目标了”并不是非常清楚，但他很确定的是自己要继续往前“走”，而不是“固定”在一个可见的位置上。当然，他也知道即使是在求学所在地，他也不一定必然会达到某种发展层次或发展高度，不过他觉得在这里至少有获得更好个人发展的可能。

（二）封闭性与开放性

封闭性与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两地的生活路径与生活模式上，相比之下，家乡所在地的生活相对比较固化，个人也很难从内部实现突破，而求学所在地的生活则更有弹性，为个人留下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和发展空间。

从生活路径来看，家乡所在地的可选生活路径比较有限，而在求学所在地个人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ZY 认为，比较重要的是“活成自己的样子”，但老家的生活是一种“应该活成什么样子”和“只能活成这个样子”的形态，缺乏活成其他样子的自由，若是在求学所在地这样相对开放的地方可能会比较好一些。特别是较之于家乡所在地所流露出的同质性约束，求学所在地的开放性传递的是一种含纳和包容，允许“不一样”的发生，从而为个人拥有更多的人生可能创造了条件。DNE的看法是在求学所在地可以与别人“不一样”，而不必跌入“所有的人都一样”的限定框架里，比如个人在求学所在地到 35 岁、40 岁再结婚也不算晚。同时，这种包容性也给了个人走自己的路的空间，如TA 所说：“总会给每个人一个活的机会。”（访谈资料：20180707S01）

从生活模式来看，家乡所在地的生活是缺乏成长性的，而求学所在地的生活更具有成长性与发展性。PA 谈到若他回家就业，那他以后的生活将会基本重复他父亲养他、他养下一代的模式；若是他选择在求学所在地则可能“完全不一样”，可选的范围更广，因而更有机会打破或跳出上一代人的生活范本。尤为重要的是，这种重复性的生活在个人看来是一种成长的“停滞”以及人生更多可能性的消弭。FLY 认为，她回家的话将不可避免地会按照父母、家人等的意愿，进入结婚、生小孩等固定的模式中，那她“可能就不是在发展了”。对此，她说道：“如果 29 岁我就开始结婚生小孩，那可能我在 29 岁的时候……就会感觉我的人生就已经结束了，以后的每一天都是在复制这一天。”（访谈资料：20180731S04）因此，如她父母那般平淡或平庸的生活模式是她想要打破的。不过，打破的方式在她看来是离开家乡所在地，而不是返回。

（三）单调性与多样性

一方面，相比于单调性，个人在多样性的生活环境中将会得到更好的成长。YZS 提到家里就是那些他从小都知道的“那么点事情”，而在求学所在地他可以接触更多有趣的事和新鲜的东西。这种“接触”或者“见到”对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HH 觉得她在求学所在地“多见一些世面”将会有助于她对事物的理解，因为她“见过了这个东西”。正如她所言：“我亲姑姑的女婿现在在家里搞融资租赁……她随便跟我一讲，我就大概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模式，它的赚钱点到底在哪里……它的未来走向可能是什么。你一眼看过去，你基本上就比较清楚。”（访谈资料：20190112S17）所以，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新事物的显现上，求学所在地的那种饱满的生活形态都为个人的成长提供了更多元的环境。

另一方面，较之于单调性所指示的有限性，个人在求学所在地的多样性中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和无限的可能，因而个人的发展潜力也更大。LYF 觉得求学所在地“非常丰富多彩”，有着各种层次的人和事，所以无论是在水平方向上还是在向上更高的层次上，“个人选择都有很多”，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努力，你就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访谈资料：20180801S15）。尽管这里房价很高、竞争很大，但个人看到了在求学所在地实现自我发展的前景，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由生活压力所带来的不适。比如，LTT 认为，虽然在求学所在地买房很难，但他并没有把这当作包袱，他坚信有一天他会买得起，“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当下他更注重在求学所在地所获得的个人发展。甚至，为了获得更好的个人发展，个人宁愿放弃家乡所在地的舒适生活，而留在需要努力奋斗的求学所在地。DJF直言，如果他选择回家就业，那么他在家的生活压力并不是很大，不过，若他想要自己的发展“更上一层”，他就需要做好在求学所在地“吃苦的打算”，并“时刻给自己前进的压力”。

七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 S 地“211/985”高校研究生院校地就业选择的经验研究，讨论了文化要素对高学历人才就业迁移的影响，探讨了高学历人才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文化两者之间的选择过程。研究发现，高学历人才的就业迁移是个人根据其内在主观价值取向与外部文化之间的契合程度而做出的文化离合式迁移。

首先，从高学历人才的文化主体性来说，他们更重视个人的主体发展，这使其对就业迁移的考量从单维的就业层面延伸至与就业相关的生活、人生等多个层面，个人对就业地的关注也超出了地区经济特征的边界。这一发现有助于理解既有研究中高学历人才为何对地区的非经济特征也比较注重，同时也为高学历人才从多种维度比较与评测文化对其个人发展的作用打好了经验基础。

其次，相较于家乡所在地的传统文化，求学所在地的现代市场文化可能更有助于高学历人才实现自我发展的目标。从关系结构来看，传统文化中的人伦关系与个人之间的紧密勾连在某种程度上对个人的发展自主性造成了一定的压制与约束，而现代市场文化中的契约关系则给予了个人更多的自由度与自主发展空间。就行为模式而言，在传统文化中通过外部依赖的人情方式寻求个人发展，不仅过程很烦琐，而且结果也具有不确定性，甚或这种方式也可能限制个人发展；而在制度比较透明的现代市场文化中，个人凭借内部依赖的方式参与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以谋求自我发展，过程更简单，并且也更有机会实现自我发展。就生活方式来看，在传统文化中生发出的“小城生活”使个人看不到更多的发展可能性，并且个人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也比较有限，而现代市场文化中的“大城生活”为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创造了更具可能性的条件，同时也有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发展潜力。

最后，从本文的经验分析来说，现代市场文化较之传统文化与高学历人才所持价值取向的契合程度更高。尽管在基础的价值取向上，个人的自我发展取向与现代市场文化的经济利益价值取向并不完全一致，但在结构意义文化层面，与传统文化相比，现代市场文化与个人的发展目标更契合。虽然个人所期许的发展高度在现代市场文化中也不一定能达成，但在市场文化中所表现出的个人发展前景“诱惑”着高学历人才选择留在求学所在地，而不是返回家乡所在地。不过，尤为关键的是，并不能据此说明高学历人才完全拒斥传统文化，而是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面向或部分与个人的发展目标不相契合。

总之，本文对文化在高学历人才就业迁移中的作用做了初步的探索，亦为从文化层面思考如何提升区域文化竞争力以在“人才争夺战”中胜出提供了一个经验窗口。然而，本文仅从文化视角透视了“211/985”高校研究生的就业地选择，而他们就业迁移决策逻辑可能会更为复杂，仍有待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跟进和探讨。一方面，在高学历人才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主观价值取向，而哪一种主观价值取向占据主要地位，以及此群体中更主流的共享价值取向及与其他群体的价值取向差异等诸多问题，未来均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其他地区（如中西部地区）的高学历人才，或高学历人才的其他就业迁移路径，诸如在做出返回家乡所在地、既不返回家乡所在地也不留在求学所在地等迁移决策过程中，文化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影响机制也有待后续研究的深入探讨。

责任编辑：王元腾

《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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