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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从军事元帅到“政治元帅”

王海光 风马夜谭
2024-09-16



作者:王海光

来源:读书网

出处:《折戟沉沙温都尔汗》

目   录

1. 辉煌战绩与元帅军衔

2. 真病还是“权力饥渴症”?

3. “紧跟”姿态背后的真实内心

4. 党内斗争的“大赢家”  

01

辉煌战绩与元帅军衔林彪1907年12月5日出生在湖北黄冈县林家大湾,原名叫林育容。林彪从小就受到堂兄、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林育英、林育南(张浩)的影响。18岁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后分到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已任连长的林彪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在朱德的率领下参加了湘南起义。1928年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林彪升任营长,不久又接任红四军主力团28团团长。在毛泽东指挥的井冈山反“围剿”战斗中,林彪显露出杰出的军事才华,得到了毛泽东的青睐。毛泽东对他非常器重,多有提携。1930年2月,22岁的林彪升任红四军军长。1932年,林彪又出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在红军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指挥机动、果断勇猛、屡立战功,尤其以擅长运动战著称,是威名赫赫的红军青年将领。特别在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草台岗战役中,林彪作为主要指挥员之一,指挥红军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陈诚部三个师,声名大振。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林彪善于组织大兵团运动作战的才能没有发挥出来。他似乎赞同当时“左”倾路线在中央的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还写了《论短促出击》的文章。在长征途中,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互为犄角,斩关夺隘,为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陕北,毛泽东指派林彪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长。1937年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林彪仍任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彪任八路军115师师长,率部出师抗日。1937年9月,林彪指挥115师首役平型关,歼灭日寇板垣师团21旅团一部一千余人。一时,林彪成为全国传诵称赞的抗日英雄。1938年3月,林彪误遭阎锡山部士兵枪击,身负重伤。这是林彪戎马一生中惟一的重伤,且伤及了中枢神经,对他以后的身体状况影响甚大。1938年底,中央送他到苏联治疗枪伤,斯大林对这位来自中共的青年将领礼遇有加。林彪在休养期间潜心研究军事理论,颇有心得。1942年林彪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以兄长的慈爱关怀这位刚与前妻离异的小老弟。在他们的关心下,林彪不久与抗大的一个名叫叶群的女生结成伴侣。这时正值皖南事件发生,国共关系紧张,林彪奉命协助周恩来于1942年10月去重庆和国民党谈判。1943年林彪返抵延安,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较高票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林彪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围绕着抢占东北战略基地进行了空前激烈的战斗。中国共产党派出主力10万人抢先进入东北,毛泽东指派林彪统一指挥东北部队,抵御国民党军的进攻。经过一系列血战,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站稳了阵脚,扩大了部队,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并使国民党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林彪成为东北党政军第一把手,统帅东北野战军百万雄壮之师。1948年10月,在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和指挥下,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47万人。随后东北野战军又挥师迅速入关,林彪与罗荣桓、聂荣臻等一起指挥了平津战役,消灭华北国民党军52万人。渡江战役后,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南下,直进湖南湖北,插入广东广西,歼灭顽抗的白崇禧部桂系主力,挥师横扫残敌,一直打到海南岛。在这些战役中,作为第四野战军最高军事首长的林彪,战绩煌煌,一时无出其右。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48岁的林彪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居十大元帅之三,仅次于朱德、彭德怀。

02

真病还是“权力饥渴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彪一直养病,深居简出,很少与人交往和参加国务活动。1954年,中苏友好协会成立,毛泽东让林彪担任协会主席一职,林彪也只是挂个名,很少过问协会里的事务。林彪有病也是事实。抗战初期那次伤及中枢神经的枪伤和紧张的战争生涯对他的身体损伤很大。海南岛战役之后,中央鉴于林彪健康情况不好,送他到苏联去治疗休养。但治疗效果不大,特别神经系统问题多。他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动辄出汗,见风感冒,见水拉稀。即使在授予十大元帅军衔和勋章典礼的喜庆日子,林彪也是神情萎靡,郁郁寡欢。毛泽东对林彪的病情十分关心,1953年,毛泽东指示总后卫生部部长傅连璋组织专家会诊,为林彪检查身体。傅组织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名医给林彪作了全面检查和会诊,没有发现林彪身体上有严重的器质性病变,许多病的症状是与神经系统有关。他建议林彪多作户外运动,多吃蔬菜水果,并暗示叶群节制性生活。傅如实地把会诊结果汇报给了毛泽东和中央,林彪、叶群忌讳说他有神经系统的病,对此怀恨在心。在“文化大革命”中傅被迫害致死,“迫害林副主席”是他的主要罪状之一。毛泽东得知检查结果后,特地手书曹操的诗《龟虽寿》赠与林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大气磅礴的名篇,加上毛泽东酣畅淋漓的草书,表达了毛泽东希望林彪振作精神,克服疾病,再有所作为的拳拳之心。林彪虽然有病在身,但并不像他表现的那样严重。林彪性情阴鸷,猜忌多疑,心病大于身病。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两件事对他的心病影响很大。1950年在中央决定抗美援朝出兵问题上。林彪内心不愿意卷入朝鲜战争,对与美军作战没把握,推说有病,婉拒了毛泽东要他担任志愿军司令员率兵出征的重托。而后彭德怀意气干云,毅然挂帅出征,使毛泽东颇生感慨。毛泽东曾说,给林彪发转业费,让彭德怀管国防部。1953年在高岗事件上。高岗进京后担任位置十分重要的国家计委主席。他趁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将有新的安排之际,四处活动,大搞幕后交易,在党内拉选票,在会议上发难,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谋求更高权力。高岗在东北局工作时就和林彪关系密切,到京后又和林彪扯在一起。心高气傲的林彪对高岗颇为欣赏,他说,高岗政治上很强,将来是党内了不起的人物。高岗于1953年10月到杭州,与林彪商量中央人选名单。他主张林彪出任一些人主张由国务院改名的部长会议主席。11月末,林彪交给高岗妻子一封信,要她亲自交给高岗。毛泽东察觉了高岗的一些活动,并派陈云去做林彪的工作,要他警惕高岗。不久,高岗问题暴露,中央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斗争。高岗拒绝认错,以自杀相对抗。林彪庆幸自己没有陷进这场政治旋涡之中,对毛泽东的政治斗争艺术感触良多,之后在政治上更加工于心计。直到1962年,叶群还对高岗妻子说,那封信是林彪批评高岗搞地下活动的。这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掩饰,正说明高岗事件对林彪的心理影响之大。1956年9月,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林彪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对林彪这位爱将还是厚爱的。1957年夏,毛泽东到上海视察、专程探望了在这里养病的林彪。林彪感到了毛泽东的关心和信任,心情十分高兴。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林彪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位居毛、刘、周、朱、陈之后。林彪在会上格外兴奋,病容全无,精神焕发。这似乎表明了林彪的病,大半是权力饥渴症的政治病。不久,在庐山会议上,林彪所患的是政治病得到了验证。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林彪从养病闲居走到政治前台的转折点。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主题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纠正已经觉察到的一些“左”的错误。林彪推病,没准备参加会议。庐山会议在对“大跃进”经验教训的认识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耿直的彭德怀尖锐、激烈地批评了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并在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被信中“小资产阶级狂热病”等词句深深地刺痛了。毛泽东动了肝火。他要进行反击,既是为了维护“三面红旗”,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领袖尊严。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大会,让大家“评论这封信的性质”。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锋芒尖锐地逐条批驳了彭德怀信中的观点,并说“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情绪极为激动。毛泽东讲话后,庐山会议风向立转,开始批彭反右。毛泽东电召林彪等人上庐山参加会议。7月17日,林彪上了庐山。林彪在北京就得知了庐山上发生的事情,清楚毛泽东召他上山的意思,上山后口称“援兵”,对彭德怀的批判刀刀见血。8月1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朱德首先发言,态度温和。立即被毛泽东斥为“隔靴搔痒”。林彪接着发言,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式的人物。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林彪迎合毛泽东,一笔笔地算起彭德怀的历史旧账。林彪的发言为会议批斗彭德怀定下了凶狠的调子。在以后的会议上,林彪继续攻击彭德怀“野心很大”,“非常嚣张”,“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帜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是“我们党里面的一个隐患”。他硬是把一瓢瓢的污水,劈头盖脸地泼向彭德怀。

彭德怀

在早已超过针对写信本身的一片批判责难声中,彭德怀只好违心地承认“错误”,表示:不自杀,不当反革命,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紧接着,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会议把对彭德怀的批判上升到路线斗争的新高度,说彭“一贯反对毛主席”,并揭批莫须有的彭德怀“军事俱乐部”问题,性质越来越严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此后,中国转入了蹇乖多难的年代。庐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扶摇直上的林彪,一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消沉,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又大显其身手来了。

03

“紧跟”姿态背后的真实内心林彪经过几年养病的“韬晦”,观测研究党内的政治风向变化,揣摩毛泽东的心理,对进行政治投机的手腕颇有心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形成了至高无上的威望,在党内有不容置疑的领导核心地位。林彪最为关注的政治问题,就是如何投其所好,并视其为玩弄权术、以逞私欲的要诀。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之后,更加注意观察分析毛泽东的思想动向和一举一动,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面目出现,摆出“紧跟”的姿态,以如何获得毛泽东的信任来决定他的言行。从1960年到1964年,林彪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包括请人讲课和为他摘抄中外名人的语录)。他读了许多历史方面的书籍,像中外历史书、各朝代的演义、军阀混战资料、文史资料以及历代开国皇帝和一些政治人物的传记,对曾国藩、袁世凯、张作霖、胡宗南、戴笠等作过研究。他请专人讲授历史上的政治枭雄们的权谋,驭下与奉上的手腕,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让人给他摘录了不少学习卡片。林彪对学习政治权谋很有兴趣,他和叶群还记了一些笔记。林彪读书的着眼处,不是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汲取正确的治国之道,而是醉心于政治的权谋之术。想以知识来提高政治投机的伎俩,滋养出的只能是权力欲膨胀的个人野心。在他散记的批注心得中,可以窥见林彪在极力对毛泽东歌功颂德背后的内心世界。摘取几例: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按:指毛泽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招。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坚持“左”倾高姿态。在叶群的笔记中,有对付毛泽东的“应兑(对)法”一项。内有:面带三分笑。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抓一号(指毛泽东)活思想。抓苗头,把他想办的事列入议事日程上。从他那里来(其要求),到他(向他报告)那里去。从这些记载时间不一、闪烁其词、断断续续的小注、眉批、笔记中,隐约而又清晰可见林彪夫妇玩弄权术、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阴暗心理。这种阴暗心理加上个人野心的膨胀,必然导致误党祸国的结局。林彪一接手军委工作,就在神化领袖、制造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上大作文章。1959年9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别出心裁地宣扬:“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这是一本万利的事情。”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进而又提出了“顶峰论”。他说,“现代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他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思想的最顶峰。”林彪发明了“背警句”、“带着问题学”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套实用主义的方法。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要把它背下来,恩格斯主张不要死背,但是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 “肚子里就是要背得那么几条。”林彪还亲自下基层部队宣传他那一套,说:“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种方法是有的放矢。部队学理论就是要有什么问题学什么,需要什么学什么。”1961年1月,林彪在《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就是后来被称道的“三十字方针”。林彪还指示《解放军报》要逐日在报头刊登毛泽东语录。从1961年5月1日起,《解放军报》每天根据版面内容,在报头上刊登毛泽东语录。到1964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授意,又将毛泽东语录汇编成册,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本,发给全军官兵,掀起学“语录”的热潮。到“文革”时,《毛主席语录》成为全国上下人人必备的“红宝书”。在部队建设上,林彪搞了一套突出政治的新东西。1960年,林彪把毛泽东在延安为抗大两次题写的校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按照他的“串数字”的习惯,发挥成“三八作风”(三句话,八个字),作为全军部队革命化的标准。对于如何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发明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在1960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把“四个第一”作为“军队建设的方向”,是林彪“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林彪还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口号。在林彪的提倡下,全军开展了“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运动。这些形式主义标新立异地“突出政治”的一套做法,在全军上下风风火火地推行开来,令全党、全国耳目一新。林彪“突出政治”的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从部队推向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毛泽东在60年代初对大多数的中央领导人都有所批评,独对林彪褒赞有加。1961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林彪说:“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做调查研究,了解到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措施。”1963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中印边境反击战汇报时说,“看来我们的军队还是要抓政治工作,抓四个第一,抓三大民主,加强薄弱环节,搞好党的建设。”1963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信中又一次高度评价了林彪的做法,“自从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军队的军事、政治工作都有一个新的发展,军队政治工作就更加理论化,也更加具体化了。”林彪所搞的“突出政治”,违背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专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为目的,是现代造神运动的滥觞。当他把领袖制造成神时,他也就是最最忠诚的护卫天将了。“蚂蟥叮住鹭鸶脚,你上天来我上天”。在他竭力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包藏着极龌龊的个人私欲和野心。“突出政治”既是他迎合毛泽东的手段,又是他制造出来的从事权力斗争的棍子,一切不顺从他的人,他都可以用这个棍子无情地横扫之。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发言,又一次使毛泽东感到了林彪的忠诚。七千人大会是针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困难,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的会议。这是个史称“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发扬民主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刘少奇的讲话,分析了几年来的主要缺点错误,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即:总的来讲,成绩是七,错误是三。但有些地方则是倒三七。这对庐山会议后,党内不敢坦言错误的风气是个突破。同时,也引起毛泽东的不快。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都在会议上检讨了党内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带动下,各省市主要领导纷纷作了自我批评。林彪撇开总参谋长罗瑞卿给他准备的讲话稿,自己亲自拟定了提纲,在会上作了长篇的发言。他的发言和整个大会的气氛很不协调。林彪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毛泽东当即对林彪的讲话称赞“讲的好”,要他整理后,“发给党内干部学习”,亲自批示:“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林彪处处揣摩毛泽东的心理行事,得到毛泽东的极大信任。毛泽东在1964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再次赞扬林彪的做法。他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从前也未想到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我们从前是靠解放军,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联想到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提出的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再联系到毛泽东对中央其他领导人越来越不满的情绪,表明毛泽东已经摆脱了过去担忧军队出问题的阴影,要倚重军队做中国的政坛支柱。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已理所当然地成为他的左右手和护法的尊神。毛泽东发出“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指示。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更加无产阶级化。林彪正是在党内民主毁废、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个人专断风气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玩弄权术,迎合毛泽东的错误,大搞领袖神化,在全党、全军中制造出了“高举”、“紧跟”的形象,成为中国政坛上光耀眩目的“新星”。

04

党内斗争的“大赢家”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之后,一方面做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姿态,竭力制造对领袖的个人迷信,获得领袖的信任;另一方面处心积虑地打击排挤军队中功劳大、威望高的老同志,拉山头、排异己,培植自己的派系势力。他深知,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是狭窄的,容不得两人并驾齐驱。1958年,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题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这个会议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其中林彪起了恶劣作用。会议用鸣放的方式,对主持军队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刘伯承元帅、肖克上将、李达上将、粟裕大将等进行了点名批评,并上纲为“与党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高度。林彪在毛泽东点名批评刘伯承、肖克时,借机把批评的矛头引向朱德和叶剑英。由于各种因素,会后,刘伯承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叶剑英被解除主管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的工作,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肖克、李达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职务,调离部队。邓小平在1980年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1959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庐山会议的延伸,以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追查所谓“军事俱乐部”为主题。林彪在会议上点名批朱德,朱德被迫在会上作了长篇检讨。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上将、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上将、万毅中将等受牵连被揭发批判。排在林彪前的两名元帅朱德、彭德怀或被打倒,或被迫检讨,德高望重的刘伯承元帅受到严厉批评,林彪在这两次斗争中,都以“正确路线”的化身出现,在军内的资望无人可及。林彪在主持军委工作中,对与他意见相左的人、不能俯首帖耳听命于他的人,采取了一概排斥、严厉打击的态度。林彪上台伊始,就把鼓吹个人崇拜放在首位。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因不同意他的某些说法做法,遭致林彪的嫉恨。林彪要推行“突出政治”的“左”倾路线,必然要把总政改造为听命于他的工具。林彪指责总政关于部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系统学习科学文化的工作规划“方向偏”,脱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无理地批评谭政。在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他那著名的“四个第一”。会议“批谭纠偏”,揭发批判谭政反对新军委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所谓“错误”。谭政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受到降级处分,以后又被赶出军队。“文革”后期,坐了九年监狱的谭政回到家里,当有人问及为什么坐牢,老将军苦笑着答道:“不知道。”1960年底,谭政被降为总政副主任,经毛泽东批准,罗荣桓元帅扶病重新出任总政主任。罗荣桓对林彪提倡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方针”多次提出异议,反对庸俗化、教条化的学习。林彪对此耿耿于怀,多次表示对罗荣桓不满。罗去世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罗的遗孀林月琴遭到他们一伙的迫害。叶群还在1967年2月总政的一次会上出面,点名攻击罗荣桓“反党”、“反毛主席”。林彪在军队长期有个小圈圈,就是他所说的“双一”人物,即和他关系最深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出来的老部下们。主持军委工作后,他着意培植自己的山头势力,在一些要害部门安置他所信赖的人。1959年林彪一上台,就提名任命邱会作当总后勤部部长、总后党委第一书记。1962年,林彪以加强海军领导力量的理由,派李作鹏任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排挤打击海军司令员肖劲光。1964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刚逝世,林彪就先发制人,抢先提名吴法宪出任空军司令员,惟恐贺龙等其他军委副主席提名他人接手空军的班子。经过几年的经营,到1965年,林彪不仅在政治上大出了风头,得到了毛泽东和党内、军内许多人的信任,而且在组织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班底,军队的各要害部门,海、陆、空各军种都安置了他认为可靠的人。为了把军队的实际权力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林彪又把罗瑞卿大将作为他要清除的现实障碍。罗瑞卿是林彪的老部下。红军时代,罗瑞卿曾先后担任过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抗战时期,林彪任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时,罗瑞卿担任教育长、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任公安部长,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安全工作出力甚勤,关系交厚。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黄”之后,接任军委工作的林彪向中央提名,要罗瑞卿回军队,任总参谋长。

罗瑞卿

罗瑞卿精力过人,工作有魄力、有能力。林彪也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林彪的身体承担不了军队繁重的日常工作,需要罗瑞卿这样能干的人担起大部分担子来,但他同时又要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当时罗瑞卿身兼六个要职(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办主任),与毛泽东、周恩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工作上又有自己勤于任事的风格,这就招致猜疑心极强、权力欲极大的林彪的嫉恨,视之为眼中钉,当作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最大威胁。起初一两年,林彪说他与罗瑞卿合作得还比较好。后来,林彪发现罗瑞卿不大听他的话了,逐渐对罗不满,猜忌日甚一日,以至发展到非除之而后快的地步。罗瑞卿任总参谋长不久,林彪就对他交代说:“我身体不好,你有事可以多向毛主席和军委其他副主席汇报请示工作。”林彪长期以有病为借口,不理事,不担责任,暗中揣测毛泽东的心理和动向。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这样一个现实:林彪身体差,不能多理事,又经常不在北京,所以,罗瑞卿有时就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请示汇报工作,有时也直接去请示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贺龙。这也是毛泽东对罗瑞卿交代过的:“林总最近身体不好,可以请贺总多管一些军队的事。”罗瑞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几年,这种长期相处中点滴积累起来的密切关系,为工于心计的林彪所不能及。林彪认为罗瑞卿越过他办事,“晾”了他。尽管罗瑞卿曾多次给林彪汇报与解释,但还是不能避免林彪的猜忌和不满。有一次,他对罗瑞卿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这个“我们”当然不包括罗瑞卿,话中酸溜溜的味道,明显针对曾任南昌起义总指挥的贺龙而发,也有他担心失势于毛泽东的试探。林彪对罗瑞卿的猜忌和不满,在1964年全军大比武的练兵运动中发展得更加严重了。罗瑞卿主持的全军大比武搞得轰轰烈烈,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观摩了几个军区的比武汇报表演,给予高度评价,推动了全军的练兵热潮。大比武是贺龙、叶剑英领导与支持的,客观上对林彪的空头政治是个否定。林彪感到被冷落了。他在一张卡片上记下了对罗瑞卿的恼火,“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林彪对付大比武的武器是“突出政治”。1964年底,林彪接连发表两次讲话,批评大比武冲击了政治。1964年12月29日,林彪紧急召见总政领导人,提出“‘四个第一’不落实的问题”,并说这是“带有全军性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中央军委把林彪的讲话整理成《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照此执行”。文件下发全军,大比武停止。罗瑞卿并非反对突出政治,只是作为实际工作者,他反对的是落实不到实际工作中去的空头政治。他接受不了林彪对大比武的指责,认为“1964年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针对林彪“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他说,“这里是指必要的,不能乱冲一气。”针对林彪“压一压军事训练”,他说,“不要一下偏到这边,一下又偏到那边”。针对林彪的“突出政治”,他说,“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哪有这种政治!”林彪对罗瑞卿的这些话大为不满,给他扣上反林和反对突出政治的帽子。林彪对罗瑞卿猜忌的还有接班人的问题。1964年毛泽东提出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要求领导干部“每个人都要准备接班人,还要有三线接班人”。罗瑞卿在就军队贯彻执行干部新老交替工作向林彪汇报时,讲到有些老干部应当主动“让贤”。林彪认定是要他让贤、让权,对罗恨之入骨,决意要把罗瑞卿搞掉。1965年,林彪显得格外焦躁。他批评罗瑞卿通气不够,并就通气作了五条规定。罗瑞卿按规定去汇报工作时,林彪常常以有病为由,推托不见。若罗有时直接去了,林彪又说对他搞突然袭击。若罗一段时间不去,林彪则说是封锁他。罗如果在请示完毛泽东或其他军委副主席再给林汇报,林彪就不满地说:“既然请示过了,何必再问我?”若真拿一些问题请示他,林彪又说:“这点小事也来找我,不是存心折磨我这个病人吗?”这是对罗瑞卿施加压力,想使罗就范。林彪还经常说些莫明其妙的话。一次他曾对罗瑞卿说:“你们可以放心呀,我林彪就是犯了错误,也不会连累你们,连我的妻子儿女也不会连累。”这似乎表露出林彪对自己权力地位的担心与由此产生的紧张不安。林彪对罗瑞卿压服无效,越发感到罗瑞卿对他的权力地位构成了威胁,遂采取了恶毒的诬告手段来打倒罗瑞卿。叶群在中间起了火上浇油的极恶劣作用。1965年5月,林彪手里就有了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等写的“揭发”罗瑞卿的材料。11月27日,林彪给李作鹏打电话,要李作鹏写一个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的情况,要求在四个问题上写明罗瑞卿的态度。李作鹏立即召集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和张秀川合作写了七千多字的材料,诬蔑罗瑞卿对海军“怀有巨大的阴谋”,“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林彪、叶群提出了个“死无对证”的问题诬陷罗瑞卿。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逝前,在罗瑞卿指使下,转告叶群的四点意见:第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的问题,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们去管。林彪、叶群还指示吴法宪写材料作证。并让吴法宪找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要她按叶群授意的内容,以刘病重时在场人的身份写了假证。当然,如果这四个问题属实,罗瑞卿就是公然伸手向党要权,逼迫林彪让位,性质严重。问题的关键是死无对证。在1965年11月底,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出笼不过三周,林彪得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出了问题,调离北京,就立即发难,要整掉罗瑞卿。林彪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毛泽东,说有重要情况汇报,让叶群先送材料并作初步口头报告。叶群到杭州见毛泽东,带去李作鹏、雷英夫等人写的诬告材料,神神秘秘地汇报了六七个小时。毛泽东对“突出政治”情有独钟,听信了林彪、叶群的诬告。他认为“罗的思想和我们有距离”,“要恢复林彪突出政治的原则”,“罗个人独断,罗是个野心家”。12月2日,他在一份材料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的、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很明显,这是指罗瑞卿。毛泽东对罗瑞卿应该是了解的,他同意林彪搞掉罗瑞卿,无疑是和他这时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思考相联系的。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背靠背地批判罗瑞卿。会上,叶群三次发言,长达11个小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等对批罗感到突然,对揭发的材料未置可信。邓小平说“死无对证”。会议开到三天后,才把在大西南视察工作的罗瑞卿匆匆召来,接受揭发批判。蒙在鼓里的罗瑞卿被突如其来的打击震惊了。面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他百口难辩。会后,罗瑞卿被解除了军队职务。杨成武成了代总参谋长。12月底至1966年1月召开的军队政治工作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1966年3月4日至4月18日,中央工作小组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罗瑞卿在会议上辩白自己的冤枉,反遭到更猛烈的围攻。为抗议对他的诬陷诽谤,罗瑞卿跳楼自杀致残。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作出《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列举罗瑞卿的“罪状”: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罗瑞卿被说成是“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被解除了党、政、军的一切领导职务。罗瑞卿倒了,林彪得逞了。他开创了党内斗争搞突然袭击的先例,又一次成为党内斗争的“大赢家”,又一次证明他是毛主席真正的“好学生”,“高举”的桂冠当然非他莫属。林彪傲然地睥视着四方——通向权力顶峰的道路已经被他开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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