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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风云：四选“接班人”的背后
原载：《环球人物》2012年第31期作者：沈璧1956年召开的八大是中共成为执政党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年的执政经验表明，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中央领导集体。（文尾附《揭秘：刘少奇被打倒之后》）因此，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指出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应该改变，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只是一个政治的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的中央委员会。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在考虑中央领导集体未来的建设方向了。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接班人的选择。这一人事问题贯穿了党的八大、九大和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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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做八大政治报告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八大在北京召开，由刘少奇做政治报告。28日，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6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刘少奇在副主席中排名第一。事实上，在最初的方案中，就只设一个副主席，由刘少奇担任。左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
为什么改为多个呢？毛泽东说：“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防风林’就有好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刘少奇做的八大政治报告，毛泽东也是满意的。为了起草报告，从1955年12月7日开始，刘少奇找国家机关、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到他那去汇报，一个一个地听，一直到1956年3月9日，连续听了37个部门的汇报，常常从白天听到次日凌晨。将近尾声时，毛泽东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得知此事，说这个方法很好啊，让人帮他也组织这样的汇报，有时还叫上刘少奇一起听。这样，刘少奇心里对国家经济建设状况有了数，开始起草报告。9月14日，在宣读报告的前一天，毛泽东审阅修改了刘少奇送来的部分清样，并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不要送我看了。”八大前后，毛泽东主张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他摆脱“一线”的繁杂事务，集中精力思考大事。因此，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1961年9月，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主席现在是否已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党的经常性会议，党的日常工作和政治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大事才向毛泽东请示。但是，在此后一系列工作中，毛泽东和刘少奇逐渐出现意见分歧。毛泽东很生气，认为中央“一线”不让他放心。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江青操办了寿宴，生日宴会上，毛泽东表达了他对刘少奇的不满，指责中央有人搞“独立王国”。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一周后，刘少奇在党内排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失去接班人资格。1969年11月12日被迫害致死，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他恢复名誉。在八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是新人。他1904年出生于四川广安，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归国后投身中国革命事业。1932年，因抵制“左”倾错误路线，邓小平被撤职缴枪、下放“改造”，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落”。直至1934年10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才完成第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不久担任中央秘书长。八大之前，毛泽东评价说：“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和厚道……比较有才干，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犯了错误时对自己很严格。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邓小平成为常委的原因。对出任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邓小平一开始是婉拒的。据刘少奇秘书刘振德回忆，八大期间，有一次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内容就是动员邓小平当总书记。邓小平一再推辞：“我不行，我不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怕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当吧！”毛泽东说：“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还是我们的助手嘛！”周恩来说：“主席比喻得很形象！”毛泽东又补充说：“其实，还是你那个秘书长的差事。”其他几位常委也帮着动员邓小平，刘少奇说：“主席，我看就这样定了吧。”“好，定了！”毛泽东一锤定音。其他常委也异口同声：“定了！”邓小平没有再推辞。当时，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很大，有时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高于中央副主席，因此，邓小平作为中央“一线”领导，1966年和刘少奇一起成为“炮打司令部”的对象，失去一切职务，这是邓小平的第二“落”。直到1973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才第二“起”。02
九大党章确立林彪为接班人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大常委。但这段时间，由于身体原因，林彪没做多少实际工作。“文革”开始后，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发生重要人事变动，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11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新增了陶铸、陈伯达、李富春3人。延安时期担任过常委的康生此次也趁“文革”之机东山再起。陶铸1908年出生于湖南祁阳，早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广东省经济建设中都有重大贡献。他当选常委后不久即受到迫害，1969年含冤病逝，终年61岁。陈伯达1904年出生于福建惠安，在延安时常和毛泽东讨论古代哲学，成为毛泽东秘书，前后任职共达31年，被称作毛泽东手下“一支笔”。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后，由于陶铸很快被打倒，陈伯达跃居“第四号人物”，先成江青亲密伙伴，后做林彪“军师”。李富春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是早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出色领导者，也是根据地和解放区财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当选常委后，他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协助周恩来主管经济，随后遭迫害，1975年忧病而逝，终年75岁。八届十一中全会带来的最大人事变化，是林彪名列政治局常委第二位。这次全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以中央副主席名义从事政治活动，副主席实际上只有林彪一人，这标志着林彪接班人地位的确立。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在随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5人，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唯一副主席，其“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地位甚至写进了党章。03
十大提拔了38岁的王洪文1973年8月，十大在北京召开，此时距九大只有4年。九大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及另一名常委陈伯达被开除党籍（陈伯达1989年病逝于北京）。面对如此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如何确定？8月30日，十届一中全会的选举结果是：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9人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9个常委的构成，在有限程度内反映了林彪事件发生两年来批判极“左”思潮的成果，党内元老朱德、叶剑英和董必武成为常委。叶剑英，1897年出生于广东梅县，参加过北伐战争、广州起义、南昌起义等，是共和国开国元勋和十大元帅之一；董必武，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也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者；李德生，1916年出生于河南信阳，虽资历稍浅，但也是军中“年轻的老资格”，14岁就参加红军，成为“红小鬼”，在战争中成长为优秀的军事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同时，十届一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表明，对“文革”的错误还没有根本性认识，以后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的康生、张春桥都进入了常委会——康生继续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张春桥，1917年出生于山东巨野，早期经历非常复杂，擅长理论与写作，也擅长溜须拍马见风使舵，靠这两大特长与江青搭上关系，从而平步青云。最关键的是，按照毛泽东从工人、农民中选拔一批人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部署，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当选中央副主席，在常委中的排名仅次于毛泽东！究其原因，林彪事件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身体日渐衰弱。但越是年老体弱，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心情越发迫切，他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04
华国锋结束了政治动荡在毛泽东先后对王洪文、邓小平失望的同时，政治局常委会出现了严重的“出缺”危机。1975年，李德生请求免除他所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后于2011年去世）；董必武、康生先后去世；第二年，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整个常委只剩下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4人。谁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的目光转向了华国锋。毛泽东和华国锋
华国锋原名苏铸，1921年出生于山西交城，1938年取“做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之意改名华国锋，投身抗日游击队，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他南下湖南工作。1955年7月，毛泽东路过湖南，在长沙接见了老家湘潭县的县委书记华国锋。3个月后，毛泽东特邀华国锋列席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让他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这次发言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毛泽东戏言“你是我的父母官哪！”说得本来就很拘谨的华国锋更不好意思了，毛泽东又夸奖道：“你是个老实人！”1971年初，华国锋从湖南省委书记的任上调到中央，协助周恩来工作。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国务院总理一职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空缺。按照排名，王洪文是位列周恩来之后的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位列邓小平之后的副总理，而邓小平又被解除了职权，在“四人帮”看来，他们能在这轮人事安排中获取更大权力。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既没选定张春桥，更没看上王洪文，而是提议既非政治局常委又在副总理中排名第六的华国锋出任代总理，并且主持政治局工作。让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政治局工作，这样的人事安排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四人帮”受到了沉重打击，但又不敢发作，张春桥只能私下写写“有感”，发泄对华国锋的不满。1976年清明节，纪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根据毛泽东提议，4月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实际上相当于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中央设第一副主席，在中共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华国锋接手中央日常工作后，行事风格比较稳健和务实，努力维系经济和社会最基本的运行，但“四人帮”处处插手、处处为难。此时毛泽东健康状况已经恶化，华国锋想见他一面也不易。直到4月30日，华国锋借陪同外宾见毛泽东之机，终于能向毛泽东汇报一些问题。毛泽东写下几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这几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后来被解读为华国锋继承最高权力的政治依据。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当天，一场围绕最高权力的政治斗争旋即展开。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治丧事宜，江青偏要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江青、张春桥催逼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交出文件和材料；王洪文的秘书给一些省市自治区打电话，要求重要事情向王洪文指定的人请示；北大、清华有人写信提议江青担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察觉到江青等人的企图，决心解决这一问题。此时的政治局常委是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4人，恰好形成二对二的格局。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华国锋必须与更多政治局委员联手。9月11日，他分别见了李先念、汪东兴，又通过李先念联系了叶剑英。与这三人达成共识后，华国锋再与可能联手的其他人逐一沟通，取得了党内军内元老和部分政治局成员的一致意见。采取什么手段解决“四人帮”？这是华国锋面临的又一个难题。起初，有的政治局委员提出召开会议，投票解除“四人帮”职务。但华国锋等人分析后，认为召开政治局会议还有把握，召开全会则把握不大，因为十大上“四人帮”把不少人马塞进了中央委员会，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1976年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坐镇，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局、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战士先后抓捕了前来怀仁堂开会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并在中南海春藕斋抓捕了江青。尽管这是一次高层的非程序强力行动，但它实现了高层权力的平稳更替。当晚10点，华国锋赶到北京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了抓捕情况。会议开到第二天凌晨，决定推举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后，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起”，和叶剑英一起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3人组成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填补了毛泽东去世后最高权力的真空，结束了政治动荡。此后，华国锋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工农业生产，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了很大努力。遗憾的是，华国锋没有能力全面彻底地处理“文革”结束后党内外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这注定了他必然是一个过渡型最高领导人。【延伸阅读】揭秘：刘少奇被打倒之后
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处理刘少奇问题的大权被“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控制，特别是为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少数几个人一手垄断。他们除了通过诬陷攻击、残酷批斗、不许申辩等手段在政治上打击刘少奇，用长期单独关押、不许家属子女见面、策动身边工作人员和子女造反等办法在精神上折磨刘少奇以外，还在生活上、身体上摧残刘少奇，其中包括大幅度降低生活标准和患病后不进行有效治疗等。1967年6月8日夜，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这位厨师长期为刘少奇做饭，了解他的饮食习惯，被抓后对刘少奇的生活影响很大。12月8日，专为中央领导供应食品的内部供应站贴出大字报造反，停止向刘少奇供应食品。身边工作人员向主管部门请示此事，答复是到市场上买。内部食品供应取消后，刘少奇的伙食又差了许多。12月20日，有关部门在一份报告中说：“刘处生活有明显的变化。过去每餐三菜一汤，现改为一菜一汤，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加上少许的肉、鸡、鸭、鱼之类的东西，工作人员意见以后不给他吃了，并取消了日用的酸牛奶、水果、饼干等食品。过去刘睡前有饮酒习惯，工作人员准备在他喝完库存的几瓶酒后，也不再给他买了。工作人员提出，能保证刘吃饱，饿不死就行，有些可有可无的东西，能减就减，还准备进一步缩减刘每天服用的安眠药（现在每晚服3次，20片），茶叶也不给用了，手表坏了有的同志也主张不给他修。”1968年3月，刘少奇的另一位炊事员、原来郝苗的助手也被突然调走。这样，就没有炊事员为刘少奇做饭，只好由卫士到职工食堂买回来吃。时间不长，食堂也“造反”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不能吃好饭好菜为由，只卖给次菜，有时给窝窝头。刘少奇这时已70岁，嘴里只有七颗残留的牙，用假牙咀嚼很困难，所以有时只能吃一点菜和汤，经常吃不饱。这期间，拨给刘少奇的生活费用每月只有50元。当时在刘少奇身边的卫士贾兰勋回忆说：“由于饮食质量的大幅度下降，再加之精神上的长期折磨以及来自报纸、广播等各方面的刺激，少奇同志郁愤成疾，他的身体逐渐垮下来了。1968年3月以后少奇同志吃饭、走路就很困难了。他的一只腿走起路来只能拉拉着，勉强向前移动，手还得扶着墙壁，吃饭时手和嘴配合不在一起，有时嘴张开了饭菜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刘少奇平时需服大量安眠药才能入睡，但从1967年4月起被减半控制服用。刘少奇长期以来习惯于夜间工作，白天睡觉，被隔离后要他改变作息习惯，强令他白天活动，夜间睡觉，致使他长期睡眠不好，成天神思恍惚。4月8日，他几次突发神经性晕厥症。9月13日下午，刘少奇进卫生间洗澡，突然晕倒在地，清醒后，身上疼痛。15日经医生检查：血压偏高，尿糖定性3个加号，腿脚有轻微浮肿，右胯骨关节痛。10月4日因牙床发炎化脓，拔掉了两颗牙。这段时间，刘少奇一再出现病情。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经常要多次打电话给中南海门诊部，才能派来医生。来了以后也不好好看病，往往是先划清界线，批判一通，然后才进行一些简单的治疗。1968年3月以后，刘少奇的病情明显加重：走路小步拖行，站立不稳，动作失常，如将裤子当上衣穿，假牙上下倒装，小便失禁等。4月12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记载：“近几天来，刘吃饭减少。有时只把菜和汤吃了，饭一点不吃。尿了床既不换衬裤，又不晒被褥。” “已有两个月没有理发，他也不提理发。”“据大夫检查：刘的神智不大清楚，表现定向，辨别不清，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应，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穿、倒安的情况，当别人告其错了时，还不知纠正。据大夫判断，刘不像是装的。是否是神经的毛病，当须请神经科大夫做一次检查。”在这样严重病态的情况下，这份报告还提出：“针对以上情况，为防止他行凶或自杀，我们进一步加强监护工作。”4月2日的病历上竟还写着这样的话：“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性。”这样过了两个来月，到五、六月份还没有采取认真的治疗措施。相反，5月19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竟颠倒黑白地称：“装糊涂的事越来越多。比如用梳子、肥皂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有时把两条腿穿在一个裤腿里，装疯卖傻，尽出丑态。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刘少奇本人也看出他们不打算认真为他治病，对他们的这种不讲人道的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据警卫局《情况反映》记载：“6月30日晚上七点半，刘躺在床上大发脾气说：‘你们的治疗是假的，我的病反而严重了。’‘你们注意点，最近几天我就死了。’”几天以后，刘少奇的病情恶化。7月9日，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垂危。这时，才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了几个医生组织会诊抢救。由于病情严重，经抢救仍控制不住，11日又趋恶化。据7月12日凌晨的病情报告记载：11日刘少奇的呼吸排痰机能很差，气喘剧烈，有窒息的可能；心脏情况很不好，心率波动很大，心律不够整齐，时而跳九十余次，时而加快到140—150次，“这是与病人年老、血压高、心脏冠状动脉硬化、肺部严重感染有关。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一直到7月14日，病情报告仍提出：“尚未脱离危险期。”从7月9日起，从几个医院抽调来的专家进行了七次会诊。专家们提出将病人撤离监护环境住院治疗的建议，但没有得到批准。于是，只好从北京医院拉来一些医疗器械，就地进行抢救治疗。7月24日，刘少奇的病情开始好转。这次组织会诊抢救，目的是为了“保存活证据”。7月9日和8月6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说：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所以当时警卫人员的口号是：“保护活证据，向九大献礼”。在刘少奇的肺炎尚未完全控制的情况下，就让参加会诊的专家陆续撤离，返回原单位。由于得不到有效医治，从8月至10月上旬，病情又反复发作了5次，支气管肺炎重复感染。9月7日，只得又请专家会诊。专家会诊后提出：患者年老，天气渐冷，反复感染，今冬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周恩来看了专家的报告后批示：“请卞志强同志注意，加强会诊的工作。”此后虽然加强了会诊和护理，但刘少奇的病情并未好转。基于“拖过九大留个活靶子”的指导思想，治疗中只针对肺炎，顺带控制糖尿病，而对神经病变引起的神智不清、大小便失禁等未采取有效措施。据《刘少奇病情报告》记载：10月5日患者哭过两次，10月 9日以后完全不能进食，喂食后不往下咽，“目前有些抗菌素完全失效，有的长期使用严重副作用。现采用鼻饲法由胃管内补充。今后再发生严重的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也有可能突然变化。防止在短期内死亡。”从10月11日起，对刘少奇实行从鼻孔插管灌食。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一直继续到他1969年11月逝世。1968年春夏以后，刘少奇一直处于重病的痛苦之中。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等在《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一文中说：“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看着他那种难受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让爸爸捏在手里，到爸爸死的时候，两个塑料瓶已经完全变形，攥成了两个小葫芦。”笔者看到在刘少奇病重的1968年10月为他在病床上拍的两张照片。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少奇手里紧紧捏着的这两个“小葫芦”。在留存下来的《刘少奇病情报告》中，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记载：1968年11月7日：今日突然发抖，呼吸急促，面色苍白，两目凝视，呕吐，体温高达40度，血压260／130，大汗淋漓。1968年11月9日：上午9点50分开始突然发抖，呼吸急促，下午1时半再次发抖，40度，呕吐。1969年1月14日：问话无反应，全身肌肉退行性萎缩，不能自行咀嚼吞咽，一直鼻饲，翻身、大小便不能自理，离不开吸痰器。1969年7月5日：高烧38度，容易休克，心力衰竭，预后不良，可能随时死亡。1969年8月16日：可能随时突然死亡。1969年10月17日，刘少奇被秘密押送河南省开封市“监护”。当时刘少奇处于“可能随时突然死亡”的重病中。在他被转移到开封后仅26天，即含冤去世。将刘少奇转移到开封，倒并不是专门针对他一个人的举措。1969年10月，根据当时中国北部边疆一些国家间的紧张局势，毛泽东做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10月 17日，林彪在苏州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8日，林彪死党、当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的一号令”下达了这个紧急指示。全国全军据此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备战行动。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重要干部疏散出北京，将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到外地。如朱德去广东，邓小平、陈云去江西，陶铸去安徽，陈毅去河北。刘少奇被安排送往河南省开封。负责具体执行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10月16日晚，中办负责人来到刘少奇住处，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做了布置。当时还让一位护理员写了条子通知刘少奇。护理员用棉签蘸上墨水，在一张16开白纸上写了“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几个字，放到刘少奇眼前，刘少奇扭头不看。10月17 日，中办负责人将刘少奇转移开封一事电话通知了河南省和当地驻军的主要负责人。河南省和当地驻军迅速做了布置，确定由驻军一名副政委、军事法院院长负责监护工作，并从军医院抽调一名医生、四名护士负责护理，调一个排的战士负责警卫，并确定电话联系的代号为“十七号”。10月17日晚，北京的护理人员匆匆忙忙给刘少奇穿了一件上衣，连裤子、鞋袜都未穿，只用一条被子裹在身上，就将他抬上一辆救护车，送往北京西郊机场。19时23分，刘少奇在两名专案组人员的押送下，被用担架抬上一架伊尔—14型飞机飞往开封。同机跟去的还有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和原卫士长李太和。21时30分飞机在开封机场降落。刘少奇被抬到救护车上，直送监护地点——开封市革委会一号楼“小天井院”。这里是原“同和裕银行”的旧址，后曾改称“农工银行”“河南省银行”，“文化大革命”中属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的一部分。这个小天井院四周是连接着的二层楼房，院墙高大，并安有铁门，只有一个通道可以进出。在监护用的屋子里有地下室和院子相通。具体负责监护工作的有驻军法院院长等3人，工作人员分工内部监护6人，外部警卫26人。警卫方面真是严密到了万无一失。在唯一的对外通道小院门口和刘少奇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在刘少奇被送到开封的第二天，这位负责一路押送的专案组副组长主持有关人员开会，进行动员和交代任务。他还组织监护工作人员开展了所谓阶级教育和保密教育，规定不许对外界任何人讲，不能叫刘少奇的名字，只称代号“暗犯”。1980年2月，这位副组长回忆当时情况时，承认自己“说了不少错话，做了一些错事”，说：“对担负监护、医务人员进行动员交代任务时，一方面组织他们阅读所谓‘罪证材料’,开展革命大批判，激发阶级仇恨，咒骂刘少奇同志是叛徒、内奸、工贼、走狗，要求监护和医务人员与其划清阶级界线；另一方面又说明保存活证据的意义和任务，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救死扶伤，对现有疾病进行治疗和护理。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开展革命大批判，激发阶级仇恨心，又怎能使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呢？”对于医疗问题，这位副组长根据来开封前商量的意见，指示只要控制现有病情不再发展就行了，不组织会诊，开封有什么药就用什么药，不要到外地采购。从北京跟去的一位医生，在开封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返回北京。11月6日，其他两名护士、原卫士长以及两名专案组人员全部奉命回京，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当地负责。10月31日，中央办公厅提出了对刘少奇等人工资问题的处理意见，其中说：刘少奇每月工资404.8元，原每月领去160元，有时领去170元（开支情况：本人生活费50元，保姆40元，两个孩子每人30元），余的全部扣存（房租由扣存部分解决）；今后拟每月发给刘少奇生活费用100元，工资关系全部转至所在省。刘少奇被送到开封时，处于昏迷状态。据当时参加护理的人回忆：刘少奇被转到监护地点后，整天躺在床上昏睡，醒来时睁眼看看周围，不言不语，不说不笑，头部少有转动，偶尔有时出长气，有时咳嗽，面部始终无任何表情；身体十分消瘦，皮包骨头；不能自进饮食，靠鼻饲维持生命，手里紧紧握住一个“小葫芦”。当地调来的医生曾提出“肺炎病怎么会昏迷”的疑问，要求给刘少奇进行透视、拍片和会诊，没有得到同意。在开封的二十多天中，刘少奇三次病情发作，最后一次发病后死亡。第一次是在10月24日。这天，刘少奇的体温突然增至39.3℃，呕吐剧烈。这时刘少奇卧室还没有通暖气，室内温度在17度以下。开封的医生在病历上写道：诊断为肺炎，我们意见，可继续观察，如病情恶化，便送155医院，组织会诊抢救。但后来并没有组织会诊抢救，更没有送医院，只是就地采取注射抗菌素、输液、吸氧和冷敷等措施，至27日体温下降。可就在24日这天，当时河南省主要负责人却向中央电话报告说：刘少奇到开封后病情无异常变化。10月31日，刘少奇的病情再度恶化，体温升至39.4℃，腹胀。监护人员诊断讨论后认为病情严重，原因不明，决定按肺炎治疗。可正当刘少奇的病情需要各方共同协助检查治疗时，从北京去的人员却于11月6日全部撤回。专案组人员回京后在向上级的报告中掩盖了刘少奇病危和开封治疗条件差的情况，说：“两次发烧已恢复正常”，“再没有异常变化”，“一军的医护人员已能熟练掌握”。11月10日，刘少奇又发高烧，体温从38.7℃升至39℃。由于没有会诊，当地医护人员只得仍按肺炎治疗。12日凌晨1时许，病情急趋恶化，发生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等现象，吸氧后仍未改变，体温达39.7℃，双眼瞳孔对光反应消失，呼吸渐弱。值班护士仍按原来的处方用药，直到6时38分才通知其他几个医护人员来“抢救”。6时42分人员到齐，3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间是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刘少奇的遗体被搬上担架，停放在监护地点的地下室里，进行了拍照。11月13日上午，“刘少奇专案组”两名专案人员和原卫士长李太和再次奉命来到开封处理后事，但没有通知刘少奇的任何一个亲属。他的家属子女在几年时间里对他的生死和下落一无所知，一直到林彪自取灭亡后的1972年，才得知刘少奇已于三年前去世。11月14日零点，刘少奇的遗体被送到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监护人员向火葬场伪称火化一名烈性传染病尸体，要求他们只留两名工人看炉点火。遗体的面部用白布包扎，护送人员都穿白大褂，带着消毒工具。由于运送遗体的汽车车厢较短，遗体的两脚裸露在车厢外。火化的手续是专案组人员办的，登记申请人时冒用了刘少奇儿子刘原（刘源）的名字，对死者则写了“刘卫黄”这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刘少奇少年时曾用过的名字。互为备份 各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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