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谷 博（Hiroshi Mitani）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京大学文学博士，专业是19世纪日本、东亚史

一、与西洋秩序原理之间的距离

明治维新实现的变革不仅在对外关系方面，在近代西洋创造的秩序原理方面也有不少相符合之处。所谓符合，是指并非一味模仿。例如，王政复古时的政权一元化就是日本的内在因素促成的，而非参照西洋的“主权”原理实现的。世界大多数君主制国家的政体中，君主通常为一人，而日本于六百余年间均不同于这一常规。然而，当日本感觉到面临西洋侵略的深重危机时，立即认识到政权的一元化已是紧急课题，于是产生了将权力集中于超越国内各个大小领主的君主身上的运动，最后创造出与发源于十七世纪西洋的“主权”原理相符合的政治体制。王政复古之后，日本开始有意识地依照西洋国际法，与各国对等交往以及确保排他性的领土均为其中内容。结果，日本变成了“欧洲的帝国”（井上馨语）。

《明治维新史再考: 由公议、王政走向集权、去身份化》

[日] 三谷博  著

张宪生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6月

此外，引导了幕末政治的“公议”“公论”等主张创造出了“国民”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立宪制，在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类似现象，这就是向“民主”的接近。幕末并无多少刻意参照西洋的政治家，但进入明治以后，人们均争相出国考察、留学，学习西洋的事物，这一点已经为众所周知。

二、历史时间的三个层次

这样对照史实之后，便可知要俯瞰明治维新的历史意义，就必须同时考察日本是如何与近代西洋创造的秩序原理相关联的。下面参照由费尔南・布罗代尔创造，并经过两位日本研究者进一步解释的“时间的多层性”概念，以对明治维新作一俯瞰性考察。

某一戏剧性事件并未转瞬即逝，而是创造出形成秩序的新规范，这一新规范又反过来开始制约日常发生的种种事件。在规范中，存在着拥有超出千年的“长期持续”生命的例子，但大多数拥有的是可保持百年乃至数百年的中等长度的生命。上面所提到的“主权”“国民”“民主”以及“帝国主义”等，均为属于中间层秩序规范的代表事例。而诞生于近代初期的“科学”这一概念渗透于社会之后，必将超越其他处于中间层的规范，达到长期持续的高度。

费尔南・布罗代尔曾指出，历史的时间并非平均地流逝，长期结构中包含持续的一方面与短时期内急剧变化的另一方面这两个层次，而中间层则是位于这两个层次中间的媒介（布罗代尔，1985—1999）。饮食习惯就是长期持续的一个例子。例如，在东亚的北部，以小麦为原料的加工食品加上肉类，是食物的基本搭配。而在日本，蒸米饭加上鱼类则是常见食物。最近早餐吃面包的日本人也多起来了，中国北方也有不少人变得喜欢吃米饭。但在漫长的历史中，这只不过是短暂时间中发生的事情。这样观察生活文化，就可以在各个地域发现超越一千年、两千年的某些结构的长期稳定性，这就是长期持续性。我们几乎是毫无察觉地生活于其框架之中，而从未曾思考过框架之外的情形。相反，我们平时察觉到的是大大小小的各种事件，这些事件不会改变社会结构的框架，但有时某些事件也会引发比较大的、持续的结构性变化。以日本的近代为例，明治维新与太平洋战争就是这样的代表事件。另外，经济每天都在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其结构变化却不如政治那样显眼，不过，但却有可能如工业革命那样，在经过长期积累之后，会引发巨大的结构性变化，例如全体社会成员饥饿的消失、社会成员趋于富裕趋于长寿等。

在长期与短期之外，布罗代尔还思考了中间层这一介于二者之间的媒介。日本物理学家金子邦彦与经济学家安富步基于布罗代尔的这一思想，设计了复杂系统的模型。他们研究了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长期持续相互作用机制，提出了对应的抽象模型（金子、安富，2002）。这里的图终-1是把这一模型套用于全球化第三、第四波的时代，再把当时生成的秩序结构原理代入中间层而制成的。主权国家、国民国家、民主主义、帝国主义等一系列政治框架一旦产生，就束缚住每日发生的各种事件，使人们难以置身于其外。

最早形成的秩序规范“主权”是有关国际关系的原理。这一原理起源于以英国国王为首的各国君主反抗罗马教皇权威的事件，为结束十七世纪席卷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灾祸而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将这一规范确定下来（高泽，1997）。这一点前面曾经提到过，不再赘述。这里只想指出，现在地球表面尚未被主权分割的只剩下南极了。

十八世纪末，在北美与法国先后发生了革命，从这些革命中产生了“国民”“民主”等秩序规范（霍布斯鲍姆，2001；三谷，2012）。这一秩序规范的原则是，政治秩序的主体不再限于王族、贵族等世袭身份，而是由所有成年人构成的，这一主体的名称为“市民”，英语为citizen，或者国民nation。构成两者的成员常常是重合的，市民多用于与国内秩序有关的情境，国民则多用于有关与国外对抗的语境。市民一词除了与自己家族经营有关，还时常与地域秩序的形成有关，即为“民主”的主体。离开个人日常领域，置于更大的政治共同体中时，就产生了选出“代表”担负实现民主任务的制度。实现“民主”的方法通常是依靠在公开场合的讨论，即“公论”。与此相反，国民则是保卫国家免受外国攻击的主体，因此被要求承担牺牲自己的义务。不过，如在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中所看到的那样，当时的“人”专指男性。至于女性，无论西洋还是非西洋，直至二十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终于开始逐渐被包括于其中。另外，这里的“国民”观念在世界范围被比较广泛地接受，而作为“民主”主体的“市民”这一观念则未必如此。

三、明治维新与“国民”“民主”

对照产生于十九世纪初期西洋的秩序原理，明治维新与之处于何种关系？如本书中所叙述的那样，政治制度的变革导致创造出相当于“国民”的主体之后，再逐步向其中注入“民主”的要素。在日本，至维新的后半期才开始有意识地开始模仿这一过程。幕末的政治运动的内在动机是防御西洋的侵略，其中也混杂着类似祈求千年王国的运动，以及追求理想政治体制的愿望。但政治运动的主流中，防御西洋入侵这一课题被置于首位，其他诉求均被压制下去了。安政五年政变时登上政治舞台的“公议舆论”或者“舆论公论”以及“王政复古”等课题，都是从国家防卫这一根本要求中派生出来的。其中，“王政复古”这一课题，在西洋就是试图恢复革命以前的世袭贵族的统治、从而否定“国民”“民主”这些秩序规范的“反动”运动。而在维新期的日本则恰恰相反，“王政复古”促进了人们的“国民”化与“公论”。武士的政治家们以“王政复古”的名义动员庶民投身于国家防卫，水户的天狗党与长州的奇兵队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新政府成立后立即公布了《政体》，设计了平民也可以担任二等官的制度，废藩之后立即着手使秽多、非人等被歧视群体汇入平民中去，接着又实施了征兵制，其根底存在着动员全民的思考。这一系列去身份化的措施虽然标榜“一君万民”的理想，但是却形成了拥有同等权利的“国民”。

幕末产生的另一个课题，即“公论”这一主张，促进了“国民”的形成。“公论”在幕末，本来只是一部分大大名要求参与政治的主张，在新政权下，首先在五条誓文的第一条（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中得到进一步解释。在政府内部作出各种决定时得以实现，对民间也开放了参加的机会，鼓励民间提出建白，这些都可以视为国内政治运动的延长。然而，明治六年政府的大分裂之后提倡的民选议院，如果没有参照与引进同时代西洋的理想与制度，就不可能实现。从民间选出议员，把法律与预算的决定权交给他们的这一主张，在东亚的传统中是找不到的。

经过西南战争，把政府视为专制政府、要求承认人民参与政治这一主张终于实现了与暴力的分道扬镳。公议的主张化成自由民权运动并进一步普及扩大，支持这一主张的拥有财产与教养的上层庶民成为“国民”的主干成分（牧原，1998）。十九世纪初以来出现于北美与欧洲的“国民”与“民主”的潮流，在日本也由同样的阶层承担起接受与推进的任务。

起源于国家防卫这一动机的政治运动，产生了“公议”与“民主”这两个课题，一方面以王政复古与中央集权为契机，去身份化得以实施，由此产生了形成“国民”的条件；另一方面，“公论”发展成为民间运动，由此产生了事实上的“民主”运动。在明治政府成立二十三年之后开设了基于西洋型宪法的国会，这一系列成果作为制度确定下来了，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四、秩序原理的消长与持续性——“帝国主义”“分割继承”“科学与技术的复合”

进入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展（坡塔，2006）。自古代以来，人类不时会出现由特定的国家扩张统治领域，试图把多种多样的语言、宗教、文化的人们组织在一个广域秩序之下的动向，推动这一运动的民族统治其他民族，剥削并居高临下地鄙视其他民族成为常态。另外，为了形成并维护这一广域统治秩序，就必须建立起具有普遍性的制度，把异民族的人民纳入其中，同时还伴随着传播种种知识与技术的另一侧面。近代的帝国主义与传统的广域统治秩序不同之处，在于帝国的领域不仅限于某一个地域，而是扩展至世界各地，而且各个“帝国”之间展开竞争。二十世纪初期，欧洲列强（超级列强）竞相分割在这之前还是人口稀少的沙漠与密林的非洲，就是这一进程的极限状态。在东亚，日本于甲午战争之后也加入了这一行列。然而，因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普及与运用而加剧的“再现帝国”运动在经历了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稍显后退，这与“国民”仍然根基牢固形成鲜明对比，这大概是因为世界大战过于沉重的代价教训了人们。美国至今仍以作为“帝国”而自负，但达成目的的方法也已经转为更多地依靠软实力，而非传统的硬实力。

人类的“近代”在政治以外的领域也产生了属于中间层或者长期持续的原理，并持续支配着事件层，资本主义就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例。此外也还有其他重要现象，美国与法国的民法中规定的分割继承制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如果没有一子继承制度，王族与贵族的统治就不可能持续下去（托克维尔，2005）。在中国的辛亥革命与欧洲列强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自古代以来与之相处已久的君主制政体急剧减少，而实际上在这之前这一政体的存在基础已经被掏空了。与此同时，在先进工业国家中，近年来一些特定群体占有大量财富的现象在加剧（皮凯蒂，2015）。不过，现在参政权已经在国民中扩散，统治权的基础也与以前不同，不再是依靠对土地的控制支配。现在的富裕阶层与贵族不同，不再干预国家权力，但也并非完全消除了与权力之间的联系，只不过他们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联系比以前更隐晦了。

“近代”中还包含技术与科学的结合。通过依靠狩猎以及烹饪，人类依靠技术的发明成为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存在。然而，进入十九世纪，技术与科学结合之后创造出飞跃发展的能力。例如，离开了科学，人类就不可能使用电这一能源。科学的应用给人类带来的威力也体现于覆盖世界的电信网络这一事例中。科学与技术的这一结合将超过前面提到的属于中间层的秩序原理，或许将达到长期持续的程度。过去的长期持续，如饮食习惯那样，产生于与自然环境直接联系的领域，或者是像语言、法律那样产生于社会管理技术领域，因此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然而，人类自十九世纪以来已经把有计划的技术开发、制度化的科学研究植入社会，人类将依靠不断增殖的技术生存下去，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普及与平均化（马尔尼克父子，2015）。这一过程消失之时，也就是人类、至少是文明灭亡之时。

在人类的“近代”，西洋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秩序原理与知识框架，十九世纪后半期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发生于这一环境中的一个事件。当时的日本人在出发时尚未意识到同时代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框架。然而首先为了应对军事威胁而关注了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接着又下决心着手变革政体，使之符合“主权”“国民”等概念。明治政府建立之后，便开始有意识地应用这些概念，将“公论”发展为“民主”，并延续至今日。

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一些人对采用西洋模式持批判立场，他们强调日本“古来的样式”或者儒教道德的重要性，不过这也只是停留在意识形态抵抗的层次上。不仅日本，至今人类也未创造出足以替代上述模式的新秩序规范。世界各地都有人在谈论对不得不接受西洋秩序规范的不满情绪，然而，他们并未能提出可以实现社会公正、平等、安宁与自由的替代模式。究竟何处能产生足以超越近代西洋模式，并受到人类普遍欢迎的秩序规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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