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自由市场改革的故事，有成功也有疏忽

智利自由市场改革的故事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成功与疏忽。

智利在实现极为快速的增长和显著降低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成就使智利从拉美各国的中游位置变成本地区毫无争议的领头羊。从经济角度看，智利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成为拉美最耀眼的明星。但是，伴随这些成功的，还有一些疏忽。最明显的就是忽视了不平等，但这不是唯一遭到忽视的领域。芝加哥小子认为收入分配不应该成为制定经济政策关注的重点，重点应当是通过严格的定向社会保障政策减少贫困。在这方面，他们在芝加哥大学的很多老师也持相同的观点。如果贫困确实减少，就没有必要担心不平等问题。乔治·施蒂格勒可能最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他在其著名教科书《价格理论（修订版）》中写道，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经济中，“良好的收入分配”是一个荒唐的政策目标。

但是，事实表明，收入分配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即使在贫困发生率很低的社会也是如此。民众憎恨巨大的收入差距，最后会支持那些承诺就此采取措施的政客。在智利，收入差距极大且长期如此。在中左翼政府执政时期，不平等程度确实有所降低，但是，在2022年，智利仍然是经合组织中不平等程度第三高的国家。有人认为，之前讨论过的一连串丑闻、共谋和腐败案件，以及复杂的“横向不平等”，包括便利设施和公共品的不平等、不平衡的学校教育质量和城市的分化，进一步加深了智利是一个不公平国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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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计划：芝加哥小子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衰》

[智] 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  著

郭金兴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7月

由加夫列尔·博里奇领导的极左翼提供了具有一致性的叙事，将这些问题归咎于新自由主义模式，并承诺通过高税收、显著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承认原住民并偿还他们的土地、保护环境以及旨在使智利的生产结构更加“复杂”并且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政策，迅速降低不平等。正是由于不满意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大批民众在2019年叛乱期间举行了示威活动。将这一模式视为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遗产，这一点在叛乱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对年轻人来说，继续实行一种由一位独裁者构建的体系，而这位独裁者曾经无视人权，折磨和谋杀自己的反对者，这是不可想象的。

制宪会议的选举以及它提出的所有过分和激进的主张，都反映了这种不满情绪。在2022年9月4日的全民公决中，拟议中的宪法草案遭到了否决，这与如下观点并不冲突：不平等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政治议题。正如第15章所述，宪法草案被否决是因为它“夸大其词”，是因为它提倡的促进“多民族主义”威胁到国家的统一。但是，人们仍然需要一份新的社会契约，一个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能够减少权力的滥用和不平等。在写作本书时，即2022年9月下旬，所有政治力量一致同意，尽管9月4日的公投否决了新宪法，但民众仍然需要一份新的社会契约，他们也意识到，新的社会契约必须转换为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不能像被否决的宪法那样激进，也不应寻求将这个国家全部推倒重来。但是，每位政治领袖都赞同的是，新的社会契约必须根植于如下理念：智利是“一个拥有社会权利的民主国家”。这意味着，就像在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国家一样，大量社会权利得到国家的保障，并由司法体系予以执行。这一契约证明，由芝加哥小子推出并由中左翼民主政党联盟保留下来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写作本书时，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新宪法通过何种程序来编制。极右翼希望由国会负责这项工作，而从中右翼到极左翼的大批政党则认为，唯一令民众满意的方式就是由一个新的制宪会议来编制。正如之前提到的，多数人倾向于减少代表人数、缩短时间表，并且让原住民保留席位以反映其投票人数。性别平等，即制宪会议中男女代表各半，这一点没有争议。

理论中的疏忽

智利在发展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未能充分重视不平等问题，这并非唯一的疏忽之处。

政治和经济精英，包括经济学领域的精英，还忽视了年轻一代关注的其他问题。对于一些议题，如性别平等、环境保护以及动物和自然的权利等，他们未能投入足够的精力并给予充分的重视。渐渐地，这种疏忽引发了一代人的不满。年轻人加入了新的政治派别，其主要目标是以新的社会秩序取代新自由主义。这种新社会秩序基于团结一致、强大的政府、环境保护、女权主义原则、所有层面的性别平等，以及为全民免费提供社会服务。

在过去这些年，我曾经交谈过的每位民主政党联盟官员，包括前总统里卡多·拉戈斯和前内阁成员何塞·德·格雷戈里奥（JoséDeGregorio）、尼古拉斯·埃扎吉尔、克劳迪奥·奥曼（ClaudioHohmann）、卡洛斯·乌尔塔多（CarlosHurtado）、马克西莫·帕切科（MáximoPacheco）、罗德里戈·瓦尔德斯和安德烈斯·贝拉斯科（AndrésVelasco），强烈反对如下观点：民主政党联盟追求的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议程。当然，这并不意外。考虑到这些年新自由主义一词被赋予的负面含义，任何参与政策制定的人都不愿意将这一标签贴到自己身上，或者贴到他们推动和实施的政策上。这些官员告诉我的都是“我们从未将智利国家铜业公司私有化”、“我们加强了金融监管机构”以及“我们增加了社会服务”。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并未触及核心问题。

当然，标签很重要。它会影响人们看待我们的方式，也会影响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但是，无论四届民主政党联盟政府推行的政策是否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或者其他的称呼，比如新-新自由主义、瘦身的新自由主义、准新自由主义或者包容性新自由主义，事实都是这些政策与芝加哥小子的政策有明显的连续性。正如本书各处都有提到的，在各个层面上都依靠市场机制的做法也保留了下来，比如提供教育、医疗和老年人退休金等社会服务，就像强调经济完全由私人部门主导一样。确实，民主政党联盟在执政时期创建或者加强了很多监管机构，但是，总体而言，以及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智利仍然是政府干预最少的国家之一，这同样是真实的。

从安东尼奥·葛兰西那里，他们懂得了要掌握权力，就必须基于常识发展出一套有说服力的叙事。这项任务是由“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intellectual）完成的。无论谁掌握了叙事，谁就能够在思想之争中占据上风，更有机会赢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在葛兰西生活的时代，小册子是传播革命性叙事最重要的途径，在当代社会则是社交媒体。当极左翼活动家掌控了Instagram（照片墙）、Twitter（推特）和TikTok（抖音海外版），并极为聪明地使用这些工具传播他们的福音时，自由市场支持者原来的守卫们仍然袖手旁观，最多就是偶尔给编辑写封信。

从欧内斯托·拉克劳那里，极左翼懂得了现代革命行动和成功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现代政治冲突发生在“民众”与“精英”之间，后者可以被广泛定义为所有享受“特权”的人，比如那些拥有优越的管理或者专业职位的人，他们在优质学校读书，在更高档的社区生活，拥有牢固的人际关系网络并与决策者有来往。民众关心的事情很简单，比如如何拥有更好的生活和更公平的社会，免受权力滥用和腐败的影响，但是大多数时候，拥有既得利益的精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障碍。从尤尔根·哈贝马斯那里，他们懂得了“公共领域”的重要性，这是一个言论与行动的领域，与私人和个人空间相对，而后者得到了古典自由主义者和市场派经济学家的支持。这些活动家从朱迪思·巴特勒那里学到了性别权力等词汇，懂得了将“性异议”（sexualdissidences）整合进权力结构的重要性。在2022年智利宪法草案中，有6个条款谈到了这种异议。

在2019年叛乱之后，极左翼叙事变得如此具有统治力，甚至老练的中左翼政客都不敢发声反对紧随这次叛乱出现的暴力和毁损财物的行为。这样做会让他们遭受各种指控和“封杀”，在这个时候、这个时代，后者要比前者糟糕得多。极左翼再次讲述了一个故事：在一个国家，富人与所有部门的政治精英联合起来，与军方签订一份隐含契约，试图让这个滥用权力、不平等和腐败的体制永远存续。这一叙事的核心是皮诺切特的形象，这个遭到痛斥的人物篡夺了权力，折磨数以百计的公民，处决自己的政敌，包括前大使奥兰多·莱特列尔在内的一些人在国外被谋杀，25万人遭到流放。在2022年6月下旬，在智利正准备以公投方式决定是否通过新宪法时，社会党主席保利娜·沃达诺维奇（PaulinaVodanovic）声称自己政党的目标是“终结这个从（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继承而来的制度”。

在很多层面上，亲市场力量都退却了。我不太愿意用“保守主义”来代替“亲市场”这个词，尽管很多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在社会议题上的态度都是非常保守的。年轻人很少参与政治，成为记者或者对政治争论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少。确实存在一些亲市场智库，大概有三四个之多，但是，它们逐渐不再捍卫改革所依据的自由主义和市场原则。比如，由巴勃罗·巴劳纳、豪尔赫·考阿斯和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建立的公共研究中心，越来越对文学和文学理论而不是经济学感兴趣。d此外，在塞巴斯蒂安·皮涅拉第一次执政以后，智库自由与发展的工作强度就大幅减弱了。这家机构曾经两次接待过加里·贝克尔的来访。亲市场经济学家不愿意把社交媒体作为交流的工具，少数确实拥有Instagram和Twitter账号的人也很少使用它们，并且几乎从来不与批评者辩论。

但是，最能证明不参与公共政策讨论这种趋势的例子，就是天主教大学几乎完全从经济政策的日常辩论中消失了。年轻教师现在感兴趣的是成为全球学术圈的一部分，也成了“出版或者出局”这种文化的受害者。为了晋升职称，只用西班牙语发表论文或者做一些与智利发展挑战相关的重要研究，这是不够的。论文必须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并得到一些分散在全球各地的权威的认可。《经济学手册》杂志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过如此众多有关智利经济的重要文献，目前已经停刊，还没有另外的杂志关注与智利及其政策制定者息息相关的应用问题。

自负能够部分地解释这一现象。自皮诺切特时期以来，经济学家已经习惯于拥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和权力。开展大多数政治活动要使用经济学术语，经济学家蔑视其他的专业人员，比如律师和工程师。两位后独裁时代的总统都是拥有顶尖名校博士学位的职业经济学家，即毕业于杜克大学的里卡多·拉戈斯和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塞巴斯蒂安·皮涅拉。在独裁统治结束之后的32年中，两个人执政的时间长达14年。自负经常会导致骄傲和某种一贯正确的感觉。对于智利经济学家而言，经济学观点就是国王，遵循加里·贝克尔的思路，他们相信经济学能够用来分析和解决一个社会面临的几乎所有问题。很多人不再倾听他人的意见，不相信在成功与成就的表层之下，不适和不满的状态正在蔓延。在思考经济学家发挥的作用时，我想起了哈伯斯塔姆（Halberstam）的著作《出类拔萃之辈》（TheBestandtheBrightest）。在这部著作中，他讲述了最聪明的知识分子在1961年加入约翰·肯尼迪政府的故事。他们拥有完美的学术资历，包括哈佛大学的院长、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毕业于格罗顿中学和耶鲁大学并结交了很多有权有势的朋友。但是他们很少倾听不同意见，也不想看到展现在他们眼前的现实。哈伯斯塔姆告诉我们，正是这种自负使美国进行了两场悲剧性的国际冒险，并且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这就是猪湾入侵和越南战争。

在20世纪70年代，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是芝加哥大学的一名教师，为很多新一代的芝加哥小子讲授价格理论导论（经济学300）。后来，她对修辞和话语产生兴趣，广泛讨论了经济学家如何展示自己的数据，如何讲话，如何经常感觉到无法说服别人。在著名的有关资产阶级的三部曲中，麦克洛斯基认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扩张得益于简·奥斯汀（Jane Austen）等人的文学作品和谈话，这些文学作品和谈话欣赏并赞美勤奋、工作、准时以及尊重他人等品格。2022年，我在得克萨斯的圣安东尼奥就智利的经历采访了她。我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捍卫古典自由主义和市场这些观点的方式，不同于极左翼活动家再次发起持续进攻的方式。麦克洛斯基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说：“对这些进攻的答案就是宣传，宣传，再宣传！”这就是为什么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市场的其他支持者在智利败下阵来。他们没有选择致力于永无止境的思想冲突和斗争，或者不知疲倦地宣传市场的优点，而是选择了舒舒服服地待在家里，禁不住智利大企业董事会成员这类高薪职位的诱惑，包括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卷入共谋和其他丑闻的几家公司。

未来

2022年3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这样评论新自由主义：

过去这些年来，古典自由主义得到了重新阐释，并发展出不同的取向，最终结果表明，这些都是在自我削弱……战后初期的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变形，这有时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了解自由市场的重要性，但是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等经济学家的影响下，市场受到了尊崇，国家逐渐被妖魔化为经济增长和个人自由的敌人……沉迷于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发达民主国家减少了福利国家的规模和管制，并在“华盛顿共识”的名义下建议发展中国家也照方抓药。缩减社会福利支出和国家部门，移除保护个人免受市场变化影响的缓冲垫，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导致不平等程度大幅提高。

福山写作这篇文章是为了回应俄乌冲突，也是对全世界古典自由主义江河日下的反思。尽管背景极为不同，但福山提出的核心逻辑同样适用于智利。也许人们可以说，太长时间以来，新自由主义观点及其政策走过了头，这也是在自我削弱。

福山的这段引文还表明，新自由主义理念与政策的式微是全 世界的普遍现象。前游击队员古斯塔沃·佩特罗（Gustavo Petro） 当选哥伦比亚总统和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Lula”da Silva）在巴西取得的成功，都表明拉美地区正在势不可挡地向左翼移动。正如过去这些年一样，大家最关注的就 是智利的经历，分析家和投资者会密切关注智利的各种动向，努力探求新的“拥有社会权利的民主国家”是否能够兑现极左翼政 客的承诺。

当然，预测未来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当 1970 年萨尔瓦多·阿连德成为第一位自由当选国家元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时，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几年之后智利会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典范。但是，尽管无法确定未来这些年将会发生什么，我相信智利将继续与市场和竞争拉开距离。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受到高度管制的经济体，但是它将偏离由芝加哥小子创建并由民主政党联盟政府完善的那种模式。有人将会怀念新自由主义时代，其他人则会对这一时代的终结感到如释重负。在经过一两代人之后，智利有可能处于20 世纪大多数时间它所处的位置，即拉美这些国家的中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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