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概念史与词汇史、当代欧美史学理论
我第一次认识《想想历史》（Thinking About History）的作者莎拉‧玛札是在2004年的夏天，那时我承负她一篇讨论欧洲文化史作品中的历史叙事论文的译事工作，译稿完成后，我时不时关注她的动向，本书就是她在2017年最新出版的著作。《想想历史》是一本关于历史学方法论的著作，讨论的是历史学这门学科与其他研究领域的独特之处，玛札纵笔所及，特别关心的是历史学所呈现的「折衷主义」（eclecticism）特质，以及这项特质如何引发这门学科的内在张力与争议。在玛札之前，有许多历史学家投身探索史学史／历史编纂／历史书写（historiography）这方天地，书名相近者则有美国老牌文化史家卡尔‧休斯克（Carl E. Schorske）的《以历史来思考：对现代主义的探索》（Thinking with History: Explorations in the Passage to Modernism, 1998）与迪耶戈‧欧斯坦（Diego Olstein）的《以全球视角思考历史》（Thinking History Globally, 2015）这两本书。休斯克的大作关注的是精英文化的范畴，他所要论辩的是「现代性」的课题。休斯克认为20世纪的欧美知识人不以历史进行思考，无论是现代艺术、建筑、音乐或科学都不是面向过去而生的领域，而是从一种崭新且自主的文化空间中所发展而出的领域。这与十九世纪怀持历史主义的人们大相径庭。然而，不论是十九世纪依恋过去的历史主义者亦或是二十世纪抛弃过去的现代主义者，两者皆企图探询欧洲文明的意义与型态，等于是表述「现代性」焦虑的不同方式。休斯克书末则顺笔提及历史学如何在后现代文化的脉络下，寻找新的出路与用途。 欧斯坦的大作可谓是全球史的操作手册，提出全球史的四大分析策略：比较、连结、概念化和脉络化。欧斯坦本人是研究中世纪西班牙和世界史的专家，他的祖父母从东欧移民到南美，属于第二代阿根廷移民的他，耳际听的是以意第绪语（Yiddish）吟唱的民谣，开口讲的是西班牙语，脑中的智识洗礼则来自以色列的学术社群和独裁统治下的阿根廷，写作此书之际的他则是匹兹堡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欧斯坦的成长历练，就彷若全球思想的旅程一般，为《以全球视角思考历史》预先谱下丰厚的乐章。欧斯坦跨越国族疆界、语言隔阂和区域分界的人生经验，与全球史关怀历史经验的全球网络和跨国接受若合符节。欧斯坦提出如何书写大规模（big scale）历史的12种可能取径：比较史、关系史、新国际史、跨国史、海洋史、历史社会学、文明分析、世界体系、全球史、全球化的历史、世界史和大历史。欧斯坦的所思所为正是要提供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各种故事，打破方法论的国族主义，而这种浪漫主义式的国族中心方法论正是休斯克笔下十九世纪流行的历史书写模式。《想想历史》出版于这两本著作之后，我注意到玛札似乎没有引用这两册书名近似的著作，我无法断言玛札的这本书必然后出转精，但《想想历史》是以一种更加全面的方式来概述过去半个世纪以降欧美史学思潮的流变。更重要的是，《想想历史》是立基在折衷或辩护的立场上，探讨历史知识性质、书写技法，以及这门学科特质的著作。就如同书名所示，思考关于（about）历史的二三事，这比用（with）历史进行思考更加宽泛，也比在全球范围内思考历史更为折衷。 过去对于历史学方法论或史学思潮的写作大抵不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时间的先后序列进行铺陈，以欧美近代史学思潮为例，首章披挂上阵的可能是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和兰克（Leopold von Ranke），再一路顺笔而下论及1960年代横扫千军的社会史、1980年代异军崛起的文化史以及上个世纪末的后现代／结构／殖民主义的后学家族。另一种类型则是各个次领域的盘点清单，写作者以学林点将录的形式，介绍历史学的分支和该领域的重要人物。读者会看到性别、劳工、底层、社会、文化、思想等克利奥女神在史学万神殿中的位置。玛札的这本大作则不从此道，她先从历史学的3个W进行提问：谁的历史（who）、何处的历史（where）和什么的历史（what），下半部则以三章针对历史学性质的提问和论争作结。对于玛札来说，历史学较之其他学科受理论的影响较小，历史学家侧重的是深描细写事件发生的经过，并且注意事件和脉络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想想历史》中，玛札在每一章中都提出一个思考的论题，但不提供标准答案。就如同她所说的，这本书的主题是要告诉读者，我们应该如何思考历史，而非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历史（过去）之于我们的重要性不证自明，我们所要知晓的是过去数十年的创见和争议，如何型塑这门学科和影响我们的生活。 在本书的前三章，玛札要谈的是历史学家如何将注意力转向新的行动者、新的空间划分和新的事物。她所措意的是新的人群分类如何带来新的叙述方式。当研究者着手研究妇女和奴隶的历史，背后的意义是要训练我们所有人都要去寻找过去「正规」的历史上那些没有声音的人们，挖掘在过去的社会中没有被言明、存在于缝隙之间以及被压抑但始终顽强存在的层面。玛札告诉我们历史上的「何物」与「何者」密切相关，这里的「物」不是专指可见的物质或物件，观念、思想这类抽象的精神世界也包含在内。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合并在一起讨论，意味着打破过去精神在上、物质在下的旧有阶级关系，伟大的思想和创见不再是亘古不变的观念，而是受到现实世界物质性设施、社会地位甚至是人类野心影响下的产物。就以「科学」这个概念为例，科学史家告诉我们，「科学」概念的变化深受科学实践的影响，而科学实践过程中的物质、环境性因素也是影响「科学」的一大因子，并由此探知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过程和外在因素。譬如夏平（Steven Shapin）研究科学革命这段历史时，特别措意在实验如何作为制造知识的实践过程。由此延伸，作为文化实践的「知识」和「资讯」成为思想史的新发展，有助于理解「知识」在不同脉络时空中所扮演的角色与置放的位置，以及知识如何生产、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思想史不再只是「脖子以上的历史」，而是在知识网络的具体世界、在作家的社交世界、在读者的情感和感官世界、以及在生产和消费书籍的世界中，所具体打造的精神世界。当我们将研究过去的视野摆放在不同的人群和事物之上，这也连带影响了我们对于空间的划分与认知。玛札在第二章谈论的重点就在于打破国别史的中心主义，民族国家的概念其实是晚近的发明，是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其他弄潮儿携手打造的结果。玛札引入海洋史和全球史的思考取径，认同边缘、排拒中心，试图去搜寻历史上文化交流的跨国心声。玛札所排拒的中心，不仅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中心，更是以欧美为代表的中心。她所要提倡的是「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欧洲以外的历史不再是欧洲主流叙事的变奏曲，而是具有独特意义的主体。 举例来说，我们在课本上所认知的「启蒙运动」，是作为一个开启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命题」（modernization thesis）。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从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民主和自由的政治概念，因而泽披后世。这样的历史叙事逻辑预设了一个立场：单一的和法式的启蒙运动。于是，英年早逝的英国史家波特（Roy Porter）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打破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研究，将启蒙运动置放于不同的国族脉络中予以检视。启蒙运动不是非得要如同法式启蒙一般，拥有革命、颠覆性的运动性质，在其他国族脉络中的启蒙哲士，对于创建秩序的渴求要比法国的启蒙哲士更为深刻。以波特自己的著作为例，他所研究的英国启蒙运动就不是以推翻旧秩序和建立自由的世界为要务，英式的启蒙不是以激进为特质，关注的重心也从政治的向度转为道德的问题。波特的研究等如把启蒙运动置放了国族的脉络底下，成为复数的启蒙运动。威瑟斯（Charles Withers）则将空间视角从国族往地理区域转移，措意的是启蒙运动如何置放于地理学的脉络之中，地理学这项出现于18世纪的科学如何与自然和世界产生连结，而不再强调启蒙运动国族特征的重要性。倘若进一步将视角从各色的国族脉络往全球史的脉络推进，检视启蒙运动的全球史意涵，则能进一步地去除启蒙运动的欧洲中心论，重新考虑这个由欧洲创发的概念，如何输出到世界的其他国度。由这个角度出发，启蒙运动是概念交换和交织的历史、是翻译和引用的历史以及共同生产知识的历史。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全球启蒙运动的时间和空间向度，作为概念的启蒙运动大部分是由位居地方的（local）历史行动者加以形塑的概念，而非由欧洲的原生脉络文本抟成的概念。作为概念的启蒙运动让地方的历史行动者，开始进行全球式的思考方式，并将自身的处境置放于世界的位阶。这样一来，欧洲以外的世界不必然要亦步亦趋跟随欧洲的启蒙方案，要讨论的是启蒙运动与全球世界的创造之间的关系。 历史是什么？来自过去的声音？人类经验的传承？还是帝王将相的生命史？这句标语是初入史学门径的学徒，日夜吟诵和提问的基础。「历史是过去与现在永无止尽的对话」，则是另一句金科玉律。「历史是什么？」一语来自于卡尔（E. H. Carr）在1961年出版的《何谓历史？》。卡尔在学术研究上，主要是以俄国史的研究为主。他曾经发表过与俄国有关的人物传记，在1950年到1978年间出版了十四册大部头的History of Soviet Russia。因为研究苏俄革命及个人背景的原因，使卡尔对历史产生兴趣，这也影响了他研究历史时所切入的视角。诸如「个人与社会」、「自由意志与物质决定论」、「因果关系与偶然性」和「客观性与主观性」都成为他思索历史问题的主要关键点，也构成《何谓历史？》书中的主要内容。玛札的后三章基本上围绕着卡尔的这个命题进行开展，分别讨论历史学（知识）如何被生产、历史解释的因果关系和意义以及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虚构。玛札对这些问题所提出的解答，与一甲子前卡尔所提供的答案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唯一相同的是「历史是过去与现在永无止尽的对话」。 无论是历史写作中的事实与虚构，抑或历史解释中的因果关系，这都涉及到历史（知识）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过程。本书的第四章讨论的就是另一个W：历史如何被制作（how）。玛札告诉我们历史学的折衷特质，就在于历史书写的工作并不垄断于学院派史家之手，任何有读写能力和搜集档案的人，都能从事书写历史的工作。通俗史家和专业学者的差别在于，学者要开拓新的知识疆界、寻找新课题和新方法，通俗史家则是要利用既有的研究成果来吸引成果。伴随着通俗史学而来的是「公共」历史如何呈现过去的课题，这涉及到博物馆、档案馆、历史纪录片和口述历史如何保存和呈现历史的方式。这些机构和展演历史的另类方式，一方面暗含了档案文件该如何被保存与历史该如何被书写，另一方面则是与学院内的研究者进行对话，尝试打造出「正规」历史学的另一项面貌。玛札在第五章主要谈论的是因果关系／事件的二元对立，如同卡尔所言「研究历史就是在研究原因」，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年鉴学派或受社会科学影响的历史学，皆是透过寻求原因来创建解释的模式，而且相信作为底层建筑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在历史上会发挥高于一切的影响力。作为浪花顶端泡沫的事件（布劳岱尔语）重回研究者案头的议程表，这是出自于长期强调结构的反动，于此，事件本身不作为历史事件的原因，而是作为变革性的力量。事件的回归标志出一个时代的结束：试图对历史变迁提出一套有系统的、科学的解释之时代的结束。事件的形式呈现了人类对身处脉络的回应，而非因果关系的影响，并且提出一套关于人类如何行动以及世界如何运转的设想，特别是那些影响（但并非决定）人类行为的因素。本书的最后一章聚焦的是历史学的客观性问题。现代主义以降、后现代主义的洗礼，层层挑战与更新研究者的视野与思维。研究历史这件事不再等同于卡尔笔下，手工业抄写档案时代就存在的一种古老技艺──所谓「据实以告的人」。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历史学家早就扬弃历史学是全然客观的学门这一观念。后现代历史学家指出，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可以涵盖并复原过去的所有事实，没有任何叙述可以向过去本身查证，只能依靠其他叙述进行查证。后现代的浪潮使历史的价值和内容剧烈震荡，就如同本章的小节名称所示：「一切事物都是被建构出来的」。后现代历史学的大将詹京斯（Keith Jenkins）的名作《历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 1991）在1996年由麦田出版社引进汉译本。再隔四年，台湾学者古伟瀛和旅美中国学者王晴佳合著《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巨流图书公司）出版，后现代历史学在当时的台湾有骎骎然蔚为大国的态势。2006年，《历史的再思考》出版修订译本，当时麦田出版社的丛书主编卢建荣还为此撰文介绍汉译本出版十年的时代意义。古伟瀛亦以本地学者介绍后现代历史学之姿，列为修订译本的另一位导读者。后现代历史学模糊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线，历史写作中的虚构并非造假，虚构的部份反倒是展演真实的必要之处。 本文絮絮叨叨讨论《想想历史》的写作向度和理念，终究只能触及这本书的几个侧面，无法得其全貌。从1961年卡尔的《何谓历史？》，中经1973年怀特（Hayden White）的《后设历史学》、1991年詹京斯的《历史的再思考》再到本书，一条隐然可见的历史变迁线索于斯可见。我们可以发现专业历史知识生产的转变，单数大写的历史书写文化业已瓦解，新的历史图像随之浮现。不过，当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框架被请下神坛后，我们该如何继续书写自己独特的历史？「历史是过去与现在永无止尽的对话」，自从卡尔为历史下此定义之后，各方的书写论客莫不以此探究过去／现在之间的关系。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世界，历史就像一方承载各色记忆的水塘，任何人皆能心领神会，各取一瓢饮。就如同玛札所云，「历史学家不能给你答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看问题，可以教你如何提出正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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