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培红丨河西走廊上的会稽与建康
在历史上，会稽与建康是江南地区赫赫有名的都市，而在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上，也有会稽与建康两个地名。前者出现时间早、名气大，后者是晋代以来侨置在河西的地名。这表明在中古时代，具体而言是从西晋到北宋，江南文明对河西走廊有着极强的持续性影响。然而颇有意趣的是，河西会稽与建康起初是为了安置侨居此地的江汉南人，后来却成了来自中亚的粟特胡人的聚居地，甚至形成了会稽康氏、建康史氏的郡望。
江南地区的会稽，自秦始皇以来设置郡县，一直绵历不替，作为郡至唐犹存，作为县则讫清犹存，影响可谓深远。秦汉时期，会稽郡的治所原本在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到东汉顺帝时分会稽郡置吴郡，乃移治于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1]作为江南名郡，到西晋时其影响及于西北，在河西走廊西部首先出现了会稽县。[2]《晋书》卷14《地理志上》云：
元康五年（295），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冥安、深泉、广至等五县，分酒泉之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凡八县为晋昌郡。[3]
西晋惠帝在敦煌、酒泉二郡之间新设会稽（治今甘肃省瓜州县小宛破城）、新乡（治今甘肃省玉门市昌马乡）二县，连同从二郡中析分出来的六个县，设立了晋昌郡（治今甘肃省瓜州县锁阳城）。[4]当时，江南会稽郡与河西会稽县同时并存，两者之间或许存在某些关联，可能西晋在280年平定吴国后，曾从江南移民到河西而出现了侨置之会稽县，[5]具体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十六国时会稽县仍然存在，如阚骃之“父玖，为一时秀士，官至会稽令”。[6]此时尤可注意者，是西凉李暠新设了会稽郡。该郡的设立，源于前秦苻坚与东晋交战过程中，将从江汉地区掳掠到的大批南方人迁徙到河西西部。《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云：
初，苻坚建元（365—385）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7]
这万余户江汉之人被称为南人，他们和七千余户中州之人被前秦迁徙到敦煌，对河西西部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西凉时，李暠（字玄盛）于405年把国都从敦煌迁到酒泉，又将之悉数东徙酒泉，其中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治今甘肃省玉门市赤金堡）。李并成根据《通典》注文的省略记述，认为“李暠安置南人（江汉之人）的会稽郡设在原敦煌郡境内”，[8]并不准确，实际上是在原酒泉郡界内。李暠没有将万余户南人全部统一设立会稽郡，应当是出于平衡每郡人口数字的考虑。不过，这些南人来自于秦晋交战的江汉地区，并非江东之会稽郡，大概是因为东晋在江东立国，而且会稽郡名声较大，西凉境内的晋昌郡原本就辖有会稽县，所以李暠以会稽名郡，更加方便拉拢与东晋王朝的关系。西凉新设的会稽、广夏、武威、武兴、张掖五郡，均为侨郡，位于原酒泉郡的地盘上，而会稽县则属于晋昌郡，所以新设的会稽郡与原来的会稽县当非从属关系。只是我们不知道西凉会稽郡设立以后，是否随即撤销了晋昌郡之会稽县，而使之成为会稽郡中的县名？西凉亡国前夕，敦煌父老令狐炽梦见一位穿着葬服帢衣的白头老翁说：“南风动，吹长木。胡桐椎，不中毂”。[9]桐椎是西凉后主李歆的小字，所谓长木、桐椎即指其人，而吹折长木的“南风”当喻指前秦从江汉地区迁来的南人。这则梦谶虽然说是南人动摇了西凉王国的统治，但它出自于敦煌大族父老令狐炽之口，[10]反映了敦煌大族与江汉南人之间存在着矛盾，以及前者对迁都酒泉的西凉李氏政权的不满。[11]
439年北魏攻克北凉国都姑臧，之后进取张掖、酒泉、敦煌等郡，于442年统一了河西走廊。北魏在河西设立敦煌、凉州二镇，但在敦煌镇下并未沿袭设置会稽郡，直到正光元年（520）才重新恢复设置会稽郡，却非是西凉会稽郡的翻版，而是设在原西晋会稽县。《通典》卷174“晋昌郡”条晋昌县下注云：
有昆仑障，汉宜禾所居，故城在县界。后魏明帝正光（520—525）中置会稽郡即于此。[12]
《太平寰宇记》卷153“瓜州”条晋昌县下指明了它的具体方位及年代：“宜禾故城，汉宜禾都尉所居，城在县西北界。乃后魏明帝正光元年侨立会稽郡于此”。[13]宜禾故城位于唐代瓜州的西北，自然不是位于原酒泉郡范围内的西凉会稽郡，而应设在原西晋会稽县。正因为北魏会稽郡与西凉会稽郡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所以杨守敬在考证《隋书·地理志》时，据此推测“或后魏有迁徙，故志作后魏置欤？”[14]实际上，西凉与北魏的会稽郡名称虽同，却属两地，前者位于原酒泉郡界，后者是从西晋晋昌郡之会稽县发展而来。李正宇考证其治所在今甘肃省瓜州县城东南30公里处的六工破城子，李并成则认为在今瓜州县城往东18公里处的小宛破城。[15]汉代的宜禾都尉，约在魏晋间升格为宜禾县，隶属于敦煌郡，西晋时并入新设立的晋昌郡，而晋昌郡辖有会稽县，故知北魏会稽郡当在西晋晋昌郡之宜禾、会稽等县的基础上升格而来，而不是直接恢复位于原酒泉郡境内的西凉会稽郡。北魏后期设立的会稽郡，到北周初被废，改设晋昌郡。《隋书》卷29《地理志上》“敦煌郡玉门县”条注云：
后魏置会稽郡。后周废郡，并会稽、新乡、延兴为会稽县。[16]
北周初废罢会稽郡后，仍然保留了会稽县的建制，而且新乡、延兴二县并入了会稽县，使之成为规模较大的县。《太平寰宇记》卷153“瓜州”条记载西凉置会稽、广夏二郡后，续云：“至后周初并之，复为晋昌郡。至武帝改晋昌为永兴郡”。[17]《隋书·地理志上》所记北朝会稽、新乡二县，当即西晋元康五年新设立的晋昌郡所辖二县。王仲荦推测，“北周之晋昌郡治或在会稽也”，遂认为永兴郡治在会稽；他反对北周会稽县位于唐晋昌县之西北，认为“北周并会稽、延兴等县为会稽县时，会稽县额虽未废，而县治实已东移”，推断从宜禾故城向东“移治于后魏之玉门郡玉门废县也”，亦即“今甘肃玉门市西北赤金堡附近”。[18]此说为李并成所赞同。[19]他们的根据是新乡、延兴二县在今甘肃省玉门市境内，不可能与位于今瓜州县锁阳城西北的会稽县相并，只有会稽县治东徙才能加以合并，因此推测会稽县东徙至今玉门市赤金堡。上引《隋书·地理志上》“敦煌郡玉门县”条注文在北周会稽县后续云：“开皇（581—610）中改为玉门，并得后魏玉门郡地”。正因为并县后的会稽县东徙至今玉门市赤金堡，才有可能在开皇时进一步合并原北魏玉门郡之地，并更名为玉门县。《元和郡县图志》卷40“肃州”条玉门县下云：“后魏孝明帝改为玉门郡，周武帝省入会川县，隋开皇十年（590）复改为玉门县”，[20]李并成认为这里的会川县为会稽县之讹。[21]敦煌文献中记载到一位会稽县令宋绍演，任职时间在北周、隋初之际。日本东京三井文库所藏北三井025-014-002《华严经》卷第卌六尾题：“大随（隋）开皇三年岁在癸卯（583）五月十五日，武候帅都督、前治会稽县令宋绍演，因遭母丧，亭（停）私治服。发愿读《华严经》一部、《大集经》一部、《法华经》一部、《金光明经》一部、《仁王经》一部、《药师经》，卌九遍。愿国主兴隆，八表归一，兵甲休息。又愿亡父母托生西方天寿国，常闻正法；己身福庆从心，遇善知识；家眷大小康休。一切含生，普蒙斯愿”。[22]日本学者大多从纸质材料的角度，判断该写经是伪写本，[23]但“武候帅都督、前治会稽县令宋绍演”绝不会是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官衔与人名，他在北周末或隋初出任会稽县令，隋初又升任为鹰扬府中的武候帅都督。自隋代废罢会稽县后，终唐一代不再在河西走廊上设置会稽郡或县，但到五代末期，曹氏归义军又出现了会稽镇。根据敦煌文献的记载，曹氏归义军前期统辖“二州六镇”，[24]学者研究认为“六镇”是紫亭、寿昌、悬泉、雍归、常乐、新城镇，[25]而P.3727《后周广顺五年（955）正月都知兵马使吕富延、阴义进等上太保衙状》云：
右今月某日某时，于向东甚处，递到消息，言道有马踪多少骑，数来入会稽、新乡、雍归、新城管界。[26]
这里新出现的会稽、新乡两个地名，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新设之镇，[27]曹氏归义军后期遂称“二州八镇”。[28]很有意思的是，西晋元康五年新设晋昌郡之会稽、新乡二县，到五代曹元忠时又增置会稽、新乡二镇，仍属瓜州（晋昌郡），地点应当相同。S.8516A《后周广顺三年（953）十二月十九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榜》是归义军设置新乡镇的榜文，[29]S.8516B《后周广顺二年（952）某月五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帖》中有“贬流会稽”之语，[30]说明会稽镇的设置比新乡镇稍早，到955年上揭状文中就出现了会稽、新乡二镇。S.5606《书手某乙抄录会稽镇状稿样式》云：贼来输失状。某处寇盗。右今月某日，从某处寇盗蓦突出来，直到城下，贼有三百骑已来，欲拟相敌，恐怕输失，虏劫五六余人，更无损动。更有言语，任之书。谨具状申闻，谨录状上。…………………………………………………………………………………………………无贼错接火惊动状。右今月某日夜，某处火出，遂差都知游弈寻探，某处种田人灼火错看，此件虚谬无贼。今则管界澄清，总无惊怕。谨具状申闻，谨录状上。…………………………………………………………………………………………………镇使不在镇内百姓保平安状。副使某甲、百姓等状上阿郎衙。右某月，镇使李某甲奉帖上州去后，镇县内外并平安，烽烽又无动静。防门守护，准旧兢兢；捉道、烽铺，不敢怠慢。向东一道，更无息耗。谨具状奏闻，谨录状上。…………………………………………………………………………………………………书手某乙。右奉差会稽抄录。来时蒙阿郎处分，赐限居守一年。今则时过，望替，未得指挥。伏乞（后缺）。[31]根据最后“右奉差会稽抄录”一语可知，这是会稽镇上给归义军节度使的状稿样式。会稽镇的李镇使奉命到瓜州去汇报工作，离开了会稽镇，由副使代行其职，管理镇务。在镇使、副使之下，还设有都知游奕使，被差往侦查某处起火的情况。第三件状文提到“向东一道”，可知会稽镇主要是防遏来自东面的贼寇。镇使又作镇遏使，P.4060《会稽镇遏使罗祐通供养佛像》左下侧题记云：“施主会稽镇遏使罗祐通一心供养”，[32]关于此件画像的年代，池田温判断为“大约十世纪”。[33]在敦煌文献中经常出现“罗镇使”，如P.2916《癸巳年（993）十一月十二日张马步女师迁化纳赠历》云：“罗镇使：非（绯）绢一匹，黄绢一匹，透贝一匹”；P.4700《甲午年（994）五月十五日阴家婢子小娘子荣亲客目》中有“罗镇使及娘子并都头小娘子四人”；P.3942《荣亲客目》亦有“罗镇使及娘子”。[34]在曹氏归义军前期，有一位紫亭镇使罗盈达，是节度使曹议金的妹夫，但上举文书的时代皆为曹氏归义军后期，因此这位罗镇使应非紫亭镇使罗盈达，当为会稽镇使罗祐通。关于会稽镇的地理位置，陈国灿据前揭《隋书·地理志上》所载会稽县于开皇中改为玉门县，认为“会稽镇设于酒泉西二百里的旧玉门县地，即今甘肃玉门市属的赤金县城附近”。[35]然据《元和郡县图志》卷40“肃州”条云：“玉门军，开元（713-741）中玉门县为吐蕃所陷，因于县城置玉门军。天宝十四载（755），哥舒翰奏废军，重置县”。[36]若依陈氏所论，则会稽镇与玉门军同治一地，这似不可能。李并成专门撰文考证了归义军会稽镇，认为其地当在今瓜州县城东36里处的小宛破城，并云：“会稽镇位居疏勒河中游绿洲北部，为归义军政权的北部屏障，并与其西南的悬泉镇、东南的瓜州城呈三足鼎立、相互策应之势，居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它的设置既可防范甘州回鹘政权沿疏勒河干流北岸，绕道瓜州北部而来的袭扰，又可东与新城镇、玉门镇连成东西一线，南与悬泉镇、雍归镇以至新乡镇连成南北一线，构成对瓜沙腹地几个方向上的拱卫，并且还可有效地切断甘州回鹘沿截山子——三危山北麓地带对沙州腹地的侵扰”。[37]笔者赞同此说。P.2155v《某年六月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状》云：“于去五月十五日，被肃州家一鸡悉歹勺作引道人，领达坦（怛）贼壹伯（佰）已来，于瓜州、会稽两处同日下，打将人口及牛马”。肃州家与达怛联合西侵归义军，从东向西沿着瓜州、会稽镇一线前进，可知会稽镇位于瓜州之西，实即瓜州西北的宜禾故城，也就是西晋晋昌郡之会稽县、北魏后期至北周初的会稽郡，治所均在今甘肃省瓜州县城东36里处的小宛破城。而西凉会稽郡是从酒泉郡中析置出来的，以及北周合并后的会稽县，其治所则东徙到今甘肃省玉门市西北赤金堡。
二、建康郡与建康军建康原名建业，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著名古都，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改名建邺，到313年晋愍帝司马邺上台，因避讳而更名为建康，其建制为县。而从十六国至唐代的河西走廊上也出现了一个建康（治今甘肃省高台县骆驼城），十六国建制为郡，唐代则名之曰军。
建康郡始见于前凉时期，《前凉建兴廿四年（336）三月廿三日周掾妻孙阿惠墓券》云：
建兴廿四年三月癸亥朔廿三日乙酉，直执。凉州建康[郡]表是县显玉亭部、前玉门主领妻孙阿惠得用。[38]
前凉前期一直奉行西晋愍帝的建兴年号，如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骏犹称建兴十二年”；晋成帝咸和八年（333），“骏受诏，遣部曲督王丰等报谢，并遣陵归，上疏称臣，而不奉正朔，犹称建兴二十一年”。[39]建兴廿四年为公元336年，正值前凉张骏统治（324—345）中期，仍然使用已故西晋愍帝的建兴年号。当时前凉仅辖凉州一州，建康郡、表是县为其属郡、属县。汉晋时期，表是县一直为酒泉郡的辖县，[40]高台县骆驼城出土《西晋元康元年（291）铭旌》亦有“元康元年十二月庚戌朔，晋故凉州酒泉表是”之文字，[41]可见直到该年表是县仍然隶属于酒泉郡，也就是说当时建康郡尚未设立。如果说291至313年间从酒泉郡中析出了建康郡，那么河西凉州之建康郡比江南扬州丹杨郡之建康县，命名要早；但是对比前考河西之会稽县晚于江南之会稽郡，则河西建康郡似亦不应早于江南建康县。河西建康郡应该和会稽县一样，是对江南建康县与会稽郡的侨置，时间相对要晚。不过，建康郡不太可能设于313至317年间西晋末年的战争混乱之际，而应置于东晋时期，此时河西为前凉张氏所统治。前凉名义上忠奉晋室，自从张寔开始一直遣使建康，而东晋朝廷也给前凉统治者加官封爵，双方之间保持着不间断的连续。[42]建康是东晋都城，河西之建康郡应该是前凉张氏为了表示效忠东晋而取名的侨郡。元人胡三省说：“建康郡，盖张氏所置，张茂分属凉州”，[43]似乎张茂时已从酒泉郡分置出建康郡。[44]又据《甘肃通志》卷23《古迹》“肃州”条记载，“建康故城在县南，晋置。《十六国春秋》：‘咸和元年（326），张骏分建康郡，属凉州’”。不过，这两条史料后出，笔者翻检现存诸本《十六国春秋》，未见此语，颇难据信。寇克红认为，335年张骏派遣敦煌太守杨宣出征西域，“建康郡是咸康五年（335）张骏为配合西征而增置的”；[45]并云：“张骏把史氏家族的居住地由县增置为郡，并将郡名命名‘建康’，与东晋都城同名，使其成为团结汉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一面旗帜”。[46]建康郡位于酒泉之东，距离敦煌颇远，与杨宣出征西域有何关系，尚不得而知。寇氏大概是根据前揭《周掾妻孙阿惠墓券》中336年出现了建康郡，遂在此稍前寻找相关线索，从而作出了这样的论断。张骏时，“分武威、武兴、西平、张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晋兴、广武十一郡为凉州，以长子重华为刺史；兴晋、金城、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城、汉中八郡为河州，以其宁戎校尉张瓘为刺史；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骏私署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督摄三州”。[47]354年张祚称帝，大肆分封，其中以子“庭坚为建康王”。[48]从《周掾妻孙阿惠墓券》可知，前凉在建康郡表是县的基层设有显平亭之机构。另外，在县以下一般设置乡、里等机构，有两件《高俟墓券》记载前秦建元十八年（382）正月廿六日下葬的“凉故凉州建康郡表是县都乡杨下里故州吏高俟、俟妻朱吴双”夫妇，以及同日下葬的《高容男墓券》记载“凉故凉州建康郡表是县都乡杨下里大女高容男”，[49]为了解前秦建康郡表是县的基层乡里制度提供了宝贵资料。
后凉时期，建康郡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里是反抗吕氏政权的重要据点。吕光初年，前凉末主张天锡的世子张大豫举兵反吕，“乃遣[王]穆求救于岭西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连都尉严纯及阎袭起兵应之”，但张大豫进攻姑臧城失利，兵败后逃奔广武，“穆奔建康”，[50]这里成了前凉残余势力的联络据点。吕光末年，段业为建康太守，在沮渠男成、蒙逊兄弟及郡人高逵、史惠等的支持下，被拥戴为凉州牧、建康公，独立建国，号称北凉，建康郡成为段业北凉的国都。到吕纂时，“遂围张掖，略地建康”，[51]但并未得手。401年后凉亡国后，吕隆投降后秦，被封为建康公。[52]
在北凉和西凉对峙时期，建康郡位于两国交界的前沿，双方争夺非常剧烈。401年，段业在新迁国都张掖被沮渠蒙逊所杀，建康郡为沮渠氏北凉所有。同年，后秦击灭后凉，沮渠蒙逊派遣建忠将军沮渠挐、牧府长史张潜到姑臧拜见后秦统帅姚硕德，“硕德大悦，拜潜张掖太守，挐建康太守”。[53]405年，西凉李暠迁都酒泉，“以张体顺为宁远将军、建康太守，镇乐涫”，正因为建康郡实际在沮渠蒙逊之手，西凉只能在乐涫暂时侨置建康郡。然而在此之后：
玄盛亲率骑二万，略地至于建东，鄯善、前部王遣使贡其方物，且渠蒙逊来侵，至于建康，掠三千余户而归。玄盛大怒，率骑追之，及于安弥，大败之，尽收所掠之户。[54]
李暠率军东攻北凉，打到了“建东”，即建康郡的东部，也就是说西凉从北凉手中夺取了建康郡，其势力空前强大，连西域地区的鄯善、车师前部王都向西凉遣使贡物。稍后，沮渠蒙逊发动反攻，向西攻至建康郡，但并未夺回城池，反为李暠败于安弥县，这同样说明建康郡为西凉所有。从两国掠夺建康郡的人户数字来看，它确实是个人口较多、地位重要的郡城。西凉后主李歆时，主簿氾称上疏进谏，其中说到“六月，陨星于建康”，[55]可见直到西凉晚期，建康郡仍然为其所有。不过，沮渠蒙逊最终夺回了建康郡。417年，沮渠蒙逊发兵三万，大举进攻西凉，却在解支涧为李歆所败，拟整军再战，为前将军沮渠成都谏止，“蒙逊从之，城建康而归”。[56]《资治通鉴》卷118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条对此事记作：“蒙逊城建康，置戍而还”。[57]关于“置戍”一词，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北凉夺回建康后，不再设置为郡，而是改为建康戍；二是对建康郡加固城池，增置戍卒。虽然《魏书》卷106下《地形志下》瓜州条下注“郡县阙”，但王仲荦根据《周千记墓志》所载“大魏永平三年岁次庚寅（510）十月己巳朔十七日乙酉讨虏将军□□□凉州建康郡表氏县周千记墓之文也”，认为当时建康郡尚未被废。[58]《周书》卷28《史宁传》云：史宁字永和，建康（袁）[表]氏人。[59]
北周时建康仍然设置为郡，下辖表是县，但到隋初开皇三年（583）十一月“甲午，罢天下诸郡”，[60]建康郡也就被裁撤了，并入甘州（张掖郡），此后再也没有恢复过建康郡。关于建康郡的治所，王仲荦认为“治建康城，今高台县西南四十里”，但又说“领县一”即表氏，位于高台县西。[61]若建康郡仅辖一县，则表氏县当为其附郭县，但从地理方位来看似又略不相同。郑炳林则说：“建康郡治建康，建康乃郡之附郭县”，然其所举两条史料提到后凉建康太守李隰、段业，[62]均为郡，而非县。史籍、墓券中经常记载到建康郡表是县，笔者认为寇克红所言“前凉张骏在表是县增置建康郡，将酒泉郡表是县改属建康郡，并与建康郡同治骆驼城”，[63]是正确可靠的。然而，建康郡是否仅辖表是一县？前面说到李暠率领的西凉军队，在安弥县追及并打败了沮渠蒙逊的北凉军队，说明安弥县位于建康郡之东。该县原为酒泉郡所辖，前凉建康郡设立后，当改隶于建康郡。其次，李暠在未攻占建康郡前，以张体顺为建康太守，侨镇于酒泉郡之乐涫县。占领建康郡后，乐涫县很可能亦为该郡之属县。
隋初废罢建康郡，以后虽然不再设郡，但由于该地位于黑河沿岸，连接甘、肃二州，是北防突厥、回鹘等族，南御吐蕃的重要据点，军事位置与作用十分突出，在武周时期遂设立了建康军，属于河西节度使管辖下的九军之一。《元和郡县图志》卷40“凉州”条云：“置河西节度使，备羌胡。统赤水军、大斗军、建康军、宁寇军、玉门军、墨离军、新泉军、豆卢军，张掖守捉、交城守捉、白亭军”，其中建康军下注曰：
证圣元年（695）尚书王孝杰开镇，周回以甘、肃两州中间阔远，频被贼钞，遂于甘州西二百里置此军。[管]兵五千二百人，马五百匹。东去理所七百余里也。
该书“甘州”条下云：“建昌军，在州西北一百九十里”，[64]“昌”字当为“康”之误，但“西北”较“西”更为确切，实际里数亦应以甘州西去190里为准，200里乃言其整数。关于“开镇，周回”之语，《唐会要》卷78则云：“王孝杰开四镇回，以两州界回远，置此军焉”。[65]王永兴据此指出《元和郡县图志》有脱衍讹误，并说王孝杰开四镇，即为收复四镇，事在长寿元年（692），从而否定了证圣元年（695）设置建康军的说法。[66]李宗俊则通过梳理《资治通鉴》中关于王孝杰在692至695年间的行踪范围，认为一直在西北地区与吐蕃、突厥作战；同时又据敦煌文献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的记载，认为王孝杰在695年出现于瓜州、沙州，来证明该年设置建康军是准确无疑的。[67]据《旧唐书》卷93《王孝杰传》记载，“证圣初，又为朔方道总管，寻坐与吐蕃战败免官”，虽然以朔方道总管的身份来设置河西之建康军，颇有些让人怀疑，但他率军与吐蕃作战，应该是活动在河西走廊，所以才会在甘州西部设置建康军。尽管李氏考证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中的“今年”为695年并不准确，[68]但该年以后王孝杰活动在沙州、瓜州，这并不妨碍他在该年已经设置了建康军。在河西节度使所辖的九个军中，从户数、马匹数来看，建康军仅次于赤水、大斗二军。[69]唐代天下诸军、州所管屯田，其中“河西道赤水三十六屯，甘州一十九屯，大斗一十六屯，建康一十五屯，肃州七屯，玉门五屯”，[70]建康军同样低于赤水、大斗二军，而高出玉门军。这说明，建康军在河西九军中确实是极为重要的军事机构。樊衡《河西破蕃贼露布》云：“以今月初六日戒严，引高牙而出，十二月会于大斗之南。……臣自以马步三千，于大斗、建康、三水、张掖等五大贼路为应接。……波主等将辞，臣戒之曰：‘……尔须自大斗南山来入，取建康西路而归’……”，[71]建康军成为抗击吐蕃北侵的五大交通道路之一。到安史乱后，吐蕃侵攻河陇，于764年攻陷凉州、甘州，逃到甘州的河西节度使杨志烈被沙陀人所杀，建康军遂成为抗击吐蕃的军事前沿。P.2942《唐永泰年间（765—766）河西巡抚使判集》云：“建康无屯牛取朱光财充市。……建康悬军，复无人户。若令独办，又恐阙如。终须量事，支持余欠，当军率税”，[72]就是吐蕃进攻下的建康军的真实写照，孤军奋战，人户衰耗，生产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由于建康军地理位置特殊，军事作用重要，故建康军使一职经常由甘州刺史兼任。苏颋《命吕休璟等北伐制》云：“建康军使、甘州刺史李守征，玉门军使、肃州刺史汤嘉惠，墨离军使、瓜州都督李思明，伊吾军使、伊州刺史李眘交等，各领当军兵马，与突骑施守忠、吕休璟等计会，共为表里”，后署“景龙四年（710）五月十五日”，[73]当时距离建康军设立不久。P.2942《唐永泰年间河西巡抚使判集》提到“甘州镇守毕温、杨珍、魏邈等权知军州”，郁贤皓认为这三人也是建康军使兼甘州刺史。[74]至于“李牧”、“李使君”、“李开府”，荣新江说“称‘使者’，指其任建康军使，言‘典郡’、‘牧临’，指其任甘州刺史”。[75]不过，并非所有的甘州刺史都兼任建康军使，最著名的例子是开元十五年（727）以前的张守珪，官任建康军使、左金吾员外将军。[76]另外判集中记载，“建康军使宁憘，擅给緤布，充防城人赐”。P.4640《吴僧统碑》载其“皇考讳绪芝，前唐王府司马、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即千夫长，使在列城。百乘之军，扬旌镇远。……因授建康军使廿余载。属大漠风烟，阳关路阻，元戎率武，远守敦煌，警候安危，连年匪懈，随劳久滞，因为敦煌县人也”，[77]吴绪芝当为陷蕃前夕的末任建康军使，最后退守到了敦煌。
三、粟特郡望：会稽康氏与建康史氏会稽、建康这两个原本是江南的都市，却侨置于遥远的河西走廊。如果仅仅是作为侨置江南民众的地名倒也罢了，可最后却成为来自中亚的粟特人的聚居地，甚至出现了会稽康氏、建康史氏等著名姓望，这无疑是极富意趣的。
《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下·康传》云：“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78]这些据称原本居住在祁连山北面河西走廊昭武城的九姓人，在学界被通称为粟特人。康国国君虽说姓温，但东迁入华者皆以国为姓，即姓康，而其他安、曹、石、米、何等氏亦同样以国为姓。[79]魏晋北朝，粟特人大批东迁，随着当时北族入华的整体形势，他们很快与当地社会相融合，甚至在北朝后期及隋唐的河西走廊上形成了自身的郡望，如武威安、曹、石三氏与会稽康氏、建康史氏等，它们得到了全国社会的认同。[80]敦煌文献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登录了唐代全国10道90郡的778姓，其中越州会稽郡有康姓：
越州会稽郡，出十四姓：夏、谁（谢）、贺、康、孔、虞、盛、资、钟离、骆、兹、俞、荣、氾。[81]
《古今姓氏书辩证》卷15“康”条亦云：“唐太学博士康国安远祖，过江居丹阳，又徙会稽”。[82]惜康国安的远祖姓甚名谁不可知晓，但该书列出了《南史》卷55《康绚传》，云：“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河西，因留不去，其后遂氏焉。晋时陇右乱，迁于蓝田。绚曾祖因为苻坚太子詹事，生穆。穆为姚苌河南尹。宋永初（420—422）中，穆率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寄立于襄阳，以穆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绚伯元隆、父元抚，并为流人所推，相继为华山太守”，而康绚在萧齐亦为华山太守，世袭其职，说明该家族在南朝势力之大。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康绚家族是粟特后裔，其祖上经过东迁、南徙，最后到了南朝境内。康绚主要活动于萧梁时期，官至卫尉卿，其家族也因此移居到了江南建康，但未及会稽。[83]在出土的许多唐代康姓人物墓志中，志主多自称会稽人，但他们大多为河西会稽人，而非江南会稽人，且很多保留了粟特人的民族特征。荣新江在考察粟特人迁徙及其聚落时，在“常乐/瓜州”部分已经提到康遂诚、康志达、安久光妻康氏及另一位康氏夫人等人，均自称为会稽人，甚或会稽山阴人，但《康氏墓志》云：“游击将军、上柱国、赏绯鱼袋康府君夫人康氏，会稽人也”；另一方《安公夫人康氏墓志》亦云：“夫人姓康氏，其先会稽人也。笄年又移天行于河州别驾安久光”，康、安二氏都是昭武九姓，他们实行内婚制，显然就是居于河西会稽的粟特人。荣氏说河西之会稽“才是大多数自称为会稽郡望的康姓人的本来居地，他们从西而来，落籍会稽”，并云：“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康姓之称会稽人，大多数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事”。[84]
同为粟特人的史氏，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记载唐代雍州京兆郡出四十姓，其中有史姓，P.3813《唐判集》即云“长安县人史婆陀，家兴贩，资财巨富，身有勋官骁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侯王”，有邻居康莫鼻，有人状告“婆陀，阛阓商人，旗亭贾竖，族望卑门，贱地寒微”。[85]史婆陀虽然家资万贯，富比王侯，并且拥有骁骑尉之勋官，却因为是个粟特胡商，才会被蔑称为寒门贱族，但实际上已经是京兆大族，并被时任认可，写进了全国性统一的姓氏书中。比起京兆史氏，史姓粟特人最著名的当属建康史氏。《元和姓纂》卷6“史”条有建康、宣城、高密、京兆、陈留、河南六望，其中首望：
建康史氏 今隶酒泉郡。史丹裔孙后汉归义侯苞之后。至晋永嘉乱，避地河西，因居建康。苞裔孙宁，后周安政公。生祥，隋阳城公。祥弟云、期。云生令卿，唐祠部郎中、杭州刺史。[86]
《古今姓氏书辩证》卷21“史”条亦记：“又丹裔孙后汉归义侯苞，晋永嘉乱，避地河西建康，是为建康史氏”。[87]作为史氏郡望的建康郡，唐代已经不再设置，而是隶属于酒泉郡，姓氏书中明确记述是河西建康，而非江南建康。虽然其追溯的始祖西汉史丹是汉人，但东汉史苞被封为归义侯，这一爵号通常是封授给胡族的，且其裔孙史宁为“建康表氏人”，曾两度在胡人聚居的凉州担任刺史，[88]学界基本上都认为建康史氏是粟特后裔。除了姓氏书提到的史宁等代表人物外，史籍、墓志与敦煌文献中还记载了许多十六国至隋唐的河西建康史姓人物。罗丰在考察流寓中国的中亚史国人时，就河西地区而言，举出了前凉末的中卫将军史景、后凉亡国后随吕隆东迁长安的重臣史难、支持段业上台并建立北凉的建康郡人史惠、沮渠氏北凉之临松县令史豫及其子史灌，以及敦煌文献中出现的大量史姓人物。[89]另外，前凉还有居留在凉州的西晋使节黄门侍郎史淑、[90]张寔时的牙门将史初，[91]以及南凉的祠部郎中史暠。[92]其中直接涉及建康史氏的也有不少，如后凉建康太守段业起兵反抗吕光前夕：
郡人高逵、史惠等言于业曰：“今孤城独立，台无救援，府君虽心过田单，而地非即墨，宜思高算，转祸为福。”业先与光侍中房晷、仆射王详不平，虑不自容，乃许之。男成等推业为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93]
寇克红在考释前秦《高俟墓券》、《高容男墓券》时，对建康高氏家族作过研究，指出“高氏家族在建康郡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建康郡表是县都乡杨下里人高俟曾在凉州担任州吏。他在研究建康史氏时，将之分作两类：一类是留居凉州的西晋黄门郎史淑的后裔，其家族最后定居于建康郡表是县，如史惠等，形成了河西新的豪门显族——建康史氏；另一类是攀附建康史氏的粟特史姓，言：“粟特史国以国为姓的史姓人在当时民族大融合的热潮中，与建康史氏在河西不期而遇，和许多少数民族在民族大融合时期伪托郡望、冒称著姓的做法一样，他们郡望建康，加入进建康史氏的行列”。[94]寇氏将建康史氏的始祖定为史淑，并无可靠的世系。史惠应为粟特人，与高逵一起作为建康郡汉、胡势力的代表，支持段业反抗后凉、建立北凉。建康史氏应当是地地道道的粟特人郡望。吐鲁番出土《麹氏高昌延昌五年（565）交河郡田曹司马史祐孝墓表》末书“建康史祐孝之墓表”，[95]他的祖先先从中亚史国东徙至河西建康，至晚在北朝后期向西返迁到西域高昌，这一点更加凸显了建康史氏作为郡望的意义。到了唐代，尽管建康郡已不存在，但史氏仍以之为郡望。尤其是一些居住在原州的粟特史氏，自称为建康飞桥人，应当就是早年从河西建康东迁到原州的。《唐故平凉郡都尉骠骑将军史公（索岩）墓志铭并序》云：“公讳索岩，字元贞，建康飞桥人也。其先从宦，因家原州”；《唐故给事郎兰池正监史府君（道德）墓志并序》亦云：“公讳道德，字万安，其先建康飞桥人事（氏）”。[96]像史索岩的祖先从建康迁徙到原州一样，“史宪诚，其先出于奚虏，今为灵武建康人”；[97]其子《史孝章神道碑》亦曰：“本北方之强，世雄朔漠，后因仕中国，遂为灵武建康人”。[98]作为粟特人的史宪诚之祖先，曾为奚族所俘虏，辗转迁至灵武。唐代灵武郡所辖县中并无建康，“灵武建康”颇不好解，《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史宪诚传》作了如下记述：“史宪诚，其先奚也，内徙灵武，为建康人”，应当理解为史宪诚的祖先从河西建康东迁到了灵武，两者分别是祖居地与新迁地的关系；或者很可能由于建康史氏迁入灵武，在灵武郡境内出现了建康地名，以表示与其祖籍河西建康有关联。[99]最近，由于《史孝章墓志》的新发现，学界对史宪诚、史孝章父子的族属纷纷发表探讨，或认为出自突厥阿史那氏，[100]或认为是回纥药罗葛氏，[101]但“灵武建康”一语深深地打上了建康史氏的烙印，应当是从河西建康东迁的粟特人。
会稽、建康原本都是江南的著名都市，西晋、前凉时期被用来命名侨置于河西走廊上的郡县，直到唐五代时仍以军、镇的面貌出现；而居住在这里的康、史二氏则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并且形成了会稽康氏、建康史氏等著名郡望。他们取了江南、河西的双关语义，是颇有意趣的。
[1]《续汉书·郡国志四》“会稽郡”、“吴郡”条，见《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488—3489页。
[2] 在西晋以前，江南的会稽郡名闻天下，但除了王莽一度改所辖上虞县为会稽县外（见《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91页），其它时间不设会稽县；即使在西晋时，江南会稽郡所辖十县中亦无会稽县。此后直到589年隋文帝平定陈朝，“废山阴、永兴、上虞、始宁四县入”（见《隋书》卷31《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78页），才又设置了会稽县，并成为郡治。
[3]《晋书》卷14《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4页。
[4] 西晋惠帝时行政区划比较混乱，如晋昌郡就设了两个，另一处原名新兴郡，下属有晋昌县，“惠帝改新兴为晋昌郡”，见《晋书》卷14《地理志上》，第429页。
[5] 关于西晋出现侨置郡县的现象，可参仇鹿鸣对同一时期前燕侨郡的讨论，见其《侨郡改置与前燕政权中的胡汉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4辑，第94—95页。
[6]《魏书》卷52《阚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59页。
[7]《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3页。
[8] 李并成：《归义军会稽镇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4页。对比《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与《通典》卷174《州郡典四》的记载，可知后者省略了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与“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等语。[9]《魏书》卷99《私署凉王李暠传附子李歆传》，第2203页。
[10] 令狐氏是汉代以来敦煌地区的文化高门，参孙晓林：《汉——十六国敦煌令狐氏述略》，《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4期，第92—96、24页。
[11] 冯培红：《敦煌大族与西凉王国关系新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5—156页。
[12]《通典》卷174《州郡典四》，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册，第4555页。
[13]《太平寰宇记》卷153《陇右道四》，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册，第2960页。
[14] 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2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37页。
[15] 李并成：《归义军会稽镇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第226页；李正宇：《昆仑障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第33—40页。
[16]《隋书》卷29《地理志上》，第816页。
[17]《太平寰宇记》卷153《陇右道四》，第7册，第2959页。北魏熙平二年（517）以前，晋昌的建制为戍，如《魏书》卷112下《灵征志下》记载该年“十二月，敦煌镇上言晋昌戍木连理”，第2961页。此后至晚到西魏时，已恢复了晋昌郡的建制，如《资治通鉴》卷159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条云：“晋昌民吕兴杀太守郭肆，以郡应[张]保”，第4937页。546年即西魏文帝大统十二年。
[18] 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2《陇右》，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上册，第229—230页。[] 李并成：《归义军会稽镇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第223—225页。
[19]《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下册，第1024页。
[20] 李并成：《归义军会稽镇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第224页。不过，《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肃州”条酒泉县下记载，“县东北一百四十里，一名会水，以众水所会，故曰会水”，下册，第1024页。或许会川县可能是因为会水而设，而非会稽县。
[21] 三井文库编：《敦煌写経：北三井家》，东京：三井文库，2004年，第44页图版。另外，S.3935、S.582、北新1125《大集经》，分别为卷第十八、廿五、廿六，也有类似的尾题，但“宋绍演”皆写作“宋绍”，且无“前治会稽县令”之头衔。不过除S.582之外，另两件均有“武候帅都督”之头衔。参白雪、冯培红：《敦煌本宋绍读经题记及相关问题考试》，《敦煌研究》2012年第1期，第71—76页。
[22] 赤尾荣庆：《三井文庫所蔵敦煌写経目録》，《敦煌写本の書誌に関する調査研究：三井文庫所蔵本を中心として》，2000-2002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京都，2003年，参考图版1，第10页；《書誌学的観点から見た敦煌写本と偽写本をめぐる問題》，《仏教藝術》第271号《特集 敦煌学の百年》，2003年，第48页。砺波護：《天寿国と重興仏法の菩薩天子と》，《大谷学報》第83卷第2号，2005年，第1—15页；《天寿国和重兴佛法的菩萨天子》，韩昇译载《敦煌学辑刊》2013年第1期，第151—162页。
[23] S.4276《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首云：“归义军节度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安怀恩，并州县僧俗、官吏，兼二州六镇耆老，及通颊、退浑十部落，三军蕃汉百姓一万人上表”，《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6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页；敦煌莫高窟第108窟甬道北壁供养人题记“故兄归义军节度应管内二州六镇马步军诸司都管将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谯郡曹□□一心供养”，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03页。
[24] 榎一雄编：《講座敦煌》第2卷《敦煌の歴史》V《帰義軍（唐後期·五代·宋初）時代》（土肥义和撰），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第245—246页；陈国灿：《唐五代瓜沙归义军军镇的演变》，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55—580页；冯培红：《归义军镇制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4—262页。
[25]《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26] 需要说明的是，新乡镇在唐前期已有设立，见《通典》卷174《州郡典四》“晋昌郡”条注文：“南至新乡镇一百八十里”，第5册，第4555页。吐蕃及归义军前期不置，到曹元忠执政时才恢复新乡镇。
[27]《宋会要·蕃夷志》“瓜沙二州”条记载咸平五年（1002）八月，曹宗寿在发动政变后，派遣牙校阴会迁入贡北宋，言“盖以当道二州八镇军民”云云，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8册《蕃夷五》，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767页。又敦煌文献P.2496《翟某状》云：“二月一日，内亲从都头、知二州八镇管内都渠泊使、兼御史大夫翟”，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28页。
[28] 坂尻彰宏：《敦煌牓文书考》，《东方学》第102辑，2001年，第49—62页。
[29]《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1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5—147、149页。
[30]《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8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9—140页。
[31]《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32]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525页。
[33]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371页；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0、15页。
[34] 陈国灿：《唐五代瓜沙归义军军镇演变》，《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第573页。
[35]《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下册，第1025页。
[36] 李并成：《归义军会稽镇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第223—228页。
[37] 何双全、狄晓霞：《甘肃省近年来新出土三国两晋简帛综述》，《西北师大学报》2007年第5期，第103页。
[38]《晋书》卷86《张轨传附张骏传》，第2234、2239页。按，东晋明帝太宁元年三月戊寅朔，改元，该年为公元323年；而建兴十二年为公元324年，此处记载必有一误。
[39]《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作“表是”，《续汉书·郡国志五》、《晋书》卷14《地理志上》作“表氏”。
[40] 何双全、狄晓霞：《甘肃省近年来新出土三国两晋简帛综述》，《西北师大学报》2007年第5期，第101页。
[41] 参武守志：《五凉政权与中原江左政权的关系》，《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第1—8页。
[42]《资治通鉴》卷99东晋穆帝永和十年（354）条及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137页。
[43] 齐陈骏：《关于高台县骆驼城遗址的一些问题》，《枳室史稿》，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666—670页。
[44] 寇克红：《高台骆驼城前秦墓葬出土墓券考释》，《敦煌研究》2009年第4期，第93页。
[45] 寇克红：《建康史氏考略》，《社科纵横》2008年第10期，第117页。
[46]《魏书》卷99《私署凉州牧张寔传附子张骏传》，第2195页。《资治通鉴》卷97系此条于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5）条，第3068页。
[47]《晋书》卷86《张轨传附张祚传》，第2246页。《资治通鉴》卷99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4）条记载“子庭坚为建康侯”，第3137页。
[48] 寇克红：《高台骆驼城前秦墓葬出土墓券考释》，《敦煌研究》2009年第4期，第91—92页。
[49]《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7页。
[50]《晋书》卷122《吕纂载记》，第3067页。
[51]《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0页。
[52]《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2页。
[53]《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3页。
[54]《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附子李歆传》，第2269页。
[55]《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8页。
[56]《资治通鉴》卷118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条，第3704—3705页。
[57] 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2《陇右》，上册，第222页。
[58]《周书》卷28《史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465页。
[59]《隋书》卷1《文帝纪上》，第20页。
[60] 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2《陇右》，第221页。
[61] 郑炳林：《前凉行政地理区划初探（凉州）》，《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1期，第38页。
[62] 寇克红：《高台骆驼城前秦墓葬出土墓券考释》，《敦煌研究》2009年第4期，第93页。
[63]《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下册，第1018、1022页。
[64]《唐会要》卷78《节度使（每使管内军附）》，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下册，第1428页。
[65] 王永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之《论唐代前期河西节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9—30页。
[66] 李宗俊：《唐前期河西节度三军考述》，《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4—167页。
[67] 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一十九所驿并废”条云：“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已上驿，瓜州捉）。右在州东北二百廿七里二百步瓜州常乐界。同前奉敕置，遣沙州百姓越界供奉。如意元[年]（692）四月三日，敕移就矛肖竿道。行至证圣元年（695）正月十四日，敕为沙州遭贼，少草，运转极难，矛肖竿道停，改于第五道来往。又奉今年二月廿七日敕，第五道中总置十驿，拟供客使等食，付王孝杰并瓜州、沙州审更检问，令瓜州捉三驿，沙州捉四驿。件检瓜州数如前”，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0页。这里先提到“证圣元年”，然后再说“今年”，则今年自然不可能仍为证圣元年，应当在该年之后的某一年。
[68] 据《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校勘记”〔一三〕：“官本‘五百’作‘一千二百’”，下册，第1036页。如此则马匹数更多。《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记载“玉门军，在肃州西二百里，管兵五千二百人，马六百匹”，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86页。
[69]《唐六典》卷7《尚书工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23页。
[70]《全唐文》卷35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册，第3572页。
[71]《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0—185页。以下所引该文书，皆参此书。
[72]《全唐文》卷253，第3册，第2563页。
[73]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40《陇右道·甘州（张掖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85页。
[74] 荣新江：《〈唐刺史考〉补遗》，《文献》1990年第2期，第84页。
[75]《旧唐书》卷103《张守珪传》，第3193页。同书卷99《萧嵩传》记张守珪为“建康军使、左金吾将军”，第3094页。脱“员外”二字。
[76]《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55页。
[77]《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下·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43页。
[78] 关于粟特姓氏的形成，参齐藤达也：《北朝·隋唐史料に見えるソグド姓の成立について》，《史学雜誌》第118编第12号，2009年，第38—63页；《中國におけるソグドの姓の歷史》，森部丰编《ソグド人と東ユーラシアの文化交涉》，东京：勉诚出版，2014年，第30—45页。
[79] 冯培红：《昭武九姓与河西郡望》，《读者欣赏（理论）》2012年1月下，第64—66页。
[80]《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3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1页。
[81] 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15“康”条，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1页。
[82] 流寓到江南的康氏，我们还会联想到汉末三国时游方到孙吴的著名康居僧人康僧会，但他也只是到建业，而非会稽，更何况他还是个僧人，当无后代。参《高僧传》卷1《译经上·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4页。
[83]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42页。
[84]《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85] 林宝：《元和姓纂》卷6“史”条，南京：金陵书局，1888年，第3册，第6页。
[86] 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21“史”条，第312页。
[87]《周书》卷28《史宁传》，第465页。
[88] 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十《流寓中国的中亚史国人》，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27—232页。关于敦煌史氏，大多也是粟特人，参赵晓星、寇甲：《西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史姓》，《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第126—143页。
[89]《晋书》卷122《张轨附子张寔传》，第2228、2233页。
[90]《资治通鉴》卷91东晋元帝太兴三年（320）条，第2878—2879页。
[91]《晋书》卷126《秃发乌孤传》、《秃发利鹿孤传》、《秃发傉檀传》，第3143、3146、3149页。
[92]《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1页。
[93] 寇克红：《建康史氏考略》，《社科纵横》2008年第10期，第118页。
[94] 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上册，第97—98页。
[95] 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十九《隋唐史氏墓志》，第478、488页。
[96]《旧唐书》卷181《史宪诚传》，第4685页。《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史宪诚传》云：“史宪诚，其先奚也，内徙灵武，为建康人”，第5935页。
[97]《全唐文》卷609，第6册，第6153页。
[98] 森部丰：《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レア世界の歷史的展開》（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10年，第154页）注204也提到，砺波护曾于2004年提出在灵州境内短暂设置过建康县的观点。
[99] 郭茂育、赵振华：《唐〈史孝章墓志〉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4期，第115—121页。
[101] 尹勇：《唐魏博节度使史宪诚族属再研究——兼论“泛粟特”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17—22页。
文章来源
原载冻国栋、李天石主编《“唐代江南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唐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第二次会议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4-270页。感谢作者供稿！
往期回顾
新书推介丨冯培红《鱼国之谜——从葱岭东西到黄河两岸》冯培红 | 施萍婷老师与她的敦煌洞窟课堂
冯培红丨“三驾马车”与“小三驾马车”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哦~
公众号：西北学
编辑：鸿翾
属地：金城府学
投稿邮箱：244105314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