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沙家浜”风云录——我写的一位开国将军传记节选

今天是2019年8月15日。

74年前的今天，日本战败宣布投降，中国抗战取得伟大胜利。

当时身在延安的两位诗人，写下了动人的诗篇：

　　“延河两岸岗山，
　　野火漫天通红”

　——萧三《延安狂欢夜》

　　“人们从各个角落涌出
　　向街上奔走
　　向广场奔走
　　……
　　笑呀！叫呀！
　　奔呀！跳呀！
　　舞蹈呀！
　　拥抱呀！”
　　——艾青《人民的狂欢节》

2015年，我应河北保定市文联邀请，前往当地采访写作大半年时间，完成了一部开国少将刘秉彦前辈的传记，这是我所写的唯一的一部“红色”作品（2016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书中大约有三分一内容是记述抗战事迹的。其中这段“北方沙家浜”的历史鲜为人知，现节选几个片段，纪念八一五这个特殊的日子，也纪念一下我生平那段难忘的写作经历。

芦苇荡里的“小莫斯科”——北方沙家浜记事之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文艺舞台上涌现出了世人皆知的八大“样板戏”，十几年里唱遍全国城乡各个角落，那真是红得不能再红，火得不能再火。这其中，有一出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也是风靡多时，家喻户晓，现如今45岁以上的中年人哪个不是耳熟能详。

《沙家浜》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讲的是抗战时期，江南新四军浴血抗日，某连指导员郭建光带领十八个伤病员在阳澄湖畔一个叫沙家浜小镇里养伤。“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和参谋长刁德一假装抗战，暗投日寇，当地开茶馆的地下共产党员阿庆嫂，依靠以沙奶奶为代表的进步抗日群众，巧妙地利用了沙家浜无边无际的芦苇荡，掩护新四军伤员安全转移，坚持斗争，伤愈归队之后，最终消灭了盘踞在沙家浜的敌顽武装，解放了那一带的大好河山。

就因为剧作家和京剧演员们创作排练了这样一出轰动全国，一炮打响的样板戏，并且被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拍板叫好，亲自指导，《沙家浜》的故事变成了亿万人民心目中的传奇，从而与其他几部样板戏一样，共同成为文革年代的一个难以磨灭的政治符号。

据说，新四军十几个伤病员在沙家浜芦苇荡坚持斗争的故事，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但若从军事角度衡量，并且以这段历史在当年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影响来看，沙家浜发生的战斗规模小的不能再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记。可是文艺作品的魅力就在于此，只要流传开来，哪怕是武松八百年前在景阳冈上打死一只老虎，哪怕再过八百年，也照样会在老百姓口中代代相传，津津乐道。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就在江南的新四军伤病员大闹沙家浜芦苇荡的年代，在华北冀中平原的大清河两岸，同样有一处无边无际的大苇塘，也在上演着一幕幕八路军健儿坚持反“扫荡”，打击日伪军，开辟红色根据地的英雄活剧，

与江南沙家浜的斗争经历相比，这场在河北大苇塘掀起的游击风暴，无论从时间、规模上看，还是从军事角度及政治意义上衡量，都远比沙家浜发生的事件大十倍百倍，而且更加艰苦卓绝，精彩传奇。可惜未曾遇到一个汪曾祺▼⑴那样的文艺大家，用一种合适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它，这个“北方沙家浜”的故事便没有获得它本应享有的知名度。

本书主人公刘秉彦将军生前写过一篇回忆录《红色苇塘》，文笔生动，真实感人。在笔者看来，这篇《红色苇塘》也可称之为他和冀中根据地十分区将士抗日历程的代表作之一。

为使读者对这个“北方沙家浜”的背景概况有一个整体了解，现将刘秉彦将军的文章摘录如下：

文安洼，位于河北文安、大城之间，到处是无边无际的大苇塘，夏季远远望去，活像碧云朵朵，铺天盖地。芦苇长得高达丈余，粗如拇指，密密层层，烟风不透。芦苇丛中，绿水悠悠，水里能够捕鱼，水上可以行舟。这个水网地带里的芦苇青纱帐，是抗日游击英豪很理想的活动场所。这个地区，属于冀中第十军分区。

 十分区，包括平汉路以东，平津路以南，天津以西，大清河以北的大片平原，通常被称为“平津保三角地带”。直接威胁着日军在华北的北平、天津、保定等重要战略据点。伟大抗日战争的爆发地——芦沟桥，就在这一地区之内。这里的人民，最先经受了民族战争风暴的袭击，站在残酷斗争的前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很早就把这里建成了抗日根据地，和敌寇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搏斗。日军曾费尽心机，企图摧毁这把刺入他腹心的利刃，直至一九四一年秋，才用强大兵力控制了整个分区：大村设点，小村修堡，时时拉网，日日“清剿”。我军主力被迫暂时撤出，美丽富饶的大清河北根据地，也暂时变为暗无天日的敌占区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晋察冀分局和军区指示：“建立以白洋淀、文安洼、大清河一带之苇塘为主的游击根据地，逐渐向外扩张，恢复与开辟工作。”根据这一指示，十分区地委当即作出决定，由我和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李孔亮同志，先带一支小部队，以文安洼的苇塘为立脚点，在那里建成具备一定条件的根据地，然后依托它，恢复整个十分区的抗日工作。

  确定了任务，我们派文(安)新(城)县游击大队长储国恩同志带领几名队员先去侦察。他们是土生土长，过去都在苇塘里编席插箔或打鱼养鸭；也曾经到苇塘里进行过抗日武装活动。这些同志，充当了我们进入苇塘的尖兵。过了几天，储国恩同志来信说：“已找好渡过大清河进入苇塘的地点，并争取了一个伪军小队长，答应掩护我军夜渡，渡口就选在伪军据点苏桥镇附近。”能突破大清河，就算闯过第一道险关。因为日寇为防止我军潜回十分区，在大清河北岸戒备异常森严，不仅布满了壕沟碉堡，而且设置了数道监督岗，每道岗线上日夜都有数不清的耳目守望着，号称“一日管三伪、一伪管三夫、一夫管三犬”（日是日本兵，伪是伪军，夫是民夫，犬是警犬），敌人还吹嘘他这封锁线是“风雨不透、鹰鹞难飞”。可是现在一下就被我们的侦察尖兵突破了。

  我们第一批进苇塘带的部队，只有军分区的警卫连和司令部的少数人员。出发时，许多干部专门带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书籍和文件，还有人特别带了一册《水浒》。同志们每人都懂得，这次任务会给我们带来不少新的困难，过去是主力部队和敌人公开拼枪拼刀，现在要变成以小部队分散隐蔽的斗争为主；过去是在平原上、陆地上打仗，现在要在苇塘里、水网里活动，所以我们不仅要作为战士去英勇的战斗，还要作为学生去刻苦的学习。

 苇塘内外的斗争形势是极端复杂的，当地群众把这里的武装队伍分为“红黄蓝白黑”五种。（红是指八路军，黄是指日军，蓝是指打起“曲线救国”旗帜的所谓国民党地下军、白是指老百姓称做“白脖”的伪军，黑是指土匪。）这后三种绝大部分是一丘之貉，他们很多白天是伪军，夜间是土匪，共同依仗敌寇、狼狈为奸、祸害群众、破坏抗战。我们为了在苇塘里站稳脚跟，就首先得对着这些民族败类开刀。于是一方面采用“杀一儆百”、“流血不过五步”的战法，专门对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予以严厉惩处，以慑服多数；另方面采用“勤捉勤纵”政治争取的方针，教育伪军伪组织人员“身在曹营心在汉”，要他们戴罪立功。这项工作收到很大的成效。苇塘周围的胜芳镇、任家庄子、靳家堡头等据点的伪军，不久便能遵守我们的约法三章：一、不打八路军，不抓抗日干部；二、不阻碍我军活动，并暗中协助我军工作；三、不危害和勒索群众。同时还能给我军传递情报，甚至配合作战。有一次我们伏击大清河里日寇的包运船时，下码头的伪军就把工事和房屋供我军使用。我们有条电话线，一直可通到日寇据点崔庄子村里，由一个名叫黄锡彪的伪军队长亲自掌握着。到了一九四三年夏天，我们还给附近的伪军下了一道命令，调他们一批中小队长来苇塘受抗日训练。与此同时，我们还派遣干部，在苇塘附近的村庄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就这样经过一段艰苦的斗争，我们的苇塘根据地便重建起来了。

有了苇塘根据地作依托，十分区的恢复工作便迅速开展起来。我们的工作组，到大清河北工作一段时间可以回苇塘来学习、总结；我们的小股部队，到大平原上去打几个胜仗可以回苇塘来休整、训练，再不像从前那样：“两只脚底板就是根据地，长年累月睡不上一个安生觉”。这时，我们在一碧万顷的苇塘之中，真是别有一番风光：苇子盖的营房，前廊后厦；苇子做的家具，轻便适用。房舍之间修了大小通路和练兵场，房舍附近种植了花卉、蔬菜。人们可以在操场上练兵习武，也可以在黄昏时分，到苇湖上荡一叶扁舟，赏心取乐，舒一日之疲劳。所以同志们当时给苇塘起名叫“小莫斯科”

一九四三年七月，就在这个“小莫斯科”里，我们还为储国恩同志举办了结婚典礼，新娘名叫吴茜，是从天津纱厂里逃出来参加抗日工作的干部。那天大家杀鸡宰鸭、采菱挖藕。桌上摆了七碟八碗的菜，热热闹闹地会了餐，另外还举行了联欢会。同志们分外高兴，觉得这个皆大欢喜的宴会，不仅是庆祝储国恩、吴茜同志的幸福结合，也是庆祝我们建设苇塘的胜利。

     ……

“我们不会落草为寇”——北方沙家浜纪事之二

十分区建立的红色苇塘根据地，前后活跃了长达三年时间，斗争生活如此丰富，还有很多文史资料记录了它的方方面面，其中不乏一些饶有趣味的故事。

比如部队开始进驻大苇塘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给养问题，但是周边村庄管事的财主都叫日本人训练成了反共的汉奸。不但不提供给养，还发动伪军袭击我军。部队缺衣少食，终日饥肠辘辘，司令员刘秉彦也不例外。他在1942年9月底写的这首《五古·素食断炊》诗，就记录了当时的感受：

九秋彻底贫，难得一碗粥。

日高对淡水，空腹转车轴。

地藜磨黑面，未食先欲呕。

吃斋亦断炊，酣战忘饥苦。

可是，革命者再乐观，也得食人间烟火，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再说手中有枪，还怕闹不来吃的！于是，他们便起了劫富的念头。

有一个王疙瘩村，号称是一个“揭盖儿流油” 的富足村庄，一个普通年景的收成，足够村里人两年吃用。十分区的部队就决定先拿这个王疙瘩村开刀，打一打村里的土豪。他们听说这个村的伪保长是个汉奸，就想了个杀一儆百的打法，摩拳擦掌。部队了解到伪保长要召开一次村民大会，就派了一个班提前潜伏在会场附近，在将要开会时，突然冲上去把正副保长捆了起来，趁老百姓纷乱之时，押往苇塘，当场将这两人毙掉，然后在村里大肆宣传，这就是认贼作父的汉奸，贪赃惜命的财主的下场！

这样一来，村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都不敢出面当保长了，就花钱雇了个能说会道的穷人当保长。部队又把穷人保长找来做了一番工作，那人回村里就召集土豪财主开会，振振有词地说：“原来的两个保长叫八路军给枪毙了，我一上任也叫他们抓去了。你们雇我顶死，我不怕。八路军决不会给爱国的人士作对。咱们都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应该供应给八路军。要不你们财主们自己当保长吧！我敢说八路军已发了狠，即使你们财主都死绝了，也还得供给他们。”

这一席话把财主们说得不敢吭声了，赶紧商量秘密给藏在大苇塘的十分区八路军提供给养。刘秉彦的人马为解决吃喝问题打开了第一个缺口。

只一个王疙瘩村提供给养，当然远不能满足需要。刘秉彦就下令分区警卫连抓了靳家堡乡的伪乡长邱书元，又让警卫连全副武装，枪上刺刀，大白天到靳家堡来了个“示威游行”。就这样软硬兼施，邱书元也不得不供应生活用品。

搞定了邱书元，又搞定了把守靳家堡的伪军中队长邱勤增。这邱勤增虽然是个伪军头目，但是同情抗日志士，对八路军很有好感，刘秉彦派人和他接触后，就以分区司令部的名义委任邱勤增为“十分区大清河大队大队长”，并且写了一张委任状给他。邱勤增接受委任非常高兴：“八路军对咱哥们不薄，咱以后就是八路军的人了，刘司令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一定执行命令。”从此，十分区的人从靳家堡出入大苇塘就变得十分方便。甚至部队有时夜间从外边回来，找不到路，走到邱勤增中队的岗楼底下，他们的岗哨还会帮忙带路带到大苇塘的路口。

接着，十分区又决定去大码头胜芳镇搞点动静。

胜芳位于天津以西，是个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也是鬼子伪军在大苇塘地区的重要据点，有几千敌人坚守。以十分区苇塘部队的实力，当时还不具备攻打胜芳镇的条件。于是便决定来个黑虎掏心，把镇公所的伪镇长从敌人老窝里“掏”出来。

部队有个很可靠的关系，是胜芳镇的小商人，头脑灵活，交际甚广，对地型和日伪军的部署相当了解，而且和不少伪军都是哥们兄弟。此人很快帮忙搞到了当晚对方巡逻哨兵的“口令”，天黑之后，部队挑选了十几个水性好的战士，游泳潜水摸进镇里。晚上十点，这十来个八路军的便衣就突然出现在伪镇长的卧室里，将其绑架到大苇塘。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当地的四里八乡，伪政权的人员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为自身安危，哪敢死硬对抗，附近几个村庄的有钱人便陆续提供钱款财物，盘踞在大苇塘的十分区部队从此有了后勤保障，还正儿八经过起了前所未有的舒心日子。

除了针对亲日本人的官员富豪“打家劫舍”，搞搞“绑架”活动以外，刘秉彦手下这些占“塘”为王的八路军和县大队，也会时常做点“剪径”截道的“生意”，目标当然是猖狂一时的日伪人员，这其中亦有曲折故事。

那时，十分区在其所属永清霸县“便衣队”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东进支队”，支队长叫曹玉振，曹手下还有两支人马，其中一支是裴兆福的便衣队。裴兆福五短身材，脑袋很大，非常机智。便衣队知道，日本人当时每天从永清县到天津开行一班长途客车，车上一般有三个日本兵带一挺“歪把子”机枪押车护送，于是就带人埋伏起来，准备夺下这挺“歪把子”。

这天，裴兆福把人埋伏在大苇塘边，另派两名队员推着一辆自行车档在公路上，假装自行车坏了，在那儿修理。不一会儿，汽车来了，远远就鸣笛，修车的战士也不理睬。汽车只好停下，埋伏的队员一看，非常遗憾，原来这汽车上只有一个日本兵带一只步枪，坐在驾驶室里，那挺“歪把子”和另外两个日本兵今天没来。

司机操一口天津话骂骂咧咧，正待发作，那两个假装修自行车的战士已经用枪逼着车上的日本兵，要他缴枪。日本兵想要顽抗，“啪”地一枪被打死在座位上。埋伏的队员一拥而上，俘获了车上的二三十名乘客。

队长裴兆福感觉到，乘客中有一男一女两个人比较“特殊”，就派人将这两人押送到分区政治部。政治部有人认识，那男乘客名叫蔡荫培，霸县康仙庄人，1938年春曾经在分区政治部当宣传干事。因为他身体肥胖，人称蔡胖子，后来到特务大队任政治主任，成为八路军的一名副团级干部，再后来就失去了音讯。这次将蔡荫培俘获，只见他西服革履，穿着整齐，自称是上级组织派他去做地下工作了。分区政治部在未澄清之前，只得把他暂时扣留，表面上相信他，暗中进行监视，同时发报给冀中军区政治部查询。

那几天，分区的几个警卫人员天天和蔡胖子吃住在一起，外紧内松，不敢大意，搞得相当疲劳。后来军区来电指示，说蔡荫培已经叛变投敌，可就地处决。晚上，分区政治部的人仍旧与蔡在屋里有说有笑，不动一点声色，警卫军进来请他出去一下，到苇塘里当当两枪，结束了这个叛徒的性命。

再说那位女乘客，姓史，穿着也很讲究，她是永清县城东边新民庄人，系该县存实中学校长史伦坡的妹妹。这位史女士在分区政治部见到民运科长刘广钰，不禁又惊又喜：“广钰同学，还记得我吗？你怎么在这儿？”

刘广钰也迎上前去，热情地说：“你是教我们音乐的史老师啊！1933年我在存实中学上学，你还教给我们唱《马赛曲》呢！后来你哥哥史校长去世了，你也离开学校，就没有你的消息了。”

史老师告诉她的学生，她离开学校之后，嫁给了一位南洋华侨，丈夫就是新加坡赫赫有名的“虎标”万金油老板胡文虎。此次她是回国探亲，今天坐汽车到天津正准备返回南洋，就被八路军的兄弟带到这大苇塘里来了。

刘广钊一听不敢怠慢，马上向司令员刘秉彦、参谋长李大卫、政治部主任李孔亮等分区首长做了汇报，三位领导便出面接待了史女士。刘秉彦等人首先向史女士介绍了八路军坚持抗日，开展游击战的基本情况，又向她分析了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战的形势。史女士身居南洋，对八路军在敌后打游击的情况十分陌生，但太平洋战争此时已经爆发，新加坡也被日军占领，所以史女士也很痛恨日本人，完全赞同八路军的抗战主张和行动。

刘广钰和史老师聊天时，向她讲述了存实中学当年的体育老师胡绍荣的故事。抗战期间，胡绍荣改名胡春航，当上了永清县抗日政府的县长。后在对日作战中受伤被俘，因叛徒出卖，被日本人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县长，就想拉拢利用他。日军给胡春航治伤，叫人用担架抬到永定河岸边的惠元庄。胡春航英勇不屈，决心以死报国，便趁敌人不备，用给他吃饭的筷子将棉絮捅到嗓子眼里，壮烈牺牲。还有一位史老师熟悉的学生贾露清、咎惟一等人，都参加了八路军奋起抗日，后在白洋淀边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史老师听罢，不禁流下悲痛而又赞许的热泪。

吃罢晚饭，刘秉彦等分区领导把警卫连集合起来，请史女士来到操场上，让战士们为她唱几首抗战歌曲：《游击队之歌》、《在太行山上》、《军民要合作》、《延安颂》等。唱歌的战士们情绪饱满，雄壮有力，不但有整齐的合唱，而且能唱技巧难度很高的四部轮唱。战士们的歌声，让音乐老师出身的史女士非常激动和兴奋。她怎么也想不到，在这祖国的敌人后方，有这么一群热血青年，过着这样坚苦卓绝的战斗生活，随时准备为祖国献出自己的一切。史女土连连表示，今天真是不虚此行，一切都很令人振奋，完全出乎她的想象。她回到南洋，一定要把这所见所闻告诉给那里的华侨同胞，让他们知道祖国的希望所在。

当晚，分区派人护送史女士到了天津。她回到南洋之后，还辗转写来感谢信，并托人捎来了一批大苇塘十分区将士急需的药品。

这位史女士当年教过的刘广钰同学，建国后曾任中共北京市政法委书记。他还在一篇有关苇塘抗战的文章里，回忆了十分区官兵在这片“红色苇塘”里安营扎寨的过程，以及上级军区对于苇塘根据地的明确指示：

解决了供应问题，又有邱勤增作掩护，部队在大苇塘扎根就有了条件。我们用当地盛产的麻、麻杆和取不尽的芦苇捆扎成把，做草屋的梁柱，搭起屋架，再用芦苇扎起屋顶，墙壁，留出门窗，抹上草泥，在屋里扎好床铺，下面垫上稻草，上面再铺苇席，又暖又软，又防潮，睡起来很舒服。另外还搭起厨房，盘上锅灶，买来油盐酱醋，把吃住问题安排的很好。战士们找了块平地做操场，用麻杆扎起花格式围墙，入口处扎起芦苇牌坊，门楼上还扎了个镰刀斧头的图案，早晚在这里出操上课做游戏。几年来大家都过着一天换一个地方的游击生活，现在居然可以在一个地方固定地驻扎下来，过起“正规营房”的生活，同志们都非常满意。有的同志还从外边带来菜籽菜秧，在草屋边开辟了菜园，种上了蔬菜。晚上点起蒿草薰蚊子，偶尔冒起火光，大螃蟹便趋光前来，我们顺手抓起扔在火里烤着吃，味道真是好极了。

部队驻扎大苇塘之后，电台即与晋察冀军区定时联系。有一次我听到司令员刘秉彦同志向大家传达：“军区领导发电报指示我们，不要在此‘落草为寇’。”刘司令员开会时喜欢一边溜跶着，一边讲话。他看着围坐在一起的同志们，朗朗笑道：“我们是革命军人，是共产党的武装，当然不会落草为寇。我们必须要积极发动群众，主动出击，在战斗中扩大十分区的影响。”

“打几场象样儿的战斗”——北方沙家浜纪事之三

根据廊坊党史办提供的史料：十分区在大苇塘坚持斗争时期，其主力部队只有三十五、四十三两个地区队▼⑵，兵力不足一千人，另有四个县大队和几支零散的外围武装。从实力来看，不能和敌人硬碰硬，只能采取零打碎敲的游击战术，积小胜为大胜。为此，刘秉彦首先在部队的活动方式上做了调整，主力部队平时多以分队为单位活动，配合党政干部做地方工作，遇有敌情能打则打，不能打就走；分区和各县大队都成立了手枪队，更加机动灵活。善于总结经验的刘秉彦还专门写了《小部队隐蔽活动十要十不要》的文章，油印成小册子发给部队指导行动。

十分区的老人们说：“刘秉彦有学问，打仗点子多，既能打又会总结，还能讲兵法，跟着他干长见识，不吃亏。”

老人们记得，当年刘司令亲自率领分区特务大队和四三十区队的一个营，在永清县姜知营村打了一个胜仗，消灭日伪军200来人。战后转移到附近的丛林里，刘秉彦就地召集大家上了一课。“他讲古代兵法，讲地型有通、挂、支、隘、险、远之分。毛主席说要建立山区根据地，可是我们大清河北没有山，但是河、湖、港、汊、苇塘、沙丘、丛林都是打仗可以利用的好战场。刘司令还讲到天时，他就举了打姜知营的例子：“刚才我们撤出战斗，为什么往东南方向撤呀？是因为我们背对着太阳，而敌人打炮时有太阳晃眼，是逆光，不好描准，我们又化整为零，这就大大消弱了敌人炮火的威力。还有敌人进攻时，鬼子驱赶伪军在前面冲锋，伪军就心怀不满，打仗不出力。我们占了有利地型，又有阳光助战，所以能够以一击十，破了敌人的合围。”

政委旷伏兆也在《忆恢复平京保三角地带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一文中评价说：在大“扫荡”之前，十分区的战术比较呆板，一般情况下都是顶牛战术：敌人四面八方从外线围攻，我依托村落死打硬拼，虽然也能杀伤敌人，但我们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付出的代价也比较大。地区变质后，我们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从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打法，逐步形成了适合我们十分区斗争特点的战术。

旷伏兆所说的，十分区在打法上变被动为主动，仗打得比较灵活的这个时期，正是刘秉彦当了十分区司令之后形成的局面。

这期间，十分区主力也曾一度转战大清河南，并打了几场被战士们称为“象样儿的战斗。”

一次是1942年12月的一天深夜，转战中的十分区所属43区队的一个连，在南庄突然被日军和伪军柴恩波、张兰亭的部队包围。拂晓，敌人又调来伪军黄锡彪、任广斌的部队，总共上千人把南庄围的水泄不通。43区队的这个连由区队长汪道贯等人亲自指挥，依仗院落，坚决死守。苦战至午后，我方撤回到村中心地带，敌方调集两门山炮几乎轰塌了村中心的所有房顶。我军一方面依靠仅有的两挺机枪与敌进行火力对抗，另一方面挑选了十几个特等射手占据有利位置控制重点。敌人几次上房，都被神枪手们打了下来。有一次三个鬼子抬着一挺机枪刚一上房，我军三个隐蔽着的狙击手一人一枪，三个鬼子便栽了下去。敌人拿麻秸绑上毒气弹往里扔，战士们眼急手快拾起来又扔回去。下午三点，日伪军已伤亡三百名左右，我方伤亡也越来越大，快要弹尽粮绝，柴恩波这个曾经当过八路军支队司令的叛将连续三次给我方区队长写来劝降信，但其手下伪军始终不敢冲进院落解决战斗。区队长担心个别战士思想动摇，接连进行政治动员，战士们说：“别动员了！大清河北的子弟兵没有怕死的。即使没有子弹了，摔跤也和敌人拼了。”

挨到天黑，开始突围。苇塘地区的特点是水陆交错，边缘地带也有小块苇塘。连队化整为零，三五个人分成一组，分头活动，摸黑越过包围圈，终于在半夜安全撤到大清河南。

还有一次是芦各庄战斗。柴恩波部伪军发现十分区43区队一个连和文新县大队一个中队住在该村，就使用了他的教导队和反共最坚决的嫡系部队“铁血队”发动进攻。伪军教导队虽然都是柴部下级军官，终究来自各队，心不齐，力不专，不如“铁血队”战斗力强。我方便以主力对付“铁血队”，以神枪手组成的少量人马打教导队。战斗打响，行进到前沿阵地的教导队刚一露头，就被神枪手弹无虚发，干掉十几个，打到下午，几百伪军久攻不下，急忙请求日军增援。天擦黑时，我军利用敌方待援的间隙，隐蔽撤出战场。走了五里地，正好遇到鬼子前往增援的一个炮兵班，人数不多，近战格斗能力差，经十分区部队一个突袭，日军炮兵班三人被俘，其余皆被消灭。我方即强迫被俘日军炮手向芦各庄伪军打炮，借日军炮火炸得伪军鬼哭狼嚎，喊爹骂娘闹不清怎么回事，等芦各庄伪军明白过来，十分区人马早已押着俘虏走远了。

在那次突围中，民运科长刘广钰与分区警卫连的一个排撤出战斗后，和分区司令部暂时中断了联系。他就带领这个排单独活动。

他们先到夹河村找到我方安排的保长康老三，康老三建议刘广钰和这个排今夜先住到曹刘庄，由他岳父秘密安排隐蔽起来。于是他们就到曹刘庄住下了。当时战士们的子弹非常缺乏，如不及时补充，部队就会失去战斗力。刘广钰有个哥哥刘广钊，也是我们的人，在霸县伪警察局任职。

刘广钰回忆：

我嘱咐康老三马上去霸县找广钊，让他去高店村向我们十分区在伪军中的“关系户”——中队长崔郁文要一些子弹来。广钊见了康老三，马上找个借口请假去了高店崔郁文那里，要他为八路军做点贡献。但是广钊留了个心眼，没有告诉崔郁文，他弟弟带的这个排目前与司令部联系不上，正单独行动。看到崔郁文有点犹豫，刘广钊就反复动员他向八路军做点贡献，为自己留条后路。崔郁文想明白了，就给了500发子弹让广钊用自行车驮走。

我哥广钊骑车直奔曹刘庄而来，黄昏时他想到自己穿一身伪警服，万一遇到八路军或地方干部该怎么办？于是他只好脱了上衣，光着膀子骑车。唉！广钊家里那时很穷，连件衬衣都舍不得穿。天黑透了，我哥哥终于把子弹送来了。我打发他回去之后，马上把子弹分发给战士们，又连夜转移到高店附近的李庄子。广钊回到霸县时，已关了城门，好在他是警察，编了个谎，就赚开城门回了家。

第二天，刘秉彦司令派侦察员找到了我们，我带着这个排随侦察员一起又回到了大苇塘，把全排战士归还给分区警卫连。

1943年2月，当刘秉彦率领部队在大苇塘逐步站稳脚跟的时候，冀中警备旅政委旷伏兆奉命调到十分区，接替帅荣担任十分区政委，同时兼任地委书记。时年29岁江西老表的旷伏兆，与比他小一岁的司令员刘秉彦开始成为亲密的搭档。

这一年端午节后，十分区的恢复工作已有很大进展，对于苇塘营地的建设也进一步提高了挡次，布局也更加严谨，按照自然地型，划分了机关和部队的驻地。机关的科、股与部队的班、排，每间宿舍都挂上了整体蚊帐，不再受蚊虫的侵袭。除宿舍外，还建立了领导机关办公室，是一座高大庄严的四角亭，里面挂着十万分之一的十分区军用地图，亭中摆着桌椅，分区领导时常在这里办公开会。另外还建了一间阅览室，放着一些来自延安的，过期的但是很难得的《解放日报》、《晋察冀画报》等。分区党委机关报《黎明报》照样在苇塘出版，虽然是油印的，但字体非常工整漂亮，就象铅印的一样。书架上摆着整风文献和毛主席著作，分区参谋长李大卫有一架照相机，他居然想办法派人弄到了一些胶卷相纸和显影定影药水，在苇塘里拍了不少战士们的生活照，冲洗出来也挂在四角亭内。

操场中间还用电线杆子做了两个篮球架，球筐是用缴获来的坏自行车的瓦圈和车叉子做的，采购员又从天津买来篮球，各部队经常在下午举办篮球赛。有时开会前或晚饭后，司令员刘秉彦兴致上来，就和地区三十五区队政委刘一峰拉起二胡、京胡，会唱京戏的民运科长刘广钰和敌工科长李守正便会上来唱上两段，他们经常合作的是《借东风》《空城记》，或是《焚锦山》、《打金枝》，每每唱罢，围在一旁的官兵们齐声喝彩叫好。

分区卫生队在大苇塘办起了简易医院和疗养所，手术室四周挂着双层纱布，显得格外整洁。供给部则在苇塘办就了修械所，垒起化铁炉，四个战士推拉一个大风箱，就在这里造出了铸铁手榴弹。

分区还为东进总队举办了两期干部培训班，电台的天线俯视着整个营地，手摇马达“嗡嗡”地发着电，发报机传出“嘀嘀”的电键声，与“呼哒呼哒”的风箱声相互呼应，整个苇塘显示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洋溢着浓厚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氛围。

到1943年底，十分区在日军“五一大扫荡”后全面丧失根据地的被动局面，已经得到初步扭转。西部的两个联合县有将近600个村庄，由完全沦陷的敌占区变成了半公开半隐蔽的游击根据地，北部新开辟的平南地区也建立了县级党政军组织。

在查阅了海量的十分区抗战文史资料之后，才发现有关这“红色苇塘”的故事，真是写也写不完，说也说不够。真心希望国内的艺术家们能够关注这段抗战的历史，既跌宕起伏、壮怀激烈，又真实丰富、生动有趣。其实编导们完全用不着绞尽脑汁地编造那些“神剧”，只需原汁原味把这些真实故事再现给观众，就可以拍出精彩的大片或连续剧。

注释：

▼⑴：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以短篇小说和散文闻名。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上世纪七十年代奉命执笔撰写京剧《沙家浜》剧本。

▼⑵：地区队，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地方武装的主力，由各军分区将民兵、游击队的精锐部分集中组建而成，地区队的规模约千人左右，相当于小团辖3至5个连队，在保卫地方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种编制形式是晋察冀军区所独有的，其他的八路军部队没有使用这种编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