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我片土可百世”——《刘秉彦将军传》抗战之片段（上）

今天——8月15日，如果不经提醒，可能很多人并没有在意，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73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无数中国人热泪盈眶，喜极而泣，各地军民亦在狂欢中度过不眠之夜。前后14年艰苦卓绝的岁月，在总共付出3500万军民伤亡的巨大代价之后，一百多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终于赢得了光荣的胜利。

8月15日，当这个特别的日子即将来临之时，我又想起几年前写作抗日英雄《刘秉彦将军传》的往事。

2015年清明节，我没有回福建老家为父亲扫墓和祭祖，而是在河北古城保定的一个小院里，写完了这本30万字传记的最后一章。我愿以这部书稿点燃一炷心香，敬献给传记的主人公刘秉彦前辈。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刘秉彦画像。

我是2014年10月接受此项写作任务的。

当时我正在赤道以南的印尼万隆，修改一部刚写完的华人企业家传记。保定市文联的刘素娥主席打电话来，把这个任务委托给我。刘素娥是一位小说家，也是与我相识多年的文坛大姐。她说：“我知道你这些年一直在海外从事传记写作，我也知道你有一些红色文化情结，尤其对抗战历史感兴趣。我们的老省长刘秉彦将军，既是带兵打仗的抗日英雄和开国将领，又是我们国家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其传奇经历极其丰富而又厚重，从传记写作的角度，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题材。明年要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也是刘老将军诞辰一百周年，保定市决定开展有关纪念活动，并出版他的传记，我推荐你承担下来，相信你会把他写好。”

在此之前，虽然我已写作出版了十几部印尼华族精英人物的传记，却从未写过一部国内人物传记的书，更遑论涉及刘秉彦将军这样战功卓著的老革命，所以也不禁豪情涌动，跃跃欲试。

但我明白，要写好这位离开我们已经17年的前辈，仅凭对他怀有一腔敬仰是不够的，还需要作者深厚的人生阅历及文史功底，更需要深入细致的采访积累和精彩传神的文字表现能力，而上述条件对我来说，都不是完全具备的。因此，接受这一任务，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于是我又变得有些犹豫。

另一位说动我立即回国着手进行采访写作的，是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前社长、现任印尼《国际日报》总裁赵金川先生。由于工作关系，我在印尼和赵老师接触比较多，当他听我说起这件事，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十分庄重，认真而热诚的对我说：“丁剑，写作刘秉彦这个人物的社会价值，比你在印尼为一百个老板写书都更有意义。我觉得你应该毫不犹豫地马上回国，以最大的热情投入这项工作。”

这样，我便于2014年10月25日来到保定，在七一中路附近那个“冀中人民抗日战争史研究会保定分会联络处”的小院里住了下来，开始为这本书进行了耗时6个月的采访写作。

刘秉彦将军之子刘竞航，是冀中抗战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他和他的团队为本书写作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尤其是刘老将军生前留下了几十万字各种形式的文字手稿，弥足珍贵。

在采访开始之前，刘竞航还邀请一位在知青群体中有大批拥趸的作家老鬼，来保定与大家一同交流活动了几天。老鬼从小就是八路军的铁杆粉丝，心灵深处始终激荡着挥之不去的抗战情结。他的母亲——《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曾经是刘秉彦任司令员时期的冀中十分区的一名干部，当年即多次采访过刘司令员。如今，斯人已去，他们这些八路军的子女，对于纪念抗战先烈，为父辈们树碑立传等项活动，全都满怀热情，倾注心血给予大力支持。

那几天，我在与老鬼老相处中，受益匪浅。他是一位传记文学的大家，思想深刻而怀有良知，为人坦率而不失真诚。他像兄长一样告诉我，传记的生命力在于真实，要尽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才能使主人公的形象变得清晰而可亲。

我们共同认为，要用一种相对客观的语境来写作这本传记，无论如何，也要避免那种由来已久，司空见惯，枯燥乏味的材料式的“党八股”语言。

后来在写作过程中，老鬼老师除了对部分章节存在的不足和缺点，毫不客气地提出了善意的批评，也对他所欣赏的内容给予了热情鼓励，这些都成为我写作本书的另一种收获。

随着采访工作的不断展开，使我对传记主人公在许多老部下心目中留下的近乎“内圣”的完美人格惊叹不已，继而感慨万千。屈指算来，1998年去世的刘秉彦，30年前就退出领导岗位了，而我所采访的对象，大多是五六十年代在他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可谓岁月久远，往事如风，然而时过境迁与时空转幻，丝毫也未冲淡他们对老领导的崇敬和怀念，一旦打开记忆的闸门，这些老同志说到动情处，个个都是双眼潮湿，有的还忍不住哽咽，甚至掩面哭泣，泪不能禁。

他们与刘秉彦之间，基本上都是君子之交的工作关系，为何几十年过去回忆起来仍会如此感动？

我想，与其说他们是在缅怀一位可亲可敬的领导，不如说他们是在凭吊一个时代——那个清新而简单，人与人之间多属于同志式友情的单纯的时代。

我要非常感谢这些老同志，他们在接受采访时，无保留地口述了各自亲历的历史和有关刘秉彦将军的故事。在我们访问的老人中，年纪最大的已经94岁，最年轻的也有81岁。如果没有他们鲜活的讲述，很多内容就只能从材料到材料，将会多么单调。

在此，我要满怀敬意地记下这些老同志的名字，他们是：庄寿仓、姜延斌、刘从军、宓世湘、王敏之、靳庆和、赵秉欣、马志清。

尽管如此，本书在写作主人公在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时，仍然遇到了一个无法克服的难题：同刘秉彦一起打过仗的老人们都已去世，我们再也没有机会采访到他们，再也听不到他们亲口叙述的只言片语，只能从有关文献史料里整理出那段血与火的岁月，再用适当的文字表述出来。

无论如何，我要向这些文献的作者们表示感谢！

1931年九一八日寇侵入沈阳后，共产党人李贯慈（曾任晋察冀边区灵寿县长）忿极而赋诗云：

哭罢江山无泪流，亡国惨祸已临头！

恨尔民贼方得意，哀此匹夫能不羞？

复我片土可百世，杀敌一毛足千秋！

男儿一副好身手，拚将热血洒神州。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是遭受日军侵略最早的国家，也是抵抗侵略时间最长的国家。抚今追昔，我们习惯了国耻教育，但有时也忘记了纪念胜利，比如今天这个日寇投降73周年的日子，我觉得应该在公众号上发声纪念。于是便在刘秉彦将军传记里，选取一些鲜为人知的抗战片段，分上下两部分发表出来，虽然文字有些长了，但以此向那些视死如归的抗战将士致敬！向一切为着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贡献力量的人致敬，就值得大家耐心阅读。

入伍即当特派员

1938年2月20日晚，位于大清河北——津保公路与平大公路交叉点上的霸县城关，正被冬夜的寒风扑打着，天上没有月光，地上万籁寂静。

夜晚11点，霸县城外突然传来一阵震耳的枪响，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此起彼伏，瞬间就把熟睡的人们从梦中惊醒了。这枪声来自朱占魁率领的冀中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就在前两天，这支新成立的500多人的抗日队伍刚把文安县新镇打下来，趁着士气正旺，即马不停蹄，挥师北上，今晚又拉开了攻打霸县古城的序幕。

几个月前，朱占魁所部人马已投奔到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吕正操麾下。经过短期培训，即被整编为共产党领导的自卫军独立第一团，朱占魁任团长。

与此同时，新近加入朱占魁部队的刘秉彦，因发动老家潘营村自卫团成员参加抗日，本人又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刚穿上军装，便被被任命为独立一团特派员。

据当过八路军老人们说，那时候从农村入伍的战士特别土，尤其是那些年纪小，没上过学的新兵，对部队的一切，啥都不懂，啥都好奇，闹出不少笑话。

92岁的刘路明老人是白洋淀边的安新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后来曾任志愿军师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炮兵政委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他回忆说：“我在师里任职时，当时的参谋长，叫汪明德，1938年他14岁到冀中军区当兵。当时有一个集会，团长到厕所尿尿去了，他感到奇怪，就傻乎乎地问老兵，团长怎么还尿尿呢？现在说来真是好笑，后来我经常给他开玩笑说，老汪，你当了师参谋长不是也还得尿尿吗？”

这样的笑话，不会发生在知识分子新兵刘秉彦身上。

1938年初，不满23周岁的刘秉彦，入伍没几天，就当上了副团级的特派员，成为独立团领导班子中的一员，有名有实，有职有权。他在军中进步提拔的起点之高，简直让如今的年轻人难以想象，但在那个峥嵘岁月的非常年代却很正常。

在部队打下霸县城关一个月后，日军前来报复扫荡，刘秉彦作为特派员，参与指挥了阻击敌人的这场战斗，这是他从军以来第一次带兵打仗。对于这个前不久还在北平课堂里念书的大学生军人而言，战场带给他的，既有好奇与期待，也有紧张和恐惧。

刘秉彦晚年接受《河北日报》记者汤小嶶采访时坦承：“面对日本鬼子的钢盔机枪，至少要经历二三十次考验，才能从紧张到稳定，从恐惧到无畏，对每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有一个过程。”

攻打霸州前后，刘秉彦所在的独立一团当时只有500多人，才从农村自卫团改造成军，战斗力有限。由国民党东北军改旗易帜投奔共产党的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吕正操，为了让手下这些刚收编的地方武装打几个胜仗，练练手，树树威，也振奋一下士气。

当时，朱占魁、柴恩波、高士一等人或起自草莽，或出身于土豪，皆文化不高，霸气十足，谁也不服谁。吕正操说过：“活动在冀中北部的抗日部队，除了朱占奎和后来投敌叛乱的柴恩波，还有高士一的游击第五路，各部在发展中，曾发生过争地盘、争人争枪的矛盾。因此，要做他们之间的协调工作并非易事。”

在吕司令眼里，北大学生出身的刘秉彦，虽然年轻，资历尚浅，但是其性格稳重，少年老成，而且一表人才，口才也好，堪当大用。于是，刘秉彦就以自卫军政治部特派员的身份，奉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并在其中负责最难干的工作——协调参战各部的具体行动方案。

担任特派员期间，刘秉彦还参与指导改造了永清县的民间会道门组织——红枪会。红枪会成员多为义和团的后代，个个练功习武，迷信色彩很浓。说起他们最初开始打鬼子的事，也蛮有意思。

有一天永清县西黄村的红枪会正在村子里练拳，日军第16师团一支工兵部队恰好经过。带队的军官怀疑他们是反日组织，就将他们全部抓起来，又把红缨枪捆成几捆让他们扛着，作为战利品和俘虏押往兵营。

日军的工兵不像步兵那样天天打仗，警惕性也很差，居然大摇大摆地走在前面，而且让被捕的红枪会员们扛着几捆红缨枪跟在后面。结果走到半路上，一名日军士兵突然惨叫一声倒地。原来红枪会员们趁日军不注意把红缨枪都抽了出来，然后分发到各人手上。十多个鬼子猝不及防，很快被全部捅翻在地。
这件事曾让日本北支派遣军大为恼火，一度下令禁止工兵、炮兵、辎重兵等辅助兵种不得在没有步兵的保护下外出，也算是一道奇闻。更有趣的是，日军步兵们听说此事之后还幸灾乐祸。东史郎就曾在日记中嘲笑工兵们说：活该。被生锈的长矛捅在身上一定很疼吧！

红枪会刚被收编时，打仗不讲科学，打仗不看地形地貌，也不修工事，喜欢搞巫术迷信。某个队员作战阵亡了，就说他生前和女人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谁挂彩受伤了，就说他调戏了妇女或拿了人家的东西。刘秉彦派董振明担任红枪会大队指导员，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们改造过来。

1938年7月，完成改造的红枪会大队改编为正规部队，番号是八路军冀中军区第三纵队独立一支队一大队二营五连。

两个月后，负责指导改造红枪会的支队特派员刘秉彦，正式担任了独立支队第一大队（相当于团）大队长，而由红枪会改编的二营五连，则成为刘秉彦手下最具战斗力的连队之一。

担任军事主官

翻阅刘秉彦早期军旅生涯的履历表，其职务变化之快，在如今的人们看来会觉得不可思议。

你看，单是在1938年一年之内就连续变动了三次。

——2月，任冀中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支队特派员；

——5月，改任政治主任；

——9月，再度改任八路军第三纵队（也称冀中军区）独立一支队一大队队长。

——1939年秋天即被任命为冀中十分区三十二团团长。

细想一下也算正常。前文说过，抗战初期仅冀中地区，就冒出五花八门，各种性质，各种“番号”的抗日武装160多支，部分人马一时鱼龙混杂。经中共收编之后，改造整顿也有一个过程，其间，处于磨合期的这些队伍，人员、机构皆不稳定，部分干部的职务变来变去也就在所难免。

1938年9月，由于时任独立一支队司令员的朱占魁在战略思想上好大喜功，错误地派遣所属第一大队强行过北宁铁路，准备与活动在冀东的宋时轮、邓华率领的八路军四纵队取得联系。结果在武清县小韩庄渡河遭遇强敌阻击，部队打了败仗，伤亡很大，被迫连夜撤往路南，再转至霸县休整，大队长刘树芬也负伤调走。在此情况下，支队政治主任刘秉彦临危受命，接任了第一大队大队长职务，从此由政工干部改行做了军事主官。

谁都知道，战场险恶，瞬息万变，一支作战部队不可一时无人统领。按照我军传统，军事主官在上战场后会指定代理人。如果是团一级，团长阵亡或负重伤后，第一代理人肯定是团参谋长，第二代理人是副团长。当时，独立一支队下属的大队相当于团级单位，刘树芬大队长负伤，照常理应由该大队参谋长或副大队长递补其职务，而刘秉彦只是一位学生出身的政治主任，上级为何会派他接任该大队的一号首长呢？

是刘秉彦受过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身份起了作用吗？

按当时的历史背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一支工农武装，绝大部分官兵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读过小学初中就算是有文化的。所以，优先提拔使用知识分子干部，也是那时候晋察冀军区的一项基本政策。

比如杨成武领导的晋察冀军区一分区，那时就树立了一个大学生知识分子样板高鹏。高鹏和刘秉彦一样，入党、参加八路军的时间也很短，但他是东北大学的学生，曾参加过赵桐创建的抗日学生军，后来又主动靠拢了八路军共产党。晋察冀成立第一军分区，上面让身经百战，红军时期就是团政委的老资格杨成武当司令，高鹏这个参加革命没几天的学生兵就一下子当了副司令。

军区高层的想法是，在部队树立一批知识分子代表，重点提拔重用他们，就会在其他平津等大中城市来到晋察冀根据地的知识分子中起到一个良好的表率作用。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倒不在乎这些人有多大的实际作用，会不会指挥打仗，能不能带头冲锋陷阵。抗战年间的知识分子，其实主要是一些大中青年学生，当时由于人数稀少，是很“金贵”的。共产党也很在乎他们的到来。

军队的规矩，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讲究个“资历”。按资排辈是少不得的。高鹏名义上是一分区副司令，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但那些老资格的红军干部都“不尿他”，他管不了作战，只能分管的是供给部和卫生部，实际上这两个部门也管不了，谁都不听他的，一兵一卒也调动不了，更遑论要害部门。高副司令只好在司令部机关吃闲饭。这当然和他的行政能力有关。

由于高鹏在战争年代起的作用非常有限，1955年解放军评定军衔，他这个一分区副司令的许多下级团长都被授予中将、少将了，可是时任沈阳空军副司令的高鹏，由于缺乏战功，只被授予大校军衔。

再后来到1959年，彭德怀庐山会议上事发，殃及到对高鹏比较照顾的沈阳军区司令邓华，高鹏一看老领导邓华被撤职发配，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糊涂之中竞竟然选择举枪自杀，留下一段令人叹息的历史。

从高鹏当年在晋察冀一分区的境遇来看，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不管共产党那时对知识分子干部多么优待重视，你如果没本事，最多也只是把你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让你有职无权，而绝对不会随便叫你去担当一支战斗部队的军事首长，领兵打仗是要死人的，闹得不好，一支部队很容易就会葬送在一个无能的主将手里。

可以断定的是，刘秉彦入伍不到一年，就从一个机关政治干部，变成独挡一面的团队军事首长，除了得益于他的高学历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从军之后参加的几场战斗中，虽非主要角色，却有不俗表现。使上级发现了他所具备的军事潜质与指挥能力。

那时候，衡量一个中下级指挥员合不合格，首先看他是否勇敢，单兵作战表现如何？就好像古代绿林好汉入伙，你要当头领，在山寨坐一把交椅，必须下山杀个人才有一张“投名状”，《水浒传》里林冲投奔梁山就是这样被要求的。杨子荣在《林海雪原》上威虎山之前，先匹马单枪打死一只老虎，于是就有了进入威虎厅的“入场券”。共产党军队是正义之师，不讲“投名状”，但是你要领兵打仗，让官兵服气，也得有胆量，关键时刻能冲上去。

刘秉彦虽是一个白面书生，单兵动手能力却不含糊，这和他老家蠡县民风硬朗，人人尚武的传统很有关系。第一章我们提到过女八路柳溪讲述的一个故事：刘秉彦当特派员时，亲自在集上打死了一个牵着洋狗外号“大下巴”的日本小队长，威震四方，立刻就打开了局面。

有关刘秉彦在八路军时期表现出的军事造旨和作战素质，早年当过孟庆山将军警卫员的老作家李贺臣，在其《难忘的冀中岁月》一书中，有过以下描述：

“十分区司令员刘秉彦是一位多才多艺、能征善战的将军。因为他会拉京胡、又会唱京戏，在抗战形势处于相持阶段期间，他有时会约武委会主任朱泽民、四十三区队长刘一峰、司令部管理科李科长以及分区京剧团的演员一起唱京戏，活跃军中气氛。他从未打过败仗，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将军。

1942年9月，刘秉彦司令员、政委旷伏兆、副政委张如三、地委书记杨英等十分区领导，研究决定端掉昝岗镇的日伪军据点。参加会议的还有作战科长祖岳荣和二联县县委书记朱泽民、县长张仲伦、以及三十五区队、四十三区队、五十六大队的领导同志。

第二天，刘秉彦司令员来到了昝岗镇。他到昝岗镇岗楼的西南角观察战斗进行的情况时，听到参战的队员们向他反映，说岗楼里有个敌人是特等射手，枪法打得相当准，伤了我们不少队员，对我们的正面强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为队员们都知道刘司令枪法好，希望司令员能将敌人的这个特等射手消灭掉。

刘司令听后，就从身边警卫员尹明玉手中接过一支“三八式”马枪，子弹上膛，对准敌人特等射手的射击眼，等待时机消灭他。就在敌人特等射手又一次向我方队员射击时，刘司令对准还在冒烟的枪眼开了一枪，一下子就将敌人的特等射手击毙了。我们的队员们忘了这是在敌人的岗楼下，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刘司令把岗楼的敌人打死了！”

1943年，八路军冀中军区十分区司令员刘秉彦（中排坐者右）与分区政治部主任李孔亮（中排坐者左）同模范战士及民兵的合影。这是他在抗战期间唯一的照片。

战时浪漫曲

1999年4月，在刘秉彦去世将近一年之际，他的夫人李彩云为其整理出版了一本《刘秉彦诗词选》。细心的读者注意到，在第一部分《战时诗抄》里，一共收录了作者从1937年到1949年创作的84首诗词，而其中，有17首是为同一个人而写的。

这是一个女人，名叫张松龄，刘秉彦的北大校友与抗日战友。

1938年6月，八路军冀中军区第三纵队独立第一团扩编升格为独立第一支队，所属部队编为两个大队（团建制）和三个游击团。就在这个月，原任独一团政治主任的崔文炳调第二大队任大队长，特派员刘秉彦则接替老同学崔文炳当了政治主任。

刘秉彦就任新职一个多月后的一天黄昏，一个和他一样年轻俊秀，也带有一股书卷气的女同志，风尘仆仆地来到部队驻地。这位女同志便是张松龄，此时，她是路过这里，前往冀中抗战学院担任哲学教员的。两人相见，分外高兴，似乎都有说不完的话。

张松龄是霸县康仙庄人，自幼聪慧过人，惠质兰心，是当地方圆百里有名的才女。“七七事变”之前，当刘秉彦插班进入北大数学系时，张松龄已是北大哲学系的二年级学生，并且也是“左联”成员。

抗战爆发后，张松龄没有跟随学校南迁昆明加盟西南联大，而是离开北平回到家乡。1938年3月，刘秉彦所在的部队打下霸县县城，他便动员这位北大同窗走出家门投身抗战。

这对风华正茂的昔日同窗，一个是英姿勃发的年轻军人，一个是秀外慧中的美丽女子，才貌相当且志同道合，情趣相投，如今又在这战火燃烧的岁月有了联系。可以想象的是，他们之间的友谊想不升温也难。

但他们并不能把美好的向往变成现实。首先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在一起，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见面，一个在飘忽不定的部队日夜行军打仗，另一个在地方上为妇救会的工作天天奔忙。还有一个问题是，刘秉彦在老家已有妻室，虽是长辈包办，却也只能认可。然而，毕竟还有书信，他们还是按捺不住相互的思念，便通过鸿雁传情的方式倾诉，并感觉着彼此的心跳。

这年7月，中共冀中区委和冀南区委在深县联合创办了抗战学院，因为抗战学院缺乏哲学教员，刘秉彦便推荐张松龄去学院任教。

8月3日晚上，张松龄与刘秉彦匆匆相见之后，就要和同行的其他人一起趁着夜色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前往抗战学院报到了。刘秉彦心潮翻滚，也不能多说什么，他默默地送她走过一片树林，互道珍重，握手告别，便消失在沉沉夜幕中。当他返回时，又路过那片林子，一个人走着，更觉四下寂静，有几只在树上休眠的鸟儿被其脚步掠醒，“扑啦啦”地一下子就飞走了。

刘秉彦惦记着路上的松龄，见此情景，即随口吟出一首七绝：

烟云几度暗斜晖，惟有心城不可摧。

今夜君穿封锁线，独归林静鸟惊飞。

张松龄在冀中抗战学院工作不久，党的高层组织便发现了这个女同志中不可多得的知识分子。1938年9月初，张松龄接到了调她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接受新任务的命令。

那时从冀中去延安，要经过位于山西省的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千里遥远，路途漫漫。张松龄走到安新县的白洋淀时，刚好刘秉彦率领的人马也在此地，再度重逢，更觉两情相悦，虽然只是彼此偷偷凝视，不断说着互相鼓励的话语，那也令人无比陶醉。

进入九月的白洋淀，碧水清波，微风送爽，随风摇曳的芦苇一望无际，满湖的荷花还在盛开，层层叠叠的荷花荷叶一眼望不到边。此情此景，使他们更渴望和平生活的到来。他们说起了每个进步青年那时都倾心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张松龄小声唱起了她在抗战学院学会的那首《延安颂》：“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夜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成，热血在你的胸中奔腾……”

她也给刘秉彦哼唱了一首抗战学院的学员自编的顺口溜，是套用北伐时打倒列强的那个曲调唱的：“小米干饭，小米干饭，辣椒萝卜白菜，辣椒萝卜白菜，吃个饱，吃个饱。”一曲唱罢，两人哈哈大笑。

可是，这一去延安，毕竟关山万里，再要见面不知何时！真是难舍难分啊！依依惜别后，刘秉彦一个月内填了两首词，抒发其一咏三叹的内心感受。

其一是1938年9月5日填写的『长相思』与松龄白洋淀话别：

松树青，柏树青，淀水清清相送迎，谁知离别情。

君泪盈，我泪盈，爱侣同心共请缨，影双淀镜平。

其二是当年10月1日填写的『菩萨蛮』别张松龄同志：

吴家台前清水河，中流多少离人泪。西北望长安，几重万仞山。

崇山遮望眼，梦里长相见。清影波间荡，叮咛慰断肠。

时光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穿越，也伴随着对爱人的思念，一晃三年过去了。张松龄仍在延安马列学院工作，其间与刘秉彦不断有书信往来。

在寄往延安的信中，刘秉彦除了把为张松龄写的诗词寄给她之外，也常常把战斗生活中反映个人情绪起伏的诗作寄给她欣赏。

比如，1939年8月中旬，刘秉彦率部经过政治整军后，由冀西山区返大清河北，在八羊庄遭遇日军十七旅团增田秀夫大队，交战一昼夜，各有损伤，敌强我弱，刘秉彦大队撤出战斗，紧急转移至白洋淀，部队宿营在此，官兵们才稍稍松了一口。刘秉彦不由想起，去年这个时候，正是在白洋淀送别张松龄到延安的。如今，生生死死，频繁残酷的战火硝烟，在锻造着他的意志和力量的同时，也消磨了他这样的青年原本应该享受的儿女情长，七情六欲。唉——这该死的战争！男子汉杀敌报国，天天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随时准备牺牲，不当和尚也是和尚，与异性亲近的正常要求，便成为遥不可及的一种奢求。

夜幕笼罩，弯月如钩，刘秉彦心意沉沉，写下《夜吟》一首：

未临而立意萧疏，淀角行吟一丈夫。

千里漫游黄鹤去，六舱轻荡绿荷舒。

游渔昨夜破疏网，残月今宵沉淡湖。

心底虽无出世念，七情六欲已模糊。

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冀中抗战进入最为严峻困难的时期。这年9月下旬，刘秉彦的部队转战来到霸县胜芳镇大苇塘。这时又接到张松龄来信，询问自己老家康仙庄的情况，她还有一位舅舅住在胜芳镇，也不知胜芳是否平安。刘秉彦回信告诉松龄，康仙庄已被日伪军洗劫焚烧，而胜芳镇的街市尚在，还没有被日军毁灭，大苇塘有土匪出没，部队正枕戈待旦。他盼望她有机会回到家乡，能与之团聚，规划未来。

远在延安的张松龄，也日夜思念着在敌后征战的刘秉彦。1943年秋天，张松龄向组织请求调回中共晋察冀分局工作，上级批准了她的请求。11月，北方即已经入冬，张松龄终于和几位一起调往晋察冀的战友，于薄寒之中踏上归程。

刘秉彦事先接到松龄来信，也满怀期待，等待着与之重逢的时刻。离别长达五年，茁壮生长的情愫愈发炽热。他们在信中约定，一旦重逢，就排除各自阻力结合在一起。

然而，就在刘秉彦望眼欲穿之时，突然传来了张松龄牺牲的噩耗。原来，他们一行从延安赶往晋察冀分局的干部，在徒步跨越山西镜内的同蒲铁路时，遭遇日军围堵，张松龄眼看自己跑不脱，便孤身一人扑向敌人，拉响手榴弹，壮烈牺牲，用生命掩护了过路的战友。

刘秉彦闻讯大恸，泪不能禁，写下这首《七绝·惊闻张松龄牺牲噩耗》：

历尽危难感深情，战地谈兵月色浓。

捧信难分血与泪，频揩裂眦不分明。

在此之后，每当战事顺利或不顺利的时候，刘秉彦仍时常把对张松龄的怀念写入诗中，犹如对知心爱人的心声低语：“一曲哀歌酒一杯，八年征战几登台。君赴延安永不回。无可奈何月下誓，相思相忆梦中来。三城战罢独徘徊！”

经历过与张松龄的这段令人唏嘘的感情之后，刘秉彦知道了真爱的难能可贵，并主并主动了结了源自家乡潘营村的第一次婚姻。

不久，爱情的幸运之门再度为他打开——一位同样来自冀中平原旳八路军女兵走进了走进了他旳生活，中断了的战地浪漫曲又得以延续。1946年2月，他们幸福地结合了，感情一直很好。这个美丽大方的姑娘叫李彩云，从小参加冀中剧社，是一位当年活跃在抗日话剧舞台旳文工团员。她曾演过崔嵬编导旳《放下你旳鞭子》独幕剧中旳女主角，建国后也曾在八一厂旳几部影片中饰演过角色，后转业到北京市文化局工作至离休。

八路军冀中剧社文工团员李彩云的这张持枪站岗的照片，当年曾发表在晋察冀画报上，系抗战时期我军经典的摄影作品之一。

1946年，时任解放军105师师长的刘秉彦与李彩云结为革命伴侣。

1996年2月，81岁的刘秉彦，为71岁的老伴李彩云写了一首『自度曲』金婚喁语——纵然满鬓尽风霜，老眼凝情也闪光。今朝恍似新婚夜，不是新娘，胜似新娘；悠悠风风雨同舟路，金榜何如？金婚洞房。

                    三十二团的灭顶之灾

1940年2月，八路军冀中军区三十二团团长刘秉彦，带着一名警卫员和一名饲养员，骑马来到灵寿县陈庄镇一个叫韩信台的小村庄。曾经是北大学生的刘秉彦，奉命暂时离开前线的队伍，要在这偏僻的山村再上一次“大学”，这所大学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

1941年2月，刘秉彦在抗大二分校学期未满，便奉调提前结业，返回冀中前线。军区领导没有安排他回老部队十分区，而是把他调到九分区另一个基干团——三十三团担任团长。

刘秉彦原本是十分区主力三十二团团长，他从抗大回来，上级为什么不让他重返自己熟悉的团队任职呢？

原来，就在刘秉彦进抗大学习期间，他担任团长的三十二团遭受了一次极为惨痛的重大损失。几乎全军覆没，很多战友都已壮烈牺牲。

那是1940年冬天，冀热察区党委书记马辉之率部分干部来十分区巡视。他们一行于12月21日下午4点左右，在涞水县与三十二团会合。借着夜幕掩护，直奔预定宿营地——拒马河北岸的容城县大佟村。次日凌晨4点到达。部队进村后不久即发现敌情。东西北三个方向枪炮声越来越近。但河南没什么动静。团参谋长朱湘海和政治处主任带一个连掩护马辉之和团直属队、后勤部门等共约五百人率先过河；团主力留在原地阻击敌人。马辉之一行过河后，团部马上派人拆除了木桥，以防止敌人追击。
拒马河南岸几里路外，就是北后台村。马辉之他们刚一进村就陷入日军的埋伏。事后得知，他们误闯入了敌人布下的围歼十分区第二十七团的埋伏圈。但该团已及时转移，却被他们给撞上了。
经过一天鏖战，只有马辉之率少数人员冲出了重围，其余官兵全部壮烈殉国。这一天是1940年12月22日，牺牲者有冀中十分区三十二团参谋长朱湘海、政治处主任任明枫和一营营长贺正宝、副教导员杨爱贤、一营四连连长杨林、卫生队长闫新华；还有冀热察区武委会主任王治良、区党委交通大队长郝立本，以及三十二团报务员方群——一位年仅十八岁的四川姑娘。

北后台烈士陵园纪念碑上的塑像。

被三十二团官兵拼死血战掩护的马辉之书记，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北后台突围战》。文中对烈士们牺牲后的情景做了以下回忆：

“我们回到了大后台村，地方的同志及群众正在清理战场。在小庙旁躺着四五具烈士的遗体，从现场情况看，是战至最后一枪一弹或负伤后被敌人残杀的。其中就有跟随我而来的晋察冀平西办事处武委会主任王治良同志（他在最后突围时没有跟上来）。壕沟内外躺着四百多具烈士遗体。他们一个个都是在日军的疯狂攻下英勇战斗，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有一个牺牲的战士手指上还套着手榴弹的拉环，看来还没有来得及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投出去就饮弹阵亡了。我们在烈士的遗体中查出了报务员方群。这位年仅十八岁的四川姑娘，在激战中和普通战士一样参加战斗，直至牺牲。此刻，她安详地躺在雪地上。我们轻轻地从她身上取下小背包，交给葛琛同志，作为永久的纪念。

我们的好战友郝立本同志，他生前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曾凭着出色的战斗本领一次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往于冀东和平西之间，圆满地完成任务。今天，他静静地匍匐在祖国的雪原上，好像伏在母亲的怀抱中。我们轻轻搬动英雄的遗体，发现他那支为人民立下过战功的驳壳枪掩埋在烈士胸前被鲜血染红的泥土中。原来，我们的英雄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竟忍受着巨大的伤痛，掩藏了被他看作和生命一样宝贵的武器！见此情景，我们都流下了热泪。大家默默地脱下军帽，面对着茫茫的雪野，面对着烈士们的遗体，慢慢地低下了头：祖国啊！记下您这些英雄儿女的名字吧！我们还活着的人一定要向敌人加倍讨还血债，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

当地老人们回忆：战斗结束的第二天，日军又派官兵重返现场，将负伤还没断气的八路军战士逐一用刺刀捅死！     
几天后，当地老乡挖了四条长长的沟，将四百多具八路军遗体掩埋。最初只留了若干个土坟头。1946年建起了烈士陵园，转年就遭到国民党部队破坏。解放后，当地政府在此建了一个简陋的牌楼以示纪念。1974年容城县革委会决定重新修建。将土坟堆改为小石碑，并建立了纪念塔和围墙。

河北省容城县北后台烈士陵园纪念碑。

如今的北后台烈士陵园内，共有12排墓碑，每排8个碑，所有墓碑都没有姓名，不分官阶高低，一样大小，共埋葬着497名八路军将士。高耸的纪念塔顶上矗立一座雕像，其中有一位奋力投掷手榴弹的女性，就是为了纪念报务员方群！    

当地老乡说：咱河北农村别的不趁，就趁烈士，村村都有！

“2014年4月清明节过后，作家老鬼和一群八路军后代专程来此陵园祭奠，为这些无名烈士们扫墓，并记述了上述历史。老鬼的父亲马健民和母亲杨沫当年都是十分区的抗战干部，这使他对十分区的八路军尤其有感情。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老鬼写道：

“这次战斗伤亡惨重，历史书上却很少提及（可能指挥判断有误，几乎全军覆灭，不大光彩）。但这是十分区的一件大事，所以才风尘仆仆，特地跑来祭拜。该497名八路军干部战士，绝大部分是十分区32团的。他们陷入重围后，拼死掩护首长，打到弹尽粮绝，最后全部牺牲。

聂荣臻元帅曾为狼牙山五壮士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说得准确，说到了点子上。我家乡的八路军当之无愧。十分区32团的战士们当之无愧。如今，北后台村的497位烈士们似乎被遗忘了，没人知道他们，没人惦念他们。这些无名英烈们长眠地下70多年，骨头可能都荡然无存，消融在泥土里。

自古以来，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豫让，荆轲，高渐离，武松等都千古不朽。而我的家乡，冀中的八路军烈士们也同样如此，身虽殁，魂永存。”

北后台烈士陵园的墓碑。

从上述记载的事件中，我们可以判断，在刘秉彦外出学习期间，他的三十二团遭遇了灭顶之灾，等他归来，该团残部已被合编到别的部队，番号已然撤销。再也无法见到自己这些部下的刘秉彦，想必曾仰天长叹，悲愤满腔。虽然那次战斗和他并无关系，但身为团长与其团队才一别数月，竟然就由“群龙无首”变成了“首无群龙”，这不能不令他感到痛心疾首！

不知刘秉彦是否这样想过：假如那场战斗由他指挥，也许不会出现这个结局，他有把握将部队安全带出去。或者可能比这更惨，连他本人也已战死在这里……

历史不能假设，很多事情谁也无法给出答案。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杀敌一毛足千秋——《刘秉彦将军传》抗战之片段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