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介绍

亚洲城市之间的城际竞争，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全球化浪潮：1843年上海开埠后仅用了20年不到的时间，就凭借区位优势牢牢把握住了中国一半的出口量；香港作为殖民地被割让给英国后，承担了华工劳力输出枢纽的角色，连通了中国内地与外部市场；而新加坡的发展源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扼守马六甲海峡，成为了国际贸易中重要的中转港。纵观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的历史，会发现它们的发展与全球化浪潮与自由贸易牢牢绑定，而这恰恰也是《经济学人》立刊的根本。本期节目，《经济学人·商论》总编辑吴晨做客节目，与程衍樑畅聊三城历史。

大卫·沙逊和他的儿子们

沙逊家族（Sassoon family）在19世纪30年代受政治迫害后迁居印度孟买，成立贸易商行，其后其家族成员往英国或随英国殖民扩张线索来到亚洲发展。迁入英国的家族成员中，后逐渐融入贵族阶级。其子大卫·沙逊（David Sassoon）曾是中国最大鸦片贩子，1864年，大卫·沙逊及多家英国在华洋行设立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简称汇丰银行（HSB），现为全球最大规模的英资银行。鸦片贸易式微后，曾孙维克多·沙逊（Victor Sassoon）来到上海重振洋行业务，主要投资酒店业、房地产、市政建设等。上海外滩著名地标建筑现和平饭店（原沙逊大厦）为维克多·沙逊建造。

艾利·嘉道理（Sir Elly Kadoorie）早期在上海经营酒店，创立上海大酒店。1890年购入香港大酒店，1922年合并上海大酒店并于翌年使用现名香港上海大酒店，现今旗下的半岛酒店品牌，在世界各地管理多家豪华酒店。1909年，艾利·嘉道理入股中华电力公司，为香港最大的发电公司。改革开放后，中电与广东核电投资有限公司组成合营公司，于大亚湾兴建核电站。

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曾在沙逊洋行供职，开发经营南京路取得巨大成功。1901年，脱离沙逊洋行独立创办哈同洋行，专营房地产业。1904年，在静安寺路购地300亩花费70万两银元兴建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园现称哈同花园。哈同病逝后，留下高达一亿美元的巨额遗产。

内容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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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浪潮与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的崛起

程衍樑

这次我们要来聊一聊发生在亚洲的城际竞赛的话题。那提到亚洲的城际竞争，大家又先会想到跟华人世界相关的几座城市：香港、新加坡、上海，可能还会加入若干其他的城市，比如说像最近 40 年来异军突起的深圳。

吴晨

《经济学人》创刊在 1843 年，跟这三座城市的开埠的年龄都差不多，是全球化第一次的大浪潮的产物。而全球化第一次大浪潮，它跟两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相关。

第一，是工业革命带来的蒸汽动力致使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这个时候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就变得非常重要。新加坡作为马六甲海峡最重要的转口港，香港作为华南最重要的深水港，上海有长江口跟整个东海最重要的区位优势，都被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所覆盖，并且三者都成为其竞争当中的佼佼者。

第二，它们背后都有一定程度的英国色彩，第一轮的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者是英国。英国想推动的是三件事情：第一，全球贸易，在构建全球贸易网络的时候，建立区位优势的港口就非常非常重要；第二，促进人的流动，上海跟香港都是东西方社会交流的节点，新加坡是商人、苦力和西方的殖民者之间融合或者说交流的地方；第三，这三个港口在某种程度上都在扮演第一轮全球化过程当中“金融化”的角色。香港是重要的金融中心，上海在早期更是重要的金融中心。

所以这三个城市的崛起很有渊源，也包括和《经济学人》的渊源，因为《经济学人》的立刊之本是推动全球化、推动自由贸易、推动开放。也就说没有全球化、没有自由贸易、没有开放，就不可能有这三座有很强的华人基因、又有很强的英国烙印城市的快速发展。

程衍梁

刚其实提到了亚洲城际竞争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可能从 19 世纪全球化的浪潮当中就已经开始了。从今天来看，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的时候，这三座城市里面表现最亮眼是上海，这跟过去的人认知是不一样的。

吴晨

因为我查了一下资料，上海开埠 10 年之后，在长江上运转的火轮——也就是蒸汽动力的轮船已经超过 1000 艘。这是非常重要的，说明上海在开放全球化之后有大量的资金和大量的公司在上海开埠，有中资的也有外资的。第二，在上海开埠之前，中国的出口量主要是在广东，广东占据了中国出口量的一半以上。上海用了 20 年不到的时间，就把中国所有的出口量的一半搬到上海，这是上海最重要的区位优势。甚至，以前我们会说江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省，因为广东作为中国的出海口和主要贸易渠道时，大批量货物会经过江西，但是上海崛起之后，江西就一度特别衰落。

程衍梁

这就是伴生的关系。因为太平天国直接造成的就是，湘江和赣江就被阻塞，它们是联通华南和华中的两条主要水道。

吴晨

香港虽然是鸦片战争时割给英国，但其实早期香港发展得很一般。

香港的繁荣在哪呢？第一，太平天国带来一波广东的富商。第二波人群的到来很重要，随着全球化和制造大铁路的趋势，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开始连通东西，这个时候是需要大量的工人，第一轮全球化需要大量的劳工，也包括华人，香港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转口岗角色。大量的华人工人去北美去修铁路，或者是去旧金山和新金山，新金山就是是现在的墨尔本。在旧金山跟新金山采金的人和在北美建铁路的很多华工都是从香港登船。当大量的、上百万的华工出去之后，中国人挣了钱之后还是想回来。所以说香港扮演了一个华人社会的金融中心。想象一下，你派人出去，你要带钱，然后这些人挣了一些钱之后，大量的钱要回来，这些都促进香港的发展。

新加坡跟上海、香港都不一样，新加坡扮演了两个重要角色。第一，它是真正的一个转口贸易港。1868 年苏伊士运河建成之后，大量的轮船走红海、走印度洋、走马六甲，新加坡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港。第二，新加坡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华人社会，闯南阳的华人他们有更强的风险意识，他们其实更早形成了“海峡华人”这样一个群体，它跟香港、上海是很不一样的。

程衍梁

新加坡有一个很特殊的站位，它形成了所谓“海峡华人”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站在接受欧美风雨的第一线，因为它处在马六甲海峡海事时代最重要的转口贸易的节点上。

那么对于香港来说，定位其实略有不同。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香港其实它即便作为一个殖民地被割让出去之后，它其实还是承载着大量的比如中国内地、华南腹地人口的对外流动。它既是一个是金融的节点，又是一个人力劳动力的一个节点，而且它直接是服务于外部市场和中国腹地的。

吴晨

甚至可以说香港一直在扮演这样的角色，互通中国内地跟海外，但又相对来讲跟中国内地有一些不同。香港跟上海又不一样，上海的繁荣是因为整个华南的繁荣推动了上海的繁荣。而香港的繁荣在改革开放、广东飞速发展之前，它是更多扮演一个中介港这个角色。

三城共性：开放、市民社会和全球贸易

程衍梁

关于上海、香港、新加坡这三座城市的比较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比如说香港的金融地位是否会被新加坡撼动？以及上海是否正在取代香港在远东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吴晨

三个城市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相同之处首先是开放，没有开放的全球化的推动，这三个城市都会或多或少面临挑战。第二，无论是香港也好，新加坡也好，未来的上海也好，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市民社会，这其实并不是先天就有的，真正的市民社会需要历史和现代化。现代化肯定就是是建筑的现代化、公共设施的现代化、电力的现代化、煤气的现代化、自来水的现代化，然后到相关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程衍梁

因为这三个城市对华人社会来说有一个共性，它们都是商业的城市，它们都是因为这样的全球贸易，因为要跟全世界发生接触，因为要被纳入到一个全球化的网络里面才诞生的城市。它们跟中国传统的那一批帝王们基于行政的力量规划出来的城市，中古时代的邺城、襄国、长安、南京从起点上是不一样的。

从一个城市的属性上来说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城市都有普遍的特点，都很年轻，不超过 200 年，但同时它也很脆弱。如果去看历史，再伟大的城市都会消失，罗马会洇灭，长安会繁荣不再。城市它是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的。对于今天我们看到的可能代表了华人社会里面比较有活力的这三个城市来说，其实大家还是在它们身上寄予了很多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