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阅读生活（下）

继续展示孙沛东2015年1月对丁东的采访：

孙：您在家里面排行第几？

丁：老大。母亲生了四个孩子，前两个夭折，就剩我和妹妹。我妹妹文革时是小学四年级。因为我家离四中近，1970年中学恢复招生，就近分配，妹妹就成了北京四中的第一批女生。77级她也参加考大学，没考上，挺灰心的。我说你查查分，后来一查，差11分。到了78年，我建议她再考。第一批没录取上。不久，林乎加调到北京当市委书记，北京市民要求林乎加像在天津一样，搞大学扩招。那年北京计划录取1.1万，扩招了1.6万。凡是成绩在及格线以上的，都能上大学。我妹妹就上了北大一分校中文系，授课的老师几乎都是北大名师。我妹妹在上学以前是东安市场鞋帽部售货员，毕业后考进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当编辑。

孙：您家有两位编辑？

丁：对，她抓住了机会，改变了命运。

孙：读书使您思考不同的问题。

丁：因为我的经历，早早地就卷入问题，卷入政治，卷入思考，所以我就成了问题中人。如果我插队三年后没有进入省委调研室，直接上了大学，分配到一个什么单位，也可能走另一条出路。进了省委调研室，不可能不关心政治，不可能不思考现实，政坛“今天座上宾，明天阶下囚”，酸甜苦辣都经历了，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看客，想逍遥也不可能了。

我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变得愿意思考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命运、国家的治理，这与我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我进了政坛，知青同学看我是鲤鱼跃龙门，但是里面是不平静的。政坛里斗来斗去，不可能自保，喜怒哀乐，恩怨沉浮，都在其中。

孙：其实金光耀老师研究的写作班子跟您这个有点像。

丁：山西省委也有写作组，虽然没有上海市委写作组那么重要，也是一个省级写作组。调研室的领导管两个单位，既管省委调研室，也管省委写作组。我和写作组的一些人很熟，他们要写什么文章，怎么干，我都知道。我住单身宿舍，他们中有一位跟我住一个屋。领导派他写什么东西，怎么写，往哪儿送，这些情况我也见了。

孙：您跟写作组成员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丁：我是一个老三届中学生，他是一个老五届大学生，比我大不了几岁，彼此没有上下级关系，他不领导我，我也不领导他，无非就是我一个月挣三十多块钱。他一个月挣五十多块钱。

孙：您的这种经历和我们之前访谈过的人很不一样，他们可能这种工作的经历尤其从政的经历非常少，所以了解的东西可能就是比较外围，比较底层的。能不能请您多讲讲比如山西的写作班子是怎么运作的。

丁：山西的写作班子和上海的写作班子不同，上海的班子直通张、姚，从那里领受意图。山西这边就是揣摩。这种写作组为本省媒体服务是次要的，最高目标是在《红旗》杂志登文章。但是怎样才能揣摩着让人家登呢？他们为这事挺费脑筋，一直都没登上。给《红旗》杂志写稿，我到在80年代也体验过一次，和他们打交道，有一点感性认识。

孙：您跟北岛是邻居？

丁：对，我家住三不老胡同一号院，有八个门。北岛的父亲在民进，住四门，我父亲在民建，住六门。我们从小很熟，北岛比我大两岁，他弟弟和我同岁，他父亲跟我父亲也挺熟，同一年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是同一期的学员。

孙：那您对当时他们读的书，讨论的问题有了解吗？

丁：北岛接触存在主义和现代派文学比较早，他在70年代，或者更早一点，就想尝试按照这个路子来写东西。我和他弟弟赵振先接触多，和他接触少，但是他从小生活的氛围，我还是比较熟悉的。西方的现代派文学、象征主义的诗歌，北京的文学爱好者是有机会接触的。北京的文化条件在全国算是最好的。所以北岛开窍比较早。

孙：那您从北京到山西农村的时候，对当地有非常惊讶的发现吗？

丁：首先是生活水平差距太大。当地农民全年的平均收入是40元。我们家在北京算中等收入，五口人平均每人每月30块钱。到了农村那儿全年才40块钱，每月生活费才3块多钱，落差太大了。我到农村第二年，父亲去世，家庭收入陡降。我已经成年，不好意思向母亲要钱。有几个月，兜里没有一分钱。虽然在生产队的账上有钱，但是农民有欠款户，他们没有钱给生产队，所以我账上有钱也拿不到。

孙：当时年纪还比较小吧？

丁：现在想起来我们也不算特别小。我下乡时17岁。同学中最大的21岁，老高三。都来自师大一附中，有的是干部家庭，有的是知识家庭，有的是工人家庭，校风很纯洁。

孙：那您是怎么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丁：当时宣传一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是接受贫下中民再教育。我们这些人有抱负，所以倾向于第一点。下乡时箱子里带的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还是想下去干一番的。还没进村就先去了大寨，想到农村改天换地。面对农村现实，立场有了变化，成了农民的同情者。

举一个例子。秋收以后分粮食，明明有磅称，但是队里不用，而是两个人抬一根杠子，挂一个木杆秤分粮食，让知青来监督。他们把那个木杆称挑的高高的，至少可以多称百分之十。这实际上是农民和国家的博弈。国家要多征粮食，农民希望多分一点口粮，让知青司秤。因为我们的口粮528斤是国家规定的。我已经对农民产生了同情，所以对于这种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孙：这个称的选择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丁：就是为了多分，国家要向农民多征粮。农民不能等交完公粮再分，因为粮食接不上，所以粮食一打下就要分。上级要防止农民多分，农民就在称杆上做文章。称杆翘高了，名义上100斤，就可能分到110斤，甚至115斤。

孙：这个主意是当地农民出的还是干部出的？

丁：生产大队以下的农村干部也是农民身份。

孙：所以这是农民和当地村镇干部合谋的？

丁：镇一级，当时叫公社，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身份不一样。公社干部是代表国家的，吃的是商品粮，大队党支部书记是农民，也是吃农民粮，他们本身就是利益的一方，就是想多分点，多吃点。虽然我们知青分粮食的标准是国家规定的，一年528斤。但是我们和农民一样挣工分，心中的天平倾斜到农民一边了。

孙：那当地的农民对你们这些从北京来的知青有什么反应？

丁：我们师大一附中同学劳动比较努力，不偷鸡摸狗，在村里有人当赤脚医生，有人当民办教师，做的都不错，所以老乡对我们村的知青评价比较好。

孙：您们村里当时有多少知青？

丁：26个。我们村是一个有1000多人的生产大队，分了六个小队，当时每个生产队四、五个知青。

孙：您们那批知青最后都回城了？

丁：陆陆续续都回北京了。有几种情况：我的情况很特殊。有一些知青因为表现好，比如张惠文出席了山西省首届知青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推荐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李丹妮被推荐到北大，她本人表现不错，父亲李清泉曾被打成右派，好在母亲还是革命干部。她上北大也费了一番周折。文重萍上了山西财经学院。韩旺辰是我们村赤脚医生，看病看得不错，他们家里有好几位医务工作者，帮助他找药。他搞文学创作在当地也受重视。但是因为家庭出身，几次推荐上大学，都被打下来。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他才考上了北师大中文系。

孙：也就是说你们当时的命运除了个人努力、平时表现和机遇外，也和家庭有着很大的关系。

丁：有一部分同学的父母在当地使不上劲，就把他们调回老家。师大一附中同学学习都不差，要是参加高考，差不多都能考上。可是高考恢复前，只好飞鸟各投林，车走车道，马走马道。父亲有关系的就用父亲的关系，母亲有关系的用母亲的关系，靠本人的本事和努力也有，占一定比例。在当地招工，知青机会比较多。家里没有太大问题，大部分知青都有招工机会。

孙：那个时候有人参军吗？

丁：参军有一个，其他的同学年龄太大了。比我小两岁的关雨铭参军了，当了几年兵，退伍又回了沁县。90年代，山西的北京知青只剩几千人了，知青要求回北京，他成了当地知青争取回京的维权代表。回到北京，他已经四十多岁，当公交车司机。他在同学中经济比较困难。在北京买解困房，他有机会买一套，要交30万，他一时凑不齐。同学们说，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如果钱不够，大家帮着凑。他说差六万。我们六个同学一人给他凑一万。其实不到一年，他周转开，很快还给了我们。

孙：这种插队的友谊也是很深厚。

丁：应当说，这种友谊比读书时候的友谊还要深。大家一个锅里吃饭，一个通铺睡觉。

孙：那您们当时的劳动强度大吗？

丁：头一年很大，别的村不这样，因为我们那个村是县里的典型，领导要求大家加夜班，搞农田基本建设，现在看，都白费功夫了。挑灯夜战，知青还要加倍努力，第一年真累呀，一个月四十四斤原粮，磨成米面，一天不到一斤三两了，没有副食，又累又饿。头一年真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孙：女生多吗？

丁：我们村女生比男生稍微多一点。

孙：是因为北师大一附中的原因吗？

丁：不是。谁跟谁在一个村，是自由结合。当时我们村知青男女生比例大概是2:3，女生大概是百分之六十吧。

孙：这些女生在农村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丁：师大一附中的学生，学习是不错的。恢复高考时，只要去考，基本都能考上。77级录取的比例虽然不到5%，但师大附中老初一的也能考上。

孙：当地的风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丁：那里比较开放。我当工作队员的时候，队长是公社资格最老的干部，工资比较多。有的妇女在场院里干活时说话也不避讳：老王给我五块钱。

孙：这个还是挺颠覆我的认识的，我原来以为北方是比较保守的。

丁：不一样，一个地方一个样。

孙：怎么会在这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性关系如此开放呢？

丁：当地不在意这种婚外性关系，不觉得这是多么了不得的事。

孙：那个村子有斗破鞋的场景吗？

丁：没有。

这应该是一个民俗学问题，我也没有专门研究。郑义小说《远村》里面有“拉边套”，他也在山西插队。

孙：那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是？

丁：太行山区。

孙：我以后留意一下，它与我的想象是有差异的。

丁：发生这种情况与当时的物质匮乏有关系。当地的风俗对女性伦理上没有太大的压力，不认为这是多么屈辱的事。

孙：这就掺杂了当地人的评价，另一个就是女性的自我认同，另外一个与她的丈夫也有关系，这个事情如此地畅通无阻，而且她还可以讲他给了我五块钱。

丁：我现在的阅历，可以用研究的态度对待这件事，但当时作为一个北京的中学生，觉得不可思议。农民笑话知青什么都不懂，他们在地里说那些男男女女的事，让知青很吃惊。当地的一些方言，知青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一问人家，人家哈哈大笑。

孙：社会学所有一个谭深，我跟她比较熟。她研究的就是山西的知青。她去那里插队比您晚吗？

丁：我不认识她，只认识他的先生。李银河也研究过相关问题。李银河后来和我到了一个县插队。

孙：我觉得这一块的研究和口述对我们理解那个时代非常有帮助，那些档案是一些冰冷的数据，只有这些鲜活的例子会把我们更加迅速地带入一个时代。

丁：这些对于知青来讲，产生了惊异感，最早反映在文学创作方面，比如张承志写《黑骏马》，郑义写《远村》。知青成为学者，把它当成社会学或者民俗学问题来研究，是更晚的事。

孙：它需要个人理解，同时自我认知清楚，然后用文学表达出来，最后才能上升到一个学术的角度来。

丁：学术研究比小说创作需要更多的文化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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