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何方口述片段之二十六
就在我从日本所所长位置上快要退下来的时候，宦乡得了肝癌。他1982年组建“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后，曾想创办一份《中国外交》，就像美国的《外交事务》那样的权威刊物。当时他就要我去主持办刊。这件事后来没弄成。最后，他让我去帮他主持中心工作，当副总干事。我考虑，我到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去合适，因为我研究的是国际问题，不只是日本问题。基本上定了以后，手续还没办，我就到“中心”上班了。宦乡一直在上海治肝癌，后来他病得越来越重，人已经不行了。“中心”那个摊子我就管了起来。从1988年到1995年，我的工作岗位一直在这个“中心”。
当时有好几个“中心”：宦乡主持的“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杜润生主持的“国务院农村工作研究中心”，吴敬琏主持的“国务院经济和技术发展研究中心”，薛暮桥主持的“物价研究中心”，因为那时候把物价和农村问题看得非常重。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筹备了好长时间。当时成立这些中心的目的，是给国务院总理做智囊。我和吴敬琏、童大林、安志文在一个楼上办公。成立四大中心以后，又说国务院管得太多了，要精简机构，于是就把“农村发展中心”合并到农业部去了。物价中心也消失了。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呢？宦乡找赵紫阳谈，他说，别给我们取消，划给外交部，中心就成了一个行政机构，不是学术性质的了，没意思。于是赵紫阳同意留了下来。但是叫我们换个名字，改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把“国务院”换成了“中国”，实际上还归国务院管。具体来说，我们归国务院外办管。外办后来取消了，我们就没有人管了。到了20世纪末，“中心”取消，并入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我从1979年开始就一直和宦乡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我1982年帮宦乡写的《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调整对外政策的建议》，递上去以后，李一氓叫吴学谦找我谈一下。那时候吴学谦刚就任外交部长。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详细谈外交政策应该怎么调整。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他没提出什么问题。吴学谦是李一氓带出来的，在李一氓的影响下，思想比较开放。《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调整对外政策的建议》，算是大政方针性的建议，综合性、概括性比较强，其中也包括一些具体的想法。
到了“中心”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还是提政策建议，想使“中心”的智囊作用真正发挥出来。我们写东西基本上是提意见，还提过一些具体建议。
我到“中心”后不久，就提出应该和韩国建交。和韩国建交已经是一个趋势，苏联及东欧国家全都和韩国建交了。我们和韩国建交了。现在中韩之间的关系有些方面已经超过了中朝关系。不仅经济贸易，连电影都是大量放映韩国的。我原来还不知道“韩流”是什么意思，原来是指韩国电影、音乐等等。
随后我们又提出：应该进一步发展和中东各国的外交关系。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与中东建立关系，谋求合作。中国缺乏石油资源，石油对于咱们是大问题，和他们搞好关系大有益处。我们应该投资租买一批油田，由我们来开发。在此之前已经有先例。
放走方励之，我们也提了具体意见。当时，方励之已经留在美国使馆好久了。我们从国际形势分析说起，说这样对我们没好处，是个包袱。政策建议基本上是由我写。我说，匈牙利纳吉上了台。红衣大主教明曾蒂支持纳吉，反对卡达尔。卡达尔一上台，明曾蒂就跑到美国使馆要求避难，在美国使馆一住就是十多年，最后匈牙利还是把他放了。我说，方励之在美国使馆住三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最后还是得放。背着这个包袱，和美国的关系一直紧张下去，有什么好处呢？
上边要求，凡是针对当前重要问题提政策性建议，要采取短平快的办法，文章要短，就写几百个字，不到一千字，因为领导没时间看。当时外办主任告诉我，只印七份，我们这儿留两份，其余的五份给政治局常委，有时给外交部部长留一份。我们在“中心”提的政策建议，重点还是从全局的、战略的和理论的角度出发，从研究国际形势变化入手，考虑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应不应该有所改变，对外政策应不应该做些调整，如果应该，那么怎样调整？
我还写了一篇《不可动摇对国际形势的根本观点》。一九九九年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不少人动摇了，主张以后和平与发展少讲一点。我说，国策和基本估计是不能随便乱动的！那时候好像谁也不敢讲和平与发展了，好像整个形势都紧张了起来，马上要打仗的样子。我说，不搞和平与发展，那就搞战争与革命了？咱们革谁的命？战争和谁打？当然还是得搞和平与发展。
一直到现在我都主张韬光养晦。韬光养晦就是实事求是。一九九一年苏联发生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八一九政变，咱们原来打算发表一篇社论，准备庆祝政变成功。多亏政变很快失败，得以及时改版，撤下社论。苏联解体后，听说有人主张扛起红旗来，表示你们不搞社会主义，我们搞，就是准备当头了。邓小平就是针对如何对待苏联剧变问题，提出韬光养晦这十六字方针的。他讲，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天塌不下来。意思就是，苏联的事，先别表态，先看看，沉着一点。因为一表态，就被动了。咱们当不起这个头儿，坚决不能当。
汪道涵对我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也是同意的。汪道涵是比较开明、开放的人。他比我大五、六岁。但是他身体不太好，老婆也有病。
全球化问题，我提出得比较早。因此，有一些人与我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童大林搞了一个世界变化研究所，找了一些老同志，有王殊、李慎之、吴象、朱厚泽等，我也是一个。景山学校是童大林搞起来的，他是景山学校董事。景山学校给童大林拨了房子，还给他点资助，他就搞了这个研究所。他在，所也在，他生病了，这个所就不活动了。我写的全球化文章，先在这个所里印出来，小范围里内部传阅。他们看了都很赏识。朱厚泽就是由于我的全球化的文章，与我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童大林说，我们是马克思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全球化问题，我先写内部报告，再公开发表。提出的时间和李慎之差不多。李慎之第一次讲全球化问题，是一九九一年纪念哥伦布。我也是那一年的年底，写了一篇《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的研究报告。全球化问题，一开始我注意的是经济全球化，在这个方面我讲得多一点。
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我做的另一件事，就是组织大家写作。那时也没什么严格的规定。积极一点的人经常写，消极一点的人有时候一年也没有一篇文章，比较自由。我也主张自由放任一点，没有太多管。
宦乡去世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一段时期没有头儿，由我在那儿主持工作。参加外事工作会议，得围绕会议的议题做准备，还要做一些相关的事情。开会不规律，有时候情绪高涨了，一个月就开一次，有时候半年才开一次。一方面看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看领导人的兴趣。
在“中心”工作时，学术交流比较多。学术交流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内的交流，一方面是和国外的交流。国内交流，我的贡献是搞了年终形势讨论会。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还有这么个任务，就是协调全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宦乡生前是积极的，也张罗得起来。他一会儿到东北去了，一会儿到上海去了，一会儿到海南去了，一会儿到深圳去了。宦乡名气大。宦乡不在了，“中心”的号召力减弱了。我创造了个年终总结全年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来年展望和规划的会议，带有全国性。除了北京，也找了上海、南京、东北等我所了解的单位参加。一开始外地的人多些，各单位都愿意来北京开会。会议的规格相当高。这种会议创办后，已经成为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解散了，就交给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接着办。这个会算是全国学术界最高级的国际问题讨论会了。国际问题研究界，对能不能参加这个会很认真。开创这种年终讨论会以后，其他单位也都举办起各种各样的年终讨论会。现代所也搞，外贸部也搞，战略学会也搞。每到年底，在时间安排上，各单位的年终讨论会往往打架。
和国外的联系，就是走出去，请进来。我们在国内筹备国际问题讨论会，请外国人来；外国人在国外开会，请我们去。
我出国次数多，不仅仅是因为我在“中心”工作，别的单位也常借我参加他们的团。原因是我能摆个杂货摊，是万金油。讲政治、讲经济、讲文化，都可以。学术讨论会，不会那么单一，不是讨论经济就光讲经济，讨论政治就光谈政治。有时扯到别的地方，也得应答。有时候还会扯个典故、希腊神话，等等。你总不能迷迷糊糊，什么也不知道吧？有一次同美国的斯卡拉皮诺教授讨论起了伊斯兰教，说它为什么到了远东，有些地方进不去，缅甸、柬埔寨它就进不去。对这类问题，我总能应付。
比如“中心”要去伊朗，宦乡之后的总干事、原来咱们的驻联合国大使李鹿野说，一谈经济我可就抓瞎了。在他的印象里面，我是搞世界经济问题的。因此他非把我叫上不可。人家请他去俄罗斯，他也非让我陪他去不可。外交学会多次找过我。他们和外国一些已不在台上的大人物来往，一年要出去好多次。外交学会的会长和副会长说，有何老，不管谁来，都可以让他上，他谈什么问题都行。他们好几次去日本、美国、韩国，都让我参加他们的代表团。那时候去的地方很多，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韩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还有北大国际关系研究院也几次找我参加他们的代表团出国参加讨论会。
那次去韩国参加研究东亚问题的会，正是人家对我们比较热的时候。韩国外交部长叫韩升洲。我说，你这个名字了不得。接着念了李白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他说，请你给我写下来。我就用毛笔写下来了，故意把“韩荆州”写成了“韩升洲”。他说，唉哟！我这不是一下子就吃得开了？他把我的字，用镜框挂到了办公室里。
那次到韩国，有一个大企业家弹起了钢琴，弹得很好。于是我就引了杜甫的诗：“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这样一来，他的情绪高涨了，一声令下：给我们一个人做一套西装。我们第二天就要回国呀！他当晚就派裁缝来量身材，量完了马上就裁好试样，拿来各种各样的料子由你挑。第二天就把缝制好了的衣服给我们送来了。北大有个副校长，实际上是在代表团里管事的。他是学历史的。他说，你这个典故用得正好，非常佩服我。
日本人为什么对我很佩服？就是因为我碰到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日本一个葡萄园的主人要和我们交流。我就和他谈起了葡萄种植。我说，有一个野生葡萄家化的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家化，就是人工种植野生葡萄。别的植物可以家化，人工种植野生葡萄，还有些问题。我们通化有野生葡萄，所含的营养成分，和人工载培的不一样。人工种植比较困难。这个农场主以为我是懂行的，就跟我谈。我没有种过葡萄，但是我几乎要当上果树研究所所长，所以读过点这方面的书。
世界上比较高级的讨论会，我参加过一些，比如威廉斯堡会议。美国人让威廉斯堡保持了独立战争时候的样子，人们穿着当时的服装，古色古香，一进去，就像回到了两百年前。威廉斯堡会议有时候一年开一次，有时候两年、三年开一次。参加会议的都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地位相当高的名家，如前国务卿基辛格、万斯、舒尔茨。我去的那次，会是在加拿大温哥华开的，会场设在维多利亚岛上。外国的外交部长退下来，和中国的外交部长退下来不一样。中国的外交部长退下来，就是从在位的官员变成了不在位的官员。美国的国务卿退下来，可以是享有很高荣誉的学者。基辛格给我们讲，他搞几年政府工作，必须回到大学，再去搞两三年学问。他说，我把电用完了，就没话可说了，所以必须重新充电。他写起东西，一本又一本，不晓得写了多少。美国的国防部部长助理，叫约瑟夫·奈，离开政府就是著名的学者。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弗维茨也是个学者。中国人是把官员和学者固定下来了。官员就是官员，看不起学者。从外交官往上爬，爬到上面，认为世界就这么大，他最高，看不起别人。有一次，外交部的一个官员听到了一个学者的议论，在官员间说，别听那个学者瞎嘚嘚，这些学者知道什么政策精神？中国的官员不研究问题，所以这些官员也当不了学者。外国人这一点确实不一样。张闻天本来主张人员交流，不能外交官老是外交官，要换一换。但在我们这里现在一换，情况可能更不理想，素质可能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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