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代畏兀儿大批入居中原,涌现出一批双语作家，诸如巙巙、安藏、必兰纳识里、迦鲁纳答思等，都兼善双语或汉、回鹘、蒙、藏、梵多种语言文字，不仅利用这些语言从事各种典籍，尤其是佛经的翻译，而且能够运用畏兀儿语和汉语进行创作，留下了不少精美的文学作品。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元代蒙古统治者推崇藏传佛教息息相关，蒙古贵族需要借助畏兀儿文士的媒介作用而与藏传佛教高僧沟通。这些畏兀儿文士精通佛教，具有较高文学修养，又兼善多种语言。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为元代畏兀儿双语作家群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双语作家；蒙古；畏兀儿；藏传佛教

一、问题的提出

双语指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中的部分人除操用本民族语言外，还兼用一种或数种他族语言。蒙元时代，大量蒙古人、色目人入居内地，与汉人杂居，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两种或多种语言混杂的现象，双语作家现象遂应运而生。

关于元代双语作家现象，学界关注较少，惟新近去世的著名元代文学研究专家杨镰先生曾做过专题研究，先后推出论文三篇，其一为《元代蒙古色目双语诗人新探》，论述了蒙古与色目诗人的汉文诗歌；[1]  其二为《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论述了定居江苏的蒙古不花帖木儿家族和畏兀儿（回鹘）偰氏家族的汉文创作；[2]  其三为《双语诗人答禄与权新证》，论述了元代乃蛮诗人答禄与权的汉语创作。[3]  遗憾的是，三文虽以“双语”为题，却未言双语诗人的母语作品，谈的都是汉语创作。尤有进者，杨先生把双语文学现象理解为“文学家用母语以外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4]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命题，如杨先生所论畏兀儿偰氏家族典型的双语诗人偰玉立（1290~1365），其曾祖岳璘帖穆尔自13世纪初随成吉思汗入居中原，至偰玉立，已历四世（岳璘帖穆尔→哈剌普华→偰文质→偰玉立）。[5]  按照通常的情况，外族人入居中原，如果不聚居，而是与汉人杂处，那么，三代以后便会汉化，逐步忘却本民族的语言。偰玉立已是第四代，那么其母语到底是汉语还是回鹘语（畏兀儿语）呢？颇值得考量。史书仅言偰玉立曾祖岳璘帖穆尔“精伟兀书”，[6]  祖哈剌普华“习伟兀书，及授语、孟、史、鉴文字，记诵精敏，出于天性”。[7]  自父偰文质始，史书不再言及“伟兀书（回鹘文）”，仅言偰氏之儒学与汉语创作。如果偰玉立之母语为汉语，那么，再称之为“双语作家”，恐难免有失题之嫌。同样地，称乃蛮人答禄与权与蒙古不花帖木儿家族等为“双语作家”或“双语诗人”，势必会面临一样的难题。然则，若欲正确理解元代双语作家现象，最佳途径莫过于从这些作家的母语和汉语两种作品的裒集与辨析入手。 

二、巙巙的双语诗与双语书法

如所周知，元代双语作家留存于世的母语作品极为稀见，此或为杨先生大作在论述时付之阙如的原因所在。所幸敦煌、吐鲁番、武威等地出土有大量回鹘文文献，恰可为元代畏兀儿双语作家的研究提供难得的依凭。

论及元代双语作家之存在及其文学成就，最有说服力的当首推巙巙。巙巙（1295~1345），康里氏，彰八里（今新疆昌吉市附近）人，过去学界常称之为巎巎（读音náonáo），实则误也。在甘肃武威城北十五公里的石碑沟发现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之回鹘文部分，其署名为kiki（或作khikhi）。[8]  显然，kiki应为汉文部分所见“巙巙”之音译，绝非巎巎之音译也。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正面为汉文，系虞集撰文，[9]  赵世延篆额，巙巙书丹，由黄文弼先生进行复原并校注。[10]  背面为回鹘文，内容与正面对应，由耿世民和哈密顿先生进行过研究。[11]  有意思的是，如同正面的汉文一样，背面的回鹘文同样出自巙巙之手，所不同者，正面汉文由巙巙书丹，背面回鹘文不仅由巙巙书丹，而且由巙巙自撰碑文。是见，巙巙之汉文书法如同回鹘文一样，令人称道。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正面及背面回鹘文碑拓

至于巙巙的汉文创作水平，从《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得不到正面反映，因汉文碑文乃由虞集撰写，赖巙巙有汉文作品传世，可窥其汉文文学创作一斑。巙巙现存汉文作品主要有诗歌和散文两种体裁，其中有汉文诗歌八首，即《题钓台》《送高中丞南台》《李景山归自南谈点苍之胜寄题一首》《题管道昇丛玉图》《櫽括古诗》《清风篇》《秋夜感怀》《圣安寺诗》。《秋夜感怀》有如下诗句：“一扫沉阴秋月明，郁蒸既尽清风至。”[12]  抒写酷热难耐的夏天即将过去，秋风吹散夏日的闷热，秋月皎洁令人感到难得的舒爽。这一句描写了从夏日闷热转而至秋日凉爽的过程，道出了夏日炙热沉闷和秋天神清气爽的两种迥然有别的感觉。

巙巙现存汉语散文作品十二篇，语言简洁流畅，用语准确而传神，语势跌宕起伏，与同时代汉族作家相比，毫不逊色。如“山川之奇峭，城邑之阜蕃，楼观之岧峣，非不可以明心骇目，放辞于吟咏之间，而公皆却去不顾。”[13]  巙巙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可见一斑。巙巙自幼酷爱汉文化，师承许衡，博览群书，“肄业国学，博通群书，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诸许衡及父兄家传”，[14]  在文宗、顺帝身边侍讲经筵，劝谏皇帝学习圣贤之学。他还喜欢结交儒士文人，周围汇集了一批文人学士，在相互切磋中不断提高汉文化造诣，“巙巙以重望居高位，而雅爱儒士甚于饥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萃于其门”。[15]

巙巙不仅在汉语言文学创作方面有不俗表现，而且在汉文书法方面也成就卓越。其书法风格独特，迅急神骏，沉着痛快，妙极一时。他练习书法勤奋，自言：“余一日写三万字，未尝以力倦而辍笔。”[16]  虽或戏语，其勤勉之状，亦可想见。巙巙汉文书法在元代中后期书坛，地位仅次于赵孟頫，有“南赵北巙”之美誉。陶宗仪论其作品：“刻意翰墨，正书师虞永兴，行、草师钟太傅、王右军。笔画遒媚，转折圆劲，名重一时。评者谓国朝以书名世者，自赵魏公后便及公也。”[17] 《元史》本传亦赞曰：“巙巙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18]

巙巙传世汉文书法作品有纸本和石刻两种，其中纸本较多，主要有《柳宗元梓人传》《谪龙说》《颜鲁公述张旭笔法记卷》《渔父辞册》《李白诗卷》《唐人绝句持》等。[19]  另外，《式古堂书考》十七收有巙巙遗墨《十二月十二日帖》《临怀素自叙卷》《书梓人传卷》；《三希堂石渠宝笈》二十三册收有《渔夫辞》《颜鲁公书论》。[20]  石刻书法作品主要有《张氏先茔碑》和《住童先德碑》，二者均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乃元代蓟国公张应瑞家族墓地。二者皆楷书，其中，《张氏先茔碑》39行，约2500字；《住童先德碑》28行，近千字。[21]  碑文运笔刚健俊逸，又不乏婉媚，为难得佳品。此外，《寰宇访碑录》十二收有巙巙书丹之《赠礼部尚书晁公神道碑》《大都城隍庙碑》《敕修曲阜宣圣庙碑并碑阴题名》《赠江南行省参知政事张思忠碑》《与王由义书》《王氏世德碑》《集庆路卞将军新庙记》《少林寺达摩大师碑》《王节妇碑阴清风篇》；吴氏芬《攗古录》十九收有《宁国路总管府推官杨载墓志》《飞骑尉杨君世庆碑》《中顺大夫竹温台碑》《中顺大夫达鲁花赤□公碑》《佛慧圆明正觉普渡禅师断崖义公塔铭篆额》《慕容氏先茔碑篆额》。[22]

巙巙不但汉语言文学创作和汉文书法都达到很高水平，而且还精通母语，在回鹘语文学创作和回鹘文书法方面同样都有突出的成就，尤善诗歌创作，吐鲁番木头沟出土T III M 252号回鹘文文献即记载巙巙曾将《观无量寿经》依照回鹘传统文学形式改为押头韵的四行诗：

tay pay lin ši tip atlɣ: tayšing nom-nung ičintä: talulap yїɣїpmän kki kki: taqšut-qa intürü tägindim

我巙巙从大乘经典中选取被称作“大白莲社”的经典，改成诗歌。[23]

巙巙所撰回鹘文诗歌还有见于吐鲁番出土T III M 197 (Mainz 654)的忏悔诗，乃依据《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五品《灭业障品》相关内容而创作的回鹘诗歌，共16段4四行诗，均押首韵和尾韵，对仗工整，文笔优美，感情真挚。[24]兹移录其中一段：

üzäliksiz burqanlarnїng ädgülärintä

ülgülänčsiz yig üstünki artuqlarїnta

ülgü täng urup ayїɣlaptanїp olarta

ӧküšayїɣ qїlїnč qїltїm ažun ažunta

我妄自猜测无上佛的善行，

以及他无可比拟的至高的功德，

我心怀恶意的诽谤了他们，

我世世犯下了许多罪行。[25]

这段诗歌系根据《灭业障品》所见“无明所覆，邪见惑心，不修善因，令恶增长，于诸佛所而起诽谤”[26]  之语改写的。

巙巙所撰回鹘文《亦都护世勋碑》的内容与汉文一致，但不是汉语的直译，对具体事件的描述比汉文部分更为详细具体，甚至还有汉文没有记载的史实，如立碑时间是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

以上所述足以证明，巙巙精通汉语和回鹘语，能熟练使用两种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并长于两种文字的书法，是一位双语作家兼双语书法家。

三、安藏等人的佛经翻译与双语诗创作

在元代畏兀儿双语作家中，可与巙巙可并肩的还有安藏。比诸巙巙，安藏书法不及，但在佛经翻译方面有胜出。

安藏乃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人，少年时代就修学儒家与佛教经典，兼通儒释，“以儒辅世，以佛洗心”。[27]  安藏精通回鹘、汉语、蒙古、藏语等，并各有作品传世或出土。

从出土文献可知，安藏之著作有藏译汉的《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明宣德六年（1431）刊行北京木刻版梵、藏、汉、蒙四体文字合璧《救度母二十一种礼赞经》，其中礼赞文的汉文部分与安藏译《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28]  完全相同。说明宣德版礼赞文源自安藏译本。内蒙古鄂托克旗阿尔寨石窟第32窟壁画中之二十一度母礼赞文也同样源自安藏译本。[29]  此外,吐鲁番还出土有《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存第一赞与第五赞。[30]  北京国家图书馆也收藏有该经之回鹘文木刻本，来源不详。由于经文首尾不全，不能知晓其译者。耿世民先生推断，“有可能出自元代著名回鹘学者安藏的笔下”。从回鹘文本的种种迹象看，“似译自藏文，而不是译自汉文”。[31]  安藏还曾受阿里不哥亲王之命，将《华严经》由汉文译为回鹘文。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华严经》尾跋曰：

arïɣ bögä tigin y(a)rlïɣ-ïnga ·· k(ä)ntü(?) dïntar-ï kinki bošɣutluɣ bišbalïq arasang (atsang?) [ba]qšï tutung t(a)vɣač tilintin türk tilinčä ikiläyüävirmiš

根据Arïɣ Bögä亲王之令，Arasang (Atsang?)博士都统，别失八里的一位和尚与学者，将它从汉文译成突厥文。[32]

这里的Arïɣ Bögä亲王实际上即为1260~1264年间与忽必烈争位之阿里不哥Arasang （Atsang?）实应作Antsang，即元代畏兀儿大翻译家安藏，[33]  说明四十华严回鹘文译本出自安藏之手。小田寿典认为安藏翻译回鹘文《华严经》的时间为1255年。[34]  安藏受命译经时，阿里不哥尚未发动叛乱（1260~1264），而且以亲王自居，所以，小田氏的推断可以信从。[35]

安藏长于翻译，既有藏译汉者，也有汉译回鹘者，如果回鹘文本《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果若由安藏译为回鹘文，则安藏还有由藏文译为回鹘文的作品，对译语种之多，罕有匹者。除了翻译，他还善于汉语诗歌、杂文创作。至元三十年（1293）安藏去世，世祖下诏书，整理安藏著作，发现诗歌、杂文作品数十卷，现多散佚，“诏收其家遗书，得歌、诗、赞、颂、杂文数十卷，命刻梓传世”。[36]  在敦煌发现的回鹘文《佛教诗歌集》中，载有安藏的回鹘文诗歌《赞十种善行》，该诗以大乘经典《华严经》为题材，共十四段，每段八行，头韵的使用使得诗歌形式工整，富于节奏感。[37]  不唯如此，安藏还曾将多种汉文经典翻译为蒙文，[38]  主要是儒家治国典籍和医学经典，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尚书·无逸篇》《贞观政要》《申鉴》《资治通鉴》《难经》《本草》等。[39]

总之，无论是在汉文、回鹘文的双语文学创作方面，还是在蒙、藏、汉、回鹘文等多种语言的翻译与再创作方面，安藏都有过人之处，故而时人程钜夫赞其“为学有根柢，制行有绳准，论事有本末，忧国如家，视物如己”。[40]

此外，兼擅双语甚至多种语言，既有译作又有双语创作的畏兀儿文士尚有必兰纳识里和迦鲁纳答思。

必兰纳识里（Pratyaya-šri或Prajňāšri），《元史》有传，北庭感木鲁国人，精通汉、回鹘、藏、蒙等多种语文，皇庆年间（1312~1313）受命翻译佛典，曾将七部不同语种的佛经翻译成蒙文，《元史》载其六，即汉文《楞严经》、梵文《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和《称赞大乘功德经》和藏文《不思议禅观经》。[41]  由吐鲁番出土文献知，他还将汉文经典《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翻译成蒙古文。[42]

在翻译之外，必兰纳识里还用回鹘语文进行诗歌创作，敦煌发现的回鹘文《普贤行愿赞》即出自其手。在敦煌发现的回鹘文《佛教诗歌集》中，有必兰纳识里创作的回鹘文诗歌《金刚般若波罗蜜多颂诗》。此诗借由龙树菩萨（Nāgārjuna）所撰《金刚般若波罗蜜多赞》之文意而创作，全诗押首韵。[43]  首韵是突厥语诗歌最古老的押韵手段，多见于用回鹘文写成的诗歌中，堪称古代回鹘文诗歌的突出特点之一。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古代回鹘文诗歌中，这种韵律模式得到普遍地采用。[44]

迦鲁纳答思（Karunadaz），《元史》有传，称其“通天竺教及诸国语……以畏兀字译西天、西番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锓版，赐诸王大臣。”[45]  说明此人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翻译水平。遗憾的是，其汉文作品已荡然无存，惟回鹘文《祈愿诗》幸留于今。诗作出土于吐鲁番，编号为T M 14（U 4759），前12行文字曰：

1. qaɣan hanïmïmmïznïng ančulayu oq

2. qatunnung altun uruɣlarïnïng

3. adalarï tudalarï amrïlïp uzun yašap

4. alp bulɣuluq burhan qutïn bulmaqlarï bolzun

5. alqu qamaɣ tïnlɣ oɣlanlarï ymä

6. arïɣ ïduq ünüš yolqa yorïyu

7. adalïɣ sansartïnozup qutrulup

8. alqunï bïltäči bolzunlar

9. arya maya čal maha yoga tandirata

10. atï kötrülmiš šakimuni burhan üzä nomlatïlmïš

11. arïš arïɣ bu nama sangit nom ärdini

12. ačari kši karunadaz

愿我们的可汗和可敦及其黄金子孙们无灾无难万寿无疆！愿他们获得难遇的佛福！并愿一切人子走在圣洁的大道上，从厄难的轮回中得到解脱，而且洞悉一切！伟大的释迦牟尼佛所说，关于圣摩耶网大瑜珈怛特罗的神圣法宝《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由法师迦鲁纳答思司徒翻译。[46]

从上文所引的《祈愿诗》可以看出，此为《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回鹘文译本之尾跋，系一首押头韵之文。除第一、二句押qa-韵外，其余均押a-韵，在回鹘文佛教愿文作品中，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47]

四、元代畏兀儿双语作家群体形成的历史缘由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元代双语作家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但那些只有汉文作品留存，却没有本民族文字作品（包括留世或已失传者）的蒙古人、色目人作家，能不能称作“双语作家”，窃以为需要持更审慎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元代，不仅有双语作家存在，而且蔚然成风，构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群体，其中既有蒙古人，也有色目人，在中国文化史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这个群体中，影响最大、文学成就最高者，差不多都出自畏兀儿人，而且都与佛经翻译及其相关内容的再创作（）存在着密切关系。何以如此？颇值得思考。

如所周知，蒙元帝国统治者崛起朔漠，在进入中原乃至统一全国后，其文化尚处于草昧初开、文教未兴的阶段。蒙古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在文化上倚重于畏兀儿。这一时期，大量畏兀儿人由西域进入中原或漠北地区，有不少人在蒙古宫廷或地方政权中担任各种官职，“內侍禁近，外布行列，语言文字之用尤荣于他族，而其人亦多贵且贤”，[48]  以致于形成“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49]  的局面。回鹘兴起于漠北，并于744年以鄂尔浑河流域为中心，建立起雄强一时的回鹘汗国。840年，汗国败亡，民众大部从漠北西迁至高昌和河西地区，由于受到当地汉文化及丝绸之路沿线吐蕃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的交互影响，形成了一种兼容草原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的独具特色的回鹘（畏兀儿）文化，与游牧的草原文明相比，这种文化更具有稳定性、开放性、丰富性。职是之故，回鹘文化成为沟通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的津梁。比起有着数千年传统和深厚基础的汉文化来，回鹘文化更容易为北方少数民族所接受，故“自宋至元，回鹘人长期充当着汉文化向北方民族传播的媒介。党项（西夏）、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等对汉文化的接受，无不受惠于回鹘人”。[50]  在宗教信仰上，蒙古贵族则倚重于藏传佛教。1246年，蒙古阔端太子代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迦派四祖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会晤，确认了萨迦班智达在西藏各地僧俗中的领袖地位。[51]  元世祖忽必烈又敕封萨迦派五祖八思巴为国师，继而晋封帝师，使之统摄全国佛教，尤有进者，他本人和许多皇室贵族都纷纷皈依帝师。上行下效，信仰藏传佛教之风在全国骤然兴起。然而，当时蒙古贵族中真正谙熟佛教与藏语文者为数甚少，同样地，藏族高僧中精通蒙古语文者亦为凤毛麟角，势必有碍蒙古统治者与喇嘛间的沟通与交流。

因应这一形势，那些早已熟悉蒙古语文，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且受到蒙古统治者器重的一批畏兀儿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藏语，以充当皇室贵族与帝师之间的翻译与媒介。他们本来就尊奉佛教，故而修习藏传佛教非为难事。职是之故，元代畏兀儿中涌现出一大批兼通汉、回鹘、藏、蒙古乃至梵语的学者和高僧大德。他们不仅精通佛教，而且具有比较高的文学修养。[52]  他们在服务于蒙古统治者和藏传佛教高僧时，进一步加强了对多种语言的修习，从而为翻译文学的形成和双语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蒙古史家屠寄曾言：“唐代回鹘举国事佛[53] ，及为黠戛斯所破逐，其一支西奔葛逻禄，转入大食、波斯故地，种人改信天方教。前史仍称为回鹘或回回。一支奔据高昌兼有北庭都护府故地者，语譌为畏兀，仍以佛法为国教。故有元一代，畏兀文人入中国者，如安藏、阿鲁浑萨理、洁实弥尔等皆通知内典，传译经论。”[54]斯诚得的之宏论也。庶几可以推断，元代畏兀儿双语作家群体的形成，乃斯时政治、文化、宗教、民族、语言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之结果，系特定历史阶段之产物也。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 ），河南邓州人，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回鹘学、敦煌学研究；胡蓉，河北邢台市人，文学博士，现为甘肃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元代色目文化研究。

注释：

[1]  杨镰：《元代蒙古色目双语诗人新探》，《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5~10页。

[2]  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江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47~51页。

[3]  杨镰：《双语诗人答禄与权新证》，《许昌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56~59页。

[4]  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江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47页。

[5]  石晓奇：《在中原文化熏陶下的偰玉立及其诗词创作》，《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第84~88页。

[6]  [元]欧阳玄著，魏崇武、刘建立点校：《欧阳玄集·圭斋文集》卷11《高昌偰氏家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7]  [元]欧阳玄著，魏崇武、刘建立点校：《欧阳玄集·圭斋文集》卷11《高昌偰氏家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52页。

[8]  耿世民：《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第519页；Geng Shimin - J. Hamilton, L’inscription ouïgourede la stèle commémorative des Iduq qut de Qočo,Turcica Tome XIII, 1981, p. 22.

[9]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4《高昌王世勋之碑》。四部丛刊本。

[10]  黄文弼：《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文物》1964年2期，第34~42页。

[11]  耿世民：《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第515~529页；

Geng Shimin- J. Hamilton, L’inscription ouïgoure de la stèle commémorative des Iduq qut de Qočo, Turcica Tome XIII, 1981, pp. 10-54.

[12]  [元]巙巙：《秋夜感怀》，杨镰主编：《全元诗》第37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64页。

[13]  [元]巙巙：《题丞相义门诗后》，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600页。

[14]《元史》卷134《巙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413页。

[15]《元史》卷134《巙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415页。

[16]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85页。

[17]  [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7，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第336~337页。

[18]《元史》卷134《巙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416页。

[19]  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7页。

[20]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8页。

[21]  王大方：《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元代“张氏先茔碑”与“住童先德碑”》，《文物》1999年第7期，第64~70页。

[22]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8~89页。

[23] ペーター·ツイーメ、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语の观无量寿经》，京都：永田文昌堂，1985年，第78~79页；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95页。

[24]  对巙巙依据金光明忏而作忏悔诗的研究，可参见杨富学：《回鹘文〈金光明经〉及其忏悔思想》，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41~251页。

[25]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歌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1~82页；杨富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353页。

[26]  [唐]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卷3，《大正藏》第1 册，No. 6，页413c。

[27]  [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9《秦国文靖公神道碑》，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70年，第367页。

[28]  [元]安藏译：《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大正藏》第20 册，No.1108A。

[29]  张双福：《阿尔寨石窟壁画榜题〈二十一度母礼赞〉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鄂托克旗阿尔寨石窟研究院编：《中国蒙古学·阿尔寨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

[30]G.Kara-P.Zieme,Fragmente tantrischer Werke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 (=BTTBerlinerTurfantexteVII), Berlin 1976, S. 78;

P. Zieme, Zum uigurischen Tārā-Ekavimśatistotra,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36, 1982, S. 589.

[31]  耿世民：《回鹘文〈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0年第3期，第27页。

[32]  羽田亨：《トルコ文华严经断简》，氏著：《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京都：同朋舍，1975年，200~201页；O. Juten, Onthe Uighur Colophon of the Buddhāvataṃsaka-sūtrain Forty-Volumes, The Bulletin of Toyohashi Junior College No. 2, 1985, p. 122;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33] MoriyasuTakao, AnUigurBuddhist’s Letter of the Yüan Dynasty from Tun-huang(Supplemetnto“UiguricafromTun-huang”),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 40, 1982, p. 10；[日]森安孝夫著，杨富学、黄建华译：《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佛教徒书简》，《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第43页。

[34]  O. Juten, On the Uighur Colophon of the Buddhāvataṃsaka-sūtra in Forty-Volumes, The Bulletin of ToyohashiJunior College No. 2, 1985, p. 124.

[35]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安藏与回鹘文〈华严经〉》，《西域研究》2013年第3期，第83页注2。

[36]  [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9《秦国文靖公神道碑》，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70年，第366页。

[37] 杨富学：《回鹘与敦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67页。

[38]《元史》卷160《徐世隆传》称：世祖询问尧、舜、禹、汤治国之道，徐世隆以《尚书》对，世祖喜，“命翰林承旨安藏译写以进”。

[39]  [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9《秦国文靖公神道碑》，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70年，第365页。

[40]  [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9《秦国文靖公神道碑》，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70年，第367页。

[41]《元史》卷202《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520页。

[42] 松川节：《モンゴル语译〈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に残存するウィグル的要素》，森安孝夫编：《中央アジア出土文物论丛》，京都：朋友书店，2004年，第87页；[日]松川节著，杨富学、秦才郎加译：《蒙古语译〈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中残存的回鹘语因素》，《回鹘学译文集》，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306页。

[43]  杨富学：《回鹘与敦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69页。参见王红梅：《元代畏兀儿高僧必兰纳识里考》，《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172~177页。

[44]  耿世民：《略论维吾尔古典诗歌中的韵律和形式》，氏著：《古代维吾尔诗歌选》附录，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7~263页。

[45]《元史》卷134《迦鲁纳答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260页。

[46]P.Zieme, Zur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 der alten Uigure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Hungaricae XXIX-2, 1975, S. 198-199；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歌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5~86页。

[47]  杨富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384页。

[48]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大宗正府也可扎鲁火赤高昌王神道碑》。四部丛刊本。

[49][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敕赐乞台萨理神道碑》，《大正藏》第49册，No. 2036，页727c；[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卷7《赵国公谥文定全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

[50] 杨富学：《回鹘社会文化发展逆演进现象考析》，《暨南学报》2015年第4期，第154页。

[51] 樊保良、水天长主编：《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4页。

[52]杨富学：《畏兀儿与蒙古历史文化关系研究》，《兰州学刊》2006年第1期，第55~59页。

[53]此处之“佛”应指摩尼教之“摩尼光佛”。在漠北回鹘汗国时期，回鹘奉摩尼教为国教，而非佛教。佛经在回鹘中盛行，始自840年回鹘西迁之后。

[54]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20，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7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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