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学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热门学问之一，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蔚为大观。但由于各种原因，元明时期在西北地区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而且对裕固族形成起到核心作用的蒙古豳王家族，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甚至处于被忽略的地位。有幸的是，新近由杨富学和张海娟师徒合力推出的《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极大地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缺。

作为由杨富学主编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之一种，《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于2017年5月由甘肃文化出版社隆重推出。总序6页，目录5页，正文275页，另有索引、后记26页，计362千字。全书除绪论、结论外，有正文十二章，第一章至第七章主要探讨了豳王家族的形成过程，及辖区的军事、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情况；第八章至第十二章分析了在裕固族形成的过程中，蒙古豳王所扮演的角色。该书着力研究探讨豳王家族元明时期在西北的活动及其对河西地区社会稳定、发展所起的作用，尤其是蒙古豳王家族与裕固族形成之密切关系，认为“豳王家族对裕固族的最终形成及其民族个性的保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核心作用。”（第165页）

蒙元时期，出自察合台系、窝阔台系、术赤系的蒙古宗王活跃在西北地区，相互征伐，后因不满于忽必烈的统治，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互相勾连，倡乱西域。在西北诸王的混战中，本属于察合台系的出伯、哈班兄弟因不满察合台后王的叛乱，率众归顺忽必烈，受命驻守河西走廊西端及新疆东部地区，抵御西域叛军对元朝的侵扰。以其镇御有功而获得殊遇。大德十一年（1307），出伯被封为豳王，此后，出伯及哈班之子孙相继被封为西宁王、威武西宁王和肃王，形成四个乌鲁思，分别镇守肃州（酒泉）、沙州（敦煌）、哈密、瓜州等地，成为元帝国的西北屏障。明代于嘉峪关以西设“关西七卫”，即哈密卫、沙州卫（后由罕东左卫取代）、赤金蒙古卫、罕东卫、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改封元代蒙古豳王为安定王，以出伯、哈班后裔为地方首领。蒙古豳王家族跨越元明两朝，延续一百多年，对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蒙古豳王家族统辖的河西走廊西端及新疆东部地区本为回鹘的聚居区，蒙古入居后，一方面是回鹘人的统治者，同时又是回鹘文化、宗教的有力支持者，二者在文化、宗教上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豳王家族辖下蒙古人与回鹘人的融合，进而形成裕固族奠定了基础。

裕固族作为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形成于明初，被称作黄番。今天的裕固族作为甘肃省特有民族之一，人口不多，仅有14000余人，但非常有个性，大体而言，该族由两部分人构成，一者为东部裕固，是蒙古成吉思汗后裔，操恩格尔语，属于蒙古语族；一者为西部裕固，操尧乎尔语，是古代回鹘语的一支。二者水乳交融，合二为一，在中国民族形成史上，堪称独一无二的案例。

该书篇幅不大，但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归纳言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梳理了豳王家族的发展史，并立足豳王家族全面探讨河西西部、西域东部在元明时期的社会发展情况，极大充实了元明西北史的内容；二是论证豳王家族与裕固族东迁的关系，明确了豳王家族在裕固族形成史上的重要作用；三是以敦煌等地发现的新材料为突破口，将蒙元史的研究和敦煌学联结起来，同时为敦煌学、蒙元西北史和裕固学等多个领域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

其一，豳王家族的发展演变与元明时期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密不可分。作者穷尽各类元史文献，广泛收集豳王家族研究资料，勾划出豳王家族在河西从蒙古国时期的诞生、到元代的发展至明代汇入裕固族的历程，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详述豳王辖区内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

该书从成吉思汗之子察合台所建立的察合台汗国说起，将豳王家族的源头追溯到察合台之孙、即第一代豳王出伯的父亲阿鲁忽。从蒙古西北诸王的混战，到阿鲁忽在阿里不哥之乱中登上察合台汗位，再到察合台汗国的汗位之争，从至元十三年（1276）出伯、哈班兄弟东归，到出伯征战海都、都哇叛军，被封为豳王，作者娓娓道来，如行云流水，阐述了豳王家族的形成。

有元一代，豳王家族活跃于西北地区，以其深厚的政治、军事实力驻守西北边陲，对河西地区的局势产生了强烈影响。豳王家族推动了镇戍区的屯田垦荒活动，解决了驻防大军的粮草问题，发展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促进了辖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在敦煌发展教育事业。豳王家族还管辖驿传、整饬驿站，维护了辖区内的驿路交通，使之畅通无阻。（第236页）作者还从河西所发现的多体六字真言出发，阐述豳王家族宽松的民族政策，从敦煌莫高窟第332、464窟，榆林窟第12窟，文殊山石窟的《有元重修文殊寺碑》等新材料出发，阐明豳王家族与回鹘人的关系，论证元代敦煌地区蒙古贵族的回鹘化。（第144页）

逮及明朝建立，蒙古豳王家族投诚，朱元璋改封豳王为安定王，延续了该家族自元代以来在西北的尊崇地位。明朝在嘉峪关西所设关西七卫中，其统治者都由豳王出伯集团转化而来，继续驻守在西北边防的第一线。随着明代中后期备边策略的失败，关西七卫被罢黜而内迁，瓜沙一带的黄番，即裕固族被迫东迁，被明政府安置在肃州及祁连山一带，形成以农业为主的“临城八族”（即环肃州城生活之裕固族）和以牧业为主的“黄番七族”（即祁连山南麓以游牧为生的裕固族）。肃州一带本为元代蒙古豳王家族活动的大本营，故明朝中期，当瓜州、沙州、哈密诸地蒙古豳王势力遇到困难，难以自立时，都会自然地迁回到位于肃州的大本营。（第201页）

本书既叙写了河西跨越百年的宏大历史，又有微观细节的考证，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细节问题，推动豳王家族研究的细化，比如，关于出伯、哈班兄弟叛离察合台汗国的时间问题，学界说法各异，莫衷一是，而该书作者利用《史集》等中西史料，辨析细节，厘定出伯、哈班兄弟投归忽必烈的时间，为至元十三年（1276）。

其二，该书利用河西、敦煌等地的新资料，证明裕固族的祖先“黄头回纥”“撒里畏吾”其实就是沙州回鹘或其一部分，及至明代，在蒙古豳王家族统辖区分设七卫，明代中叶，吐鲁番国势大，不断侵扰七卫，七卫被迫内迁至元代豳王家族的大本营肃州旧地，从而得出裕固族东迁乃豳王辖区内部转移之说。（第201页）较之学界以往的认识，此说抓住了豳王家族这一关键因素，探讨了豳王家族对裕固族形成的深刻影响，明确了豳王家族在裕固族形成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的解决意义重大，因为过往学术界都把裕固族的东迁地西至哈至推定为西州火洲（吐鲁番），而此说最终把裕固族东迁地界定在沙州、瓜州，质言之，裕固族形成地在敦煌而非吐鲁番。不仅为裕固族族源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也为敦煌学研究增补了新内容。

从裕固族形成过程上看，沙州回鹘（撒里畏兀儿）源远流长，应属于主流，后来以豳王家族为首的蒙古人汇入，应属于支流，但这个支流对裕固族形成之贡献却一点儿也不亚于主流，二者可谓齐驾并躯。在漫长的融合过程中，蒙古裔在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而回鹘裔在人口、经济、文化上占有优势，豳王家族对回鹘文化的认同与保护确保了裕固族文化特点的形成，使之有别于新疆维吾尔族文化。

该书论述了蒙古豳王家族与裕固族藏传佛教信仰形成之关联，这是前贤完全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作者研究认为，有元一代，正是因为蒙古豳王家族对藏传佛教的崇奉和支持，抵御了伊斯兰教的东进，维护了藏传佛教在河西地区的持续发展，为裕固族藏传佛教的发展兴旺奠定基础。

在分析裕固族形成过程时，作者不仅利用了大量翔实确凿的史料作为证据，论述还极具思辨性和逻辑性。作者认为豳王家族辖区的蒙古人受到河西回鹘文化的影响而逐步回鹘化，有别于其他蒙古后裔，同时，豳王辖区的回鹘裔，受到了蒙古豳王家族的影响而崇奉藏传佛教，有别于新疆伊斯兰化的回鹘后裔，正是基于藏传佛教的共同信仰，共处河西的蒙古裔和回鹘裔，两个不同文化特质的民族水乳交融，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裕固族。

其三，新材料的发现为元代历史尤其是西北史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诚“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之谓也。该书突破了传世文献的局限，将传世文献与敦煌、酒泉和黑水城一带发现的新文献、文物相结合。《元史》《明史》《蒙兀儿史记》《史集》《完者都史》等中外史籍对豳王家族的记载语焉不详，多有抵牾，资料的匮乏成为制约豳王家族研究的瓶颈，而该书恰以此为突破口，挖掘、整理、利用新材料，打开豳王家族和裕固族研究的新视野，体现了作者对新材料的敏锐和学术眼光的独到。

杨富学先生学术领域宽广，主攻回鹘学、敦煌学与摩尼教，兼及西夏、吐蕃、契丹、蒙古与中西关系，近期又以裕固学研究为重点，其研究工作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注意国内外学术新动向，总是要求自己站在国际学术的前沿，此书秉持了他一贯的治学风格。该书全面挖掘、整理考古文献资料，系统研究河西石刻、莫高窟和榆林窟题记、壁画图像资料、黑水城出土文献等资料，在杉山正明、韩伯诗、刘迎胜、胡小鹏等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将元代西北史的研究引向深入，既为蒙古学研究开拓新视野，也为裕固族形成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更为敦煌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作者全面把握国内外研究现状，深入辨析相关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列举大量史料有力证明了豳王家族与参与了敦煌莫高窟、酒泉文殊山石窟、瓜州榆林窟、千佛洞等多处石窟或寺院的重修重绘，使得河西佛教石窟的营建活动，于元末达到高潮。在把握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详细解读了《莫高窟六字真言碣》、《重修皇庆寺碑》和酒泉汉—回鹘文合璧《有元重修文殊寺碑》，以论证豳王家族对河西石窟营建之关系。作者还通过辨析榆林窟第29窟、莫高窟464窟等壁画服饰，对敦煌石窟的断代提出新的观点，认为榆林窟第29窟为典型的西夏窟，而莫高窟第464窟和文殊山万佛洞壁画应为元代遗墨而非西夏之物，乃蒙古豳王家族施资重修重绘的。在现有证据之下，作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提出了自己的推测，认为95、462、463、464、B53、B163等敦煌十多个元代洞窟与豳王家族存在某种关联，进而推断东千佛洞是豳王家族瓜州系的王家寺院区，莫高窟北区是豳王家族沙州系的王家寺院区，文殊山为豳王家族肃州系的王家寺院区，哈密白杨沟佛寺遗址为威武西宁王家族之寺院。在论证豳王家族推动辖区佛教文化的同时，将豳王家族的研究纳入敦煌学的范畴。因此，可以说，这一研究将蒙元史与敦煌学联结起来，同时拓展了蒙元史与敦煌学的研究视野，具有创新学术之功。

此外，该书为裕固族古代文学的研究指引方向。作者认为，敦煌回鹘文化在豳王家族统治时期达到高峰，如回鹘文《佛教诗歌集》、回鹘文韵文体《观音经相应譬喻谭》等敦煌佛教文学作品大量涌现。作者简略论述了裕固族民歌的变迁，指出裕固族民歌继承了回鹘文、蒙古文诗歌的特点，以押头韵为主，换言之，敦煌发现的回鹘文、蒙古文韵文可视为裕固族古代文学的源头，敦煌发现的回鹘文、蒙古文写本自可充任裕固族文学发展史研究的重要依凭。

金无赤足，白璧有暇，该书也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如书中将裕固族的形成地确定在沙州，这是很有见地的，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但是，今天的裕固族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的，而沙州回鹘应是以农业为主的，生业方式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如何解释这种差异？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有必要予以阐释，但书中却付之阙如。再如，本书将沙州回鹘与黄头回纥划等号，从理论上说，这一观点是可以接受的，但史书记载的黄头回纥位处甘青新交界地带，与沙州回鹘的中心——敦煌绿洲之间存在着较远的距离，如何将其联系起来，是不是需要中间环节来衔接？否则，读者难以理解。再如瓜州锁阳城，其西北角墩呈圆形，非常奇特，作者将之与西亚、中亚之伊斯兰建筑风格相连接，别有一番新意。考虑到蒙古豳王家族本身就来自中亚，具有伊斯兰文化情结是有可能的，但作出这种结论尚需要进一步的论证；对敦煌晚期石窟的断代，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书将许多过去被确定为西夏的洞窟改判为回鹘窟或元窟，令人耳目一新，但系统的论证尚显不足，不无遗憾。无论如何，笔者期待这些问题在今后能得到更深入的探讨和更妥善的解决。

总之，《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一书发覆创新，对于元代西北民族史的研究具有开拓之功，其中所涉裕固学、敦煌学及蒙古学等多领域的交叉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是该书在裕固族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可谓独步学坛，势必会引领裕固学向纵深发展。

作者简介：胡蓉，女，河北省邢台市人，博士，甘肃政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元代文学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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