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林：民国时期孔子嫡裔的“废封改任”

作者：吴佩林

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5期

1935年1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任命孔子嫡系后裔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享受特任官待遇。此举既宣示自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以来，延续近900年的“衍圣公”爵号寿终正寝，也标志着国民政府新圣裔管理体系的建立。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视之，衍圣公名号演变的背后，不仅交织着复杂的利益纠葛，亦隐含着传统儒家符号与现代国家政权相互适应的历史逻辑。“衍圣公”作为封建爵号，何以在民国政体中延存20余年之久？国民政府又为何选择在1935年遽然“废封改任”？其中原委，值得一探。

学界对国民政府改“衍圣公”为“奉祀官”事件已有一定研究，但尚存推进空间：一是衍圣公府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互动未得到清晰、全面的考订；二是相关论述多停留在史实记述层面，且限于史料，对名号承续的前因后果不甚措意；三是由于研究旨趣不同，学者对孔令贻与孔德成个体命运关注较多，而未将从“衍圣公”到“奉祀官”的名号变迁置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脉络中予以考察。事实上，“废封改任”反映了国民政府将孔子嫡裔这一儒家文化符号纳入现行体制的尝试，对于理解现代国家政权与儒家文化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本文拟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及孔子博物馆馆藏档案文献，并参酌报刊等其他史料，从长时段视角考察衍圣公府与政府围绕名号改废问题的互动，以及国民政府设置奉祀官的来龙去脉，深入探讨从“旧世公侯”到“现代文官”演变背后的政治文化意义。

“孔子之后以爵号褒显，世世不绝，其来远矣。”由中央政权给予孔子后裔封号，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治理制度化的一种表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从现实政治教化的角度审视，这种传统的产生同儒家学说与王朝统治者之间的依存关系密切相关。“孔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能及远；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教不能及远，无损于道；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国。”在利用孔子之教安邦定国的同时，加封孔子后裔以示“治教合一”，成为历代帝王统御人心、标榜正统的重要举措。其中，授予孔子嫡裔世袭罔替的爵位以主孔庙祭祀，即是历代统治者“崇德报功”、“优荣恩遇”的重要表征。

孔子后裔爵号名目繁多，西汉以后，褒成侯、奉圣侯、文宣公、衍圣公等相沿不辍、代增崇隆，尤以衍圣公名号历时最久，对后世影响最深。北宋仁宗至和二年，朝廷认为封孔子为“文宣王”而爵其后为“文宣公”的做法甚失事理，乃辨义正名，别定封号，诏改封孔子第46代孙、文宣公孔宗愿为“衍圣公”。衍，“盖取袭封之义”；圣，指先圣孔子；公，为爵位之等。“衍圣”二字比照“褒圣”、“奉圣”名号，有着“上足以尊显先圣，有不阶之势；下不失优礼孔氏，使得守继世之业”的考量。此后，元、明、清各代孔子嫡裔均袭此爵号，“专以主奉先圣祠事为职”。

然而近代以来，以忠信礼义为核心的儒家政治思想及伦理道德观念遭到革命派与新文化派的激烈批判。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体系逐渐走向解体。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象征，“衍圣公”因其承载着特殊的政治文化意涵，屡屡被统治者与上层精英视为纾解困境的资源搬上政治舞台。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在预备立宪的关键时期，“政府王大臣现拟满汉平权办法，拟先具奏，请将衍圣公赏食王俸，以示汉人，亦赐王爵”，一方面试图借助“衍圣公”在汉族士人中的影响力，化解满汉对立的民族情绪；另一方面则意欲与清末文庙祀典升格相配合，收统摄人心之效。

试图托古改制的维新士人也对“衍圣公”多有利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然而中国应采何种政体，众说纷纭。康有为、梁启超等力主“虚君共和”，提出以孔子后裔衍圣公为“虚君”的主张。所谓“晋升王爵”、“虚君共和”因不合国法民情，并未掀起较大波澜，最终成为“傀儡圣哲以缘饰观听”，与“袁世凯非驴非马之君主共和立宪制”同唱一曲的异闻。

“清室优待条件”规定，“满、蒙、回、藏王公世爵一切照旧”，而汉人之世爵当予取消。衍圣公作为孔子后裔，其封爵是否继续有效，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革命和建立现代共和国家的潮流下，如何避免与政体发生冲突，进而获得当权者的“庇荫”，成为摆在衍圣公孔令贻面前的首要任务。尽管依附于封建帝制的衍圣公府不可避免遭到冲击，但儒学对民国政治生活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其在《莅任宣言书》中宣称要以“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因此，作为儒学象征的衍圣公自然成为袁世凯政府争取笼络的对象，这也为孔令贻预留了转圜空间。以此为契机，孔令贻亲赍《孔氏世谱》、阙里圣庙碑碣拓文、前代冠服各物，主动赴京道贺，获得袁世凯赏识。袁氏不仅允诺“所有至圣庙礼节及衍圣公等官均仍其旧，照例办事”，还授予孔令贻一等嘉禾章，并于1914年2月20日颁布《崇圣典例》，从国家制度层面重新确认衍圣公“世爵”合法性：

辛亥革命之后混乱分裂的政治局势，使得荣典制度为袁世凯政府所看重。正如时人所言，1914年尊孔之风复兴后，“政府几视衍圣公为全国士类之表率，力予优遇，实具苦心”。就此而论，衍圣公爵位的保留以及《崇圣典例》的颁布，既是政府稳定统治的举措，亦是袁氏笼络和吸纳衍圣公及尊孔势力的手段，对于仍怀念清廷、对共和政体尚持观望和疑惧态度的传统士人阶层，具有一定的安抚和拉拢作用。

然而好景不长，继袁世凯尊孔复古及张勋复辟失败后，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再一次将孔子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两次拥戴帝制复辟逆流的衍圣公孔令贻同样身陷困境。时人认为，“孔庭世爵之设，为尊圣也，为兴教也，非优崇其嫡系之个人也。惟学可以希圣，惟德可以绳先，断不容不肖子孙享其安富尊荣之爵位，以为天下望”。显然，民众对衍圣公爵位的存续已有不满。据报载，巴黎和会期间即有人请愿废止崇圣尊孔条例，矛头直指衍圣公封号。此事引起孔令贻警觉，遂上书政府求证、申辩。不过未及双方开始争论，孔令贻于1919年11月8日因病猝然离世。

由于孔令贻生前并无子嗣，只有一遗腹子，衍圣公的承袭问题成为政府与舆论关注的焦点。1920年4月20日，孔德成出生刚过百日，徐世昌即以大总统名义令其承袭衍圣公爵位，通过法令确认了其政治经济权益的合法性。对于政府的用意，舆论有清晰认识：“大总统令以孔令贻之妾所出之遗腹子德成，锡封衍圣公，岂非以是寄尊孔之思，为一国之人树向往之的哉？”从某种程度来说，徐氏之举与袁世凯尊孔行径如出一辙，隐含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即通过爵名等指称方式的订立凸显政治集团的话语权，进而创建有利于己的社会秩序。进而言之，衍圣公爵位的承袭，不仅是圣裔不绝、儒学不泯的象征，更是当局借尊孔展现其统治合法性、稳定政局的重要手段。

但在民间，对衍圣公爵位的批判逐渐朝着根本否定衍圣公制度的方向演进。相较于官方层面的力挺，舆论对衍圣公因祖荫受封、安坐而食的特权多有不满，将其视为“专制时代之遗风”，“非今世所当因袭之制度也”，或谓“此种封建时代之世袭制度，存于民国，藉以为尊崇圣哲之具，诚中国人之污点也”，力倡亟革。然而，此类社评因来源分散、势力单微而缺乏社会的广泛响应，并未形成足以改变时人整体认识、影响政府决策的风潮。

总体而言，清末民初变局下，衍圣公爵号虽在北洋政府支持下得以延续，但终究与民国政体相异，受到新思潮的猛烈冲击。袁世凯及其后的历届北洋政府，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政治需要，通过《崇圣典例》接续清朝旧制，保留了衍圣公爵位，对孔子嫡裔予以优待。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建设真正的民国是相当一部分新文化派人士的追求，衍圣公的存废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随着北伐兴起，铲除封建势力蔚为一时风气。曾给予衍圣公特殊优遇的封建王朝，与企图利用“衍圣公”符号维护既得利益的军阀政客，均被视为民主与现代的对立面，此前与军阀关系密切的衍圣公由此成为国民革命攻伐的对象，衍圣公名号争端已悄然拉开帷幕。

承接大革命时期铲除封建势力的政治余绪，衍圣公名号的存废成为国民党面临的重要问题。1928年2月18日，为与旧治统“划清界限”、突出自身的革命正当性，蔡元培主持的大学院通令各大学、各省教育厅及各特别市教育局，以祀孔“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为由，废止春秋祀孔。如前所述，衍圣公专以主奉先圣祠事为职，蔡氏率先发起对祭孔典礼的讨伐，无疑从制度层面否定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成为废黜衍圣公的先声。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举一出，很快引起国民党地方党部对衍圣公名号的关注。

1928年4月下旬，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山东，与衍圣公府关系密切的张宗昌随之垮台。山东省政府成立后，地方党务基本由国民党左派掌控。7月，长期在山东工作的青年国民党员于心澄等17人即以“衍圣公系封建时代之特殊阶级”，“殊背民主国家之原则”为由，联名上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请求取消衍圣公“此种封建制度之余孽”，“以新耳目”。事实上，在国民革命背景下，他们早已不满于衍圣公名号的存续，只是之前碍于张宗昌柄政山东，“在伪政府势力之下，衍圣公之取消、孔林孔庙之收没，万难办到”。

于氏等人的意见引起当局重视。7月25日，该提议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为慎重起见，会议议决先由国民政府派员调查。8月2日，国民政府秘书长吕苾筹敦促山东省政府派员详查具复衍圣公及孔林孔庙情形，并致函内政部拟具办法。

此时北伐余波未艾，政府与党部对衍圣公进行官方调查无异于推波助澜。此消息一到曲阜，再次激起左派力量对衍圣公的批评。他们认为，“上下五千年，环球七万里，封建遗毒为害之烈，其延生长且久者，未若中国山东曲阜之衍圣公也”。因吾国未能打倒之故，“以致其为害甚大”。正是基于此种认识，诸如“铲除封建余孽衍圣公府制”、“取消压迫庶民衍圣公”、“衍圣公就是封建思想的代表”、“衍圣公制度是反革命的制度”之类的标语或口号不绝于耳。面对来势汹汹的舆论民情，孔氏族人惴惴不安，担心失去衍圣公爵位和既有地位，“府中空气不佳，目为封建余孽，（爵位）能否安富（存在）尊荣，实未敢定”。

衍圣公府意识到自身身份与新政权之间存在矛盾，力图调整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以期获得新政权承认。在山东省政府调查之际，衍圣公府以孔德成名义上呈省府寻求转圜，称“衍圣意义，仅缵前徽。虽崇列爵之班，大异从龙之选”。言下之意，“赐田封爵”实受祖泽，并非其主动为之，且与前朝王公大臣不同。这一说辞，本意在为自身开脱，却道出了衍圣公名号与封建帝王存在密切关联的实情。8月22日，衍圣公府再次向国民政府输诚，声称“世袭封爵与国民平等原则不符，数月以来封印清册，退居平民，静候国家命令，以资遵守”。结合林庙改革案的背景来看，此举除有“弃爵保田”、以退为进的利益考量外，还隐伏着依靠政府另赋名义以重新获得合法身份的政治期待。因此，衍圣公府尽管表面上表示愿意取消衍圣公名号，但实际上并未完全放弃对名号以及权力的追逐，表示“至德成取销爵号以后，而关于守林奉祀各节，仍属责无旁贷。嗣后莅事对外，究应用何名称，拟请国府核定遵行”，希冀政府重新核定其身份，名正言顺地进入南京国民政府系统。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亦注意到衍圣公对新政权的价值，认为应加以改造、利用。8月下旬，刘汝麟、孔绍尧、刘秉粹等36名国民党员联名上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认为“历代尊孔过当，自汉高祖封其后为奉祀君后，至宋乃奉为衍圣公，制度谬误，过在后人”。联名书表示，“衍圣公系前代所封，予封之意在守护林庙、保存古物”；新政权建立后，“以前勋章、勋位及蒙藏王公之特殊阶级悉形取销，衍圣公事同一律，当然不复再存”。但联名书同时提出，“公爵为封建余孽，诚于国体有关，国家措置多方，何妨变易名称，严定条例，使其遵守。一切林庙祭祀整理及古物保存、学校、图书馆等，责成其切实整顿，务与党义有合，庶于保存古物之中，仍寓提倡道德之意”。8月23日，刘汝麟等40名国民党员再次联名上书蒋介石，恳请其“明电政府，对于衍圣公酌予名义，责成保卫孔庙、孔林，以维中外之观瞻”。

刘汝麟等人的倡议引起蒋介石重视。蒋曾在同年4月亲至曲阜，以总司令名义发布尊孔布告，并于6月发布保护孔林的布告。8月31日，蒋介石以“事关中华文化古迹，为吾国旧有道德智能所从出”为由，向国民政府转呈刘汝麟等人联名书，请其鉴核是否明定条例，颁行遵守。9月5日，国民政府秘书处抄检刘氏等人呈文，函送内政部，并责令其“速速会同参事室核议”衍圣公名义应否保留或更改之事。13日，薛笃弼致电北平内政部档案保管处处长左恒祥，请其“速检前内务部关于衍圣公及孔林孔庙各项卷宗全部寄来，以便参考”。18日，薛笃弼函复秘书处，表示“此案关系较大，非经详密调查、慎重讨论，难期妥善”，决定“函请山东省政府详细查覆，拟俟该省政府将关于孔林各节查明见覆后，再行并案核拟办法，以昭慎重”。

10月23日，山东省政府将民政厅厅长陈雪南、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建设厅厅长孔繁霨等省府委员审查拟定的《孔庙祀田整理办法》暨《清理孔庙祀田委员会组织章程》一并复函内政部，其中整理办法要点有：（1）清理其祀田，酌课租税，以为设立图书馆及国学研究院、设立古物陈列所、修理林庙及各项建筑物、成立护林护庙公安队之用；（2）取消衍圣公封号，世以其嫡派后裔为孔庙奉祀生，并以祀田租课所得之部分作为其嫡派子孙读书求学之用；（3）组织清理孔庙祀田委员会。

12月4日，内政部在综合各方意见基础上拟定《曲阜林庙改革办法》，上交国民政府行政院审核。从内容上看，该办法吸收了山东省政府的建议，本着“封建典制不再存于国民政府统治之下”的原则，决定“取消衍圣公袭爵，另给孔氏嫡裔以专司奉祀之名义”。值得注意的是，内政部并未采纳山东省政府关于改衍圣公名号为“孔庙奉祀生”的具体建议，而是选择了“另由政府给以相当名义，专司奉祀孔林孔庙事宜”的模糊表述。

这一表述与衍圣公府的人情运作，以及国民党要员孔祥熙的态度变化密切相关。起初，孔祥熙对内政部原拟办法并无异议，表示“关于袭爵问题，佥主取销，另由政府给以相当名义专司孔林孔庙奉祀事宜，废除封建遗制，保存孔祀尊严，尚属折衷允当”。但在与孔教会会长孔繁朴、明德中学校长孔宪滢等若干孔氏族人交换意见后，孔祥熙态度发生转变，表示衍圣公名号由来已久，“与封建遗制之袭爵截然不同”，“将来对于此项问题，当有划一办法公布，衍圣公名号之存废，自可随同解决，此时拟请暂从缓议，留待后日从长讨论”。在国民政府态度尚未明朗的情况下，相较于立刻取消衍圣公名号，从缓处理的方式更加符合衍圣公府的现实期待。

在国民党内刘汝麟、孔祥熙等人的干预下，衍圣公名号存废之事出现转机。1929年2月23日，内政部部长赵戴文在综合各方意见并与工商部长孔祥熙、山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孔繁霨讨论的基础上，重新修订《曲阜林庙改革办法》，“查孔氏嫡派子孙代有封爵，贤哲后裔亦袭世职，至今日衍圣公府仍袭旧制，揆之平等之义，似不应有此封建遗典，党员于心澄等呈请取消衍圣公，其理固当。惟溯其封爵，始意全出于尊重圣哲，但只有名号而无政权，与封建遗制之袭爵截然不同”。因此，拟“暂存衍圣公名义，俟将来与蒙回各王公袭爵问题同时解决”。

由于此事关系典制改革，为慎重起见，2月28日，国民政府将此案提交中央政治会议。3月6日，中央政治会议指定蔡元培、胡汉民、戴季陶、蒋梦麟、赵戴文五委员会同审查。14日，赵戴文召集各委员于内政部审查曲阜孔氏林庙收归国有各办法，但因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提出由其另拟办法而搁置。

晚清民国以来，大众舆论已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衍圣公名号存废之争同样在舆论场域内展开。1929年6月，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排演的话剧《子见南子》因涉嫌“辱孔”，遭到孔氏族人指控，由此引发衍圣公府与山东省教育厅及教育部长达数月的对垒。二师学生通电全国，表示“对此腐恶封建势力绝不低首降伏”。蔡元培与蒋梦麟亦在非正式场合表示，“孔氏族人，不应小题大做”。尽管此案最终以调任校长、开除涉事学生的方式平息，但加剧了各方的紧张关系，使得衍圣公名号问题引起更多关注。

“子见南子案”引起的舆论风潮，助长了国民党内废除衍圣公名号的呼声。10月6日，蔡元培等五委员审核的《审查改革曲阜林庙办法报告》被公诸报刊，这一形式较之政府通令无疑更易引发社会关注。该报告以“民主国体”和国民党“扫除封建遗制”的革命话语为立论依据，主张撤销衍圣公名号。针对刘、孔等人提出的衍圣公名义“与蒙回各王公袭爵问题同时解决”的暂缓之法，蔡元培等人认为“衍圣公有位无权，本与满蒙王公有殊，存之于理未宜，废之于事无碍”。此外，“子见南子案”使孔氏族人饱受社会非议，蔡元培等人提出废除阶级乃社会通习，“而孔氏翘然独异，物议为最”，若使其子孙暂存此虚号，日后恐招致社会误会，引发事端，故应即行撤销。该报告全盘否定了内政部及孔祥熙等人对衍圣公名号“与封建遗制之袭爵截然不同”的定性以及“暂从缓议”的处理办法，延续了于心澄等青年国民党员的态度，将其视为不合“民主国体”的“封建遗制”，主张即行废除。各方对衍圣公名号的不同态度暴露出政府内部的分歧。

审查报告面世不久，衍圣公府即以孔德成名义公开发布《敬告全国同胞书》，表示抗议。出于贯彻“弃爵保田”策略的需要，衍圣公府并未纠结于爵号的存废，而是两利相权取其重，将论争重心放在关乎其生计的祀田归属问题上。但告书中公开指责蔡元培的内容，仍引起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愤懑，遂以孔德成曾自请取消衍圣公名号为由，令山东省教育厅派员前往孔府调取衍圣公的印信。衍圣公府亦不甘示弱，以未奉行政院批示为由，拒绝缴印，使教育部不得不具文呈请行政院明令收缴。

国民政府内部废除衍圣公名号的主张，引发尊孔派人士的强烈不满。11月27日，孔教会陈焕章、蒋尊祎、郑言等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为衍圣公名号辩护：“衍圣公尊号即系国民尊孔之表征，国家纪念孔子之实据，非对于衍圣公私人及孔氏家族特致尊崇也。既非尊崇其私人及其家族，而实所以尊孔子，则衍圣公名号之存废，须俟正式民意机关会议决尊孔与否为断。虽衍圣公敝屣尊荣，自动撤销尊号，亦非国人所许。因‘衍圣公’三字并非官职，本无自行撤销之理也。”无独有偶，广东澄海学宫总理林樑任同样认为政府此举不合乎程序，“衍圣公即有罪而应废，亦当告之国会（民主国必有国会），以示无私。况明明无罪，而可以数人废耶”。“各国有世袭之封，衍圣公何得褫夺（法国至今尚有世袭之爵）”。最终，虽然行政院指令教育部照原案收缴衍圣公印信，但在孔祥熙干预下，教育部不得不决定“调取衍圣公印信一节暂缓执行，俟与孔氏问题全部同时解决”，衍圣公爵位名号由此得以暂存。

综上所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衍圣公爵号存废之争，实际上是儒家势力与现代政治体制碰撞的反映。这些争议表明，在近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社会文化新旧两派之间存在较为激烈的冲突，彼此难以主动妥协。随着北伐后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爆发，爵号问题因于大局无涉，加上衍圣公府的背后运作，遂得以暂时搁置，双方争论亦暂时平息，展现出国民政府制度建设过程中“妥协”的一面，构成了此后改定奉祀官名义的重要背景。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衍圣公府与孔子林庙因战火受损，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对象。以修复林庙为契机，1931年4月1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戴季陶及南京市市长刘纪文共同致函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及省府全体委员，除主张扩大范围，将修复孟、颜、思庙工作与修复孔子林庙并重外，特别建议山东省政府在“查明原来办法，斟酌现在情形”的基础上，及时制定《奉祀官条例》草案，并呈由中央定为法案。

戴季陶对衍圣公名号的态度转变，反映出国民党高层在政权建设过程中有意吸纳儒家势力、调和政府与衍圣公府关系的倾向。1928年担任考试院院长后，戴氏立志“适应现代需要，以立良美完备之政制”，世袭罔替的衍圣公不仅是封建政治传统的绪余，且游离于文官考选、铨叙制度之外，自然成为其关注的对象。

如前所述，1929年戴氏与蔡元培等委员会同审查的《改革曲阜林庙办法》因未能顺利推进，致使衍圣公名号问题搁置。但随着国民党着手政权建设，戴氏意识到重新建立国民政府与孔子后裔之间的政治联系，可以彰显国民党统治的正当性。此时倡议制定《奉祀官条例》草案，既是悬而未决的衍圣公名号案的延续，也是国民政府对山东省政府建议“取消衍圣公封号，世以其嫡派后裔为孔庙奉祀生”的变相回应。

在4月16日召开的山东省府常会上，各委员临时动议，公推李树春、张鸿烈、何思源三委员及秘书长张绍堂会拟兴修孔庙办法草案。然而，相较于情势紧迫且更为国民政府关注的林庙修缮问题，戴、刘二人有关改易衍圣公名号、制定《奉祀官条例》的建议则被搁置。

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对衍圣公问题的关注度日益提升。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峻。1932年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后，出于笼络沦陷区民心、控制傀儡政权的目的，大肆推行所谓尊孔政策，鼓吹“王道乐土”，企图通过大兴春秋祀孔、尊孔读经、修葺文庙等方式进行文化殖民。蒋、戴等国民党高层同样欲借助儒家文化，从历史正统的角度强化国民政府的正当性。1934年2月，蒋介石即以儒家“礼义廉耻”为理论基础，发起“与尊孔实二而一者”的“新生活运动”。

日本拉拢孔裔行为直接刺激并推动了国民政府恢复祀孔。伪满洲国建立后，为消弭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日本在东京大修孔庙，并拟借落成典礼举办儒道大会，广邀中国儒者与孔子嫡裔参加。在日本侵华过程中，作为儒家文化重要符号的衍圣公一直是其拉拢的对象，拥立衍圣公为帝统治中国的呼声在日本不绝于耳。1930年前后，日本朝野除在曲阜林庙改革案中积极为孔府提供奥援外，曾多次邀请孔德成赴日留学游历，还将孔庙落成与儒道大会的举行视为邀请衍圣公赴日、制造中日“文化亲善”的“良机”。日方尊孔、拉拢孔子后裔的举动，引起中国民间与政府要人的警惕。时论敏锐地察觉到，日本尊孔别有他图，“盖孔德成为孔子的正裔，争得孔德成，实无异争得王道的正统，于收拾民心上，得益必多”。1934年5月，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行政院院长汪精卫鉴于日本的尊孔阴谋，先后建议蒋介石恢复尊孔活动，并获蒋首肯。5月3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上，蒋介石、戴季陶、汪精卫、叶楚伧四委员提议的“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议案正式通过，孔子诞辰一举升格为国定纪念日。孔子诞辰纪念日的确立，进一步推动了政府要人对孔子后裔的安置工作。6月18日，司法院院长居正在曲阜宣讲《发扬孔子学说》后表示，返京后拟与孔祥熙、戴季陶晤商，以政府力量资助孔德成到各大学听讲，等其长成，再安排出洋游学。7月5日，中央宣传委员会与内政、教育两部会同拟具的《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于国民党中常会通过。

衍圣公府则借1934年8月在曲阜举行祭孔典礼之机，向国民政府表露延续孔圣崇拜、重建圣教与统治者之间政治联系的诉求。孔德成在祭典结束后公开表示，民国以来战乱频仍、内忧外患，故而政府实在无暇顾及纪念先圣典礼，而孙总理的三民主义、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和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提议修庙等，都是崇敬先圣的表现。希望在此次纪念后，国人能对尊师重道的宗旨力加提倡。崇拜圣道便是拥护政府，将来内忧外患自然减少，国内政治也不难蒸蒸日上。孔德成的宣言“可圈可点”：首先，以战乱为由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公开废止祀孔典礼作解；其次，将孔诞纪念与三民主义、新生活运动与孔庙修复之事相嫁接；最后，将尊孔与拥护政府关联，以呼吁的口吻向社会作合法性的政治宣示。不过，孔德成拥护国民政府的背后更有着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祭典甫一结束，衍圣公府即以孔德成名义特别宴请与祭的国民党代表，一则尽地主之谊表示感谢，二是借机为清理祀田寻求政治资源。席间，孔府代表孔令灿主动向内政部司长傅汝霖报告孔庙祀田佃户多不纳租的困难情形，并以筹备祀典为由，请求政府厘复祀田，得到傅汝霖“设法维持”的允诺。

衍圣公府的合作态度推进了国民政府对改定衍圣公名号的讨论。8月28日，在行政院会议上，汪精卫在听取褚民谊报告的曲阜祭孔情形后，当即提出三项尊孔意见：（1）对祀孔祭礼由内、教两部拟具办法；（2）对衍圣公孔德成另予封号；（3）由政府整理孔裔免赋田亩。据《申报》探闻，汪精卫之所以决定另予封号，一方面是政府当局对班禅等已确定大师、国师、法师等封号，另一方面则因衍圣公名号尚系沿用旧制，与时代不符。报刊之词，虽未可尽信，但以班禅册封已定推及更改衍圣公名号，并非空穴来风。

值得注意的是，汪氏的提议与1929年曲阜林庙案中“暂存衍圣公名义，俟将来与蒙回各王公袭爵问题同时解决”的建议不谋而合，一定程度显示出国民政府内部在衍圣公名号处理上存在某种政制理念的共识。不过，行政院决议另给衍圣公封号主要还是时势使然。时论认为：“我们以为孔子是圣之时者也，但是孔夫子的后裔家庭，却很不合乎时代，颇有点像逊国后的清室，实在有促进改革的必要。”尽管社会尚存在衍圣公“迄今犹存其名，此亦无足深异”的看法，但不容忽视的是，自林庙改革案提出后，国民政府公文中再未使用过“衍圣公”称谓。而孔子诞辰纪念仪式的确定，预示着重新厘定孔子后裔孔德成的身份、改革不合时宜的名号将成为国民政府接下来的工作。8月30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汪精卫即以“孔子为中华民族文化之导师，亟应特示尊崇，以启发国民注重并发扬民族文化之精神”为由，提议推定委员负责初步规划尊崇孔子案，最终决议由戴季陶召集汪精卫、叶楚伧、居正筹拟办法。

正在戴季陶等人规划筹拟之际，改定封号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地方尊孔势力的关注。9月4日，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特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至于孔子尊号，则大成至圣先师之称久洽国人心理，允适民邦体制，似不必再事另拟。”细察原文，何键来电实为对报载汪精卫尊孔意见的回应，然而，不知是报刊记载失真还是解读上的偏差，何氏误将“另予衍圣公孔德成封号”理解成政府要另拟孔子封号。对此乌龙事件，国民政府文官处只得以“本府无案”为由，交付行政院查核处理。从后续进展来看，该建议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为行政院所吸收，成为改定孔氏后裔名号问题的参考。10月3日，何思源受韩复榘委派赴南京拜访戴季陶，陈述修复孔庙及优待孔子后裔办法。在何氏与汪精卫、戴季陶、叶楚伧等人就相关细节数度商榷后，意见逐渐臻于具体，最终议定授予孔氏圣裔“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名义。

11月15日，由孙科主持，叶楚伧、居正、汪精卫出席，褚民谊、傅汝霖、邵元冲等24人列席的国民党中常会表决通过戴季陶等提出的报告：（1）衍圣公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并以特任官待遇；（2）四配以旧赠名义（如复圣）给予四圣奉祀官名义，并以简任官待遇；（3）至圣及四配嫡裔由国家资给，培植至大学毕业；（4）国家特于曲阜设小学校，优遇孔颜曾孟后裔，其优遇办法由教育部定之；（5）第一四一次常会通过之修理维持曲阜孔子陵庙募捐办法删去高级小学、初级小学两项。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并非直接任命诸圣裔为特任官及简任官，而是特别强调给予特任官及简任官“待遇”。对于这一表述，国民政府文官处秘书黎承福曾有过解释：“细绎原案意义，似含有古来优礼儒贤，处以宾师之列，不屈于普通官吏之意味。”这一解释与政府当局的认识基本吻合。1935年1月18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以孔子嫡系后裔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特任官待遇，从法理上确定了奉祀官的名义。

以“奉祀官”取代“衍圣公”究竟出于何种考量，国民政府并未给出明确解释。但可以肯定的是，奉祀之称并非新创，而是有旧章可循。“衍圣公的世爵，为汉高帝封孔子世孙孔腾为奉祀君始。”近代圣裔奉祀官的产生，可追溯至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崇圣典例》，其第4条规定，裁撤旧设奉祀生，“圣贤后裔旧有五经博士等世职，兹均改为奉祀官，世袭主祀”。由此观之，衍圣公改称奉祀官最显著的改变是由“世爵”变为“世职”，而颁布明令并不意味着奉祀官制度的真正确立，孔氏后裔改任奉祀官一事虽由国民党中常会议决通过，但国民政府在具体的任命程序上仍不无疑虑。原因在于，“奉祀官之名称，为现行官制中所无，中央决议案虽明定以特任、简任待遇，但既系世袭之官，自与普通公务员性质不同。若由国民政府任命，恐有未便”。因此，在4月2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上，“嗣以各奉祀官之发表任命及承袭手续问题，有从详讨论之必要”，议决交内政部详拟发表任命及承袭手续等办法，呈行政院决定。

由于无例可循，内政部遂查阅《大清会典》中有关衍圣公袭爵的程序，建议加以沿用，“衍圣公名义，既经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特任官待遇，四配奉祀官以简任官待遇，则关于奉祀官之任命及承袭手续，似可援照前清衍圣公袭爵办法，所有各奉祀官首次人选，均由山东省政府咨请内政部呈报钧院，转呈国民政府备案。将来如遇奉祀官出缺，承继人选，亦由山东省政府查明圣裔嫡系开具履历，依照上项手续办理”。1935年4月30日，行政院会议讨论通过了内政部拟就的至圣及四配奉祀官任命及承袭手续办法。

1935年7月，孔德成赴南京就任。尽管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余平时继承祖志，专攻经书子集，间亦浏览社会学等书，将来志愿秉祖先一贯精神，不从事于政治，冀于教育上有所努力”，但其南下实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当时，“日人积极进行，使孔等到平，组真正尊孔独立国，并将迎孔赴日主祭。因之中央又恐滋事，特促孔等南下”。7月8日，在参加完谒陵与国府纪念周活动后，孔德成与四配奉祀官在国民政府参加就职典礼。典礼由戴季陶监誓，陈立夫领导行礼，宣读文官誓词。通过宣誓，孔德成不唯表明对奉祀官称谓的认同，亦宣示其服膺国民党统治、履行义务的态度，是国民政府将孔氏后裔纳入统治体系的重要步骤。无怪乎戴季陶将“四奉祀官到国府就职”称为“国府成立以来最值得庆幸的一件事”。自此，孔德成以奉祀官名义重新被纳入国家体制，南京国民政府与孔子嫡裔的隶属关系基本确立，新圣裔管理体系初步形成。

国民政府授予圣贤后裔奉祀官的名义，旨在巩固统治基础、化解社会矛盾，但社会舆论对此事看法不一。正如王小隐所言，“公爵封号，诚不宜于号为民治之现代”，但“今既明定奉祀之职，与特任官阶级相等，公爵之称谓，其存废自无问题。抑知孔氏后裔之动人钦敬与否，初不系于爵不爵也”。《上海报》所载《奉祀官就职后的感想》一文，对“凭藉先人的余荫，无功无绩，做起特任（至圣奉祀官）或简任（其余三圣奉祀官）的大官”的圣裔不以为然，反讽政府如此优待圣裔的做作行为不可能昌明圣道。事实上，在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下，民众对于政府“废封改任”的行为并不全然反感，他们真正抵触的是孔氏后裔的特权。署名“独清”的人士认为，“今年中央重新规定孔诞的纪念日以及纪念办法，并特派府院部会人员前往曲阜致祭，为民国以来未有之盛举”；“衍圣公孔德成，又将另予封号（是）。我们纪念孔子对于中国教育文化的贡献，与他七十七世的子孙何干？我们从未听见过近世文明国家，将教育文化当作一人一家的私产，可以遗荫几千年后的子孙，不要他劳心劳力，专靠祖宗吃饭，享受特别的名义、待遇与特权的”。社会层面批评与质疑声的存在，为理解“奉祀官”取代“衍圣公”的有限社会效用提供了注脚。

辛亥以降，“治道合一”的政治文化秩序崩溃瓦解。儒家文化虽由此失去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但由于儒家伦理对维持社会安定、巩固国家政权的特殊功用，作为儒家文化象征的“衍圣公”在动荡的北洋政局中赢获当政者的青睐，其爵号得以保留，成为北洋政府笼络人心、维护统治的重要凭依。随着革命浪潮的北渐，“衍圣公”成为新旧文化与政治力量的矛盾焦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各方对衍圣公名号存废的争论，便是例证。

民国建立后，孔子嫡裔名号由“公爵”向“职官”的演变，展现了传统政治文化制度现代转型的繁难图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国民党内部政见分歧严重，难以达成共识，导致衍圣公名号的改革多次被搁置。尽管在废封改任进程中，国家政权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孔祥熙等国民党高层对此事或明或暗的干预，夹杂着不少私人因素，阻碍了国家治理的正常推进。此外，在承袭标准上，奉祀官以嫡长继承为主体，参酌“宗祧继承”体制，但在任命程序上，奉祀官则借助现代文官宣誓仪式，力图消释与政体的紧张关系，反映出国民党制度建设过程中的调和取向。

总而言之，北洋政府的“保留爵号”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废封改任”，既有内在的贯通性，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二者皆希望借助儒家文化符号和衍圣公的政治文化地位笼络人心，提高政权合法性。北洋政府基本上照搬原制，不仅无法弥合民国政体与封建爵号的鸿沟，且由于衍圣公府曾卷入复辟风波，反而引发舆论对其爵号存在合理性的质疑。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调和手段，初步实现了现代政权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改造与吸纳，力图杜绝日本对“衍圣公”这一政治、文化象征的觊觎，但其意义也不宜被夸大。正如时人所言：“孔、颜、曾、孟四子奉祀后裔，日前来京就奉祀官之职……这件事是九一八事件后的点缀，与其说它是对内的，不如说它是对外的。与其说它是一种计划，不如说它是一种手段。”进而言之，所谓的奉祀官制度，此时已成为收拾人心的政治行为。南京国民政府对儒家制度“国家化”的经略，与彼时复兴中华文化的社会诉求大相径庭，利用圣裔象征的政治意图甚于阐扬儒家文化本身，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奉祀官制度难以获得广泛认同的命运。

（作者吴佩林，系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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