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三探——以李安宅的“边疆性”衍生研究为例

[提要]学界对中国边疆研究之中的“边疆性”一词有所关注，这个有着学理性和实践价值的概念，应该被看作李安宅学术思想中蕴含着的现代化的命题在边疆地区的一种“猜想或假说”。1949年之后的七十多年时间里，国家为推进边疆地区的现代化，制定和施行了一系列政策，形成了一套制度性的总体供给模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从历时性角度解析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以及“边疆性消失”的观点，有助于在新文科视角下通过逻辑推导二者的关系，深入理解边疆研究领域内现代化建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并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认识各兄弟民族“共同富裕”之路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边疆性；李安宅；“猜想或假说”；总体供给模式；新文科方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边疆治理研究”（19AMZ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勇，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西藏社会经济发展、边疆问题和理论研究。徐伍达，西藏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农村发展、西藏经济。杨荣涛，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文化、边疆史地。

“边疆性”作为在边疆研究之中绕不开的一个概念，有研究者专门发文进行过探讨[1][2]，以解构李安宅先生早年提出的“边疆性”命题。发端于李先生较早著述中的“边疆性”概念，有其特殊的意义——“边疆性”本身是在边疆这个时空统一体之中产生的，也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发生着变化。

一、从学术的“猜想或假说”看“边疆性”的历史衍生

学界对“李安宅研究”的讨论，近年来逐渐升温，所涉及的方面，有历史人物年谱[3]，也有人类学/民族学①、社会学②、文化学③、宗教学④、哲学/美学⑤、史学⑥、教育学⑦及边疆社会工作研究史考证⑧，还有对其边疆思想⑨及对边疆研究产生的思想观点的研究[1]，可谓蔚为大观。经过文献检索，可以看到涉及“边疆性”这一概念含义的论文并不多，并且有着研究者出于自己学科背景而提出的多种内涵及对这一概念用法的解释。因此可见，业内在对“边疆性”这个概念的探讨上尚待深入。

（一）边疆定性研究缘起于研究者对问题的“猜想或假说”

学术概念后缀的“性”，往往是对这一事物从本质到表征与从表征再到本质的一种认定。很多学术研究在基础探讨上，都会对“××性”进行持久的研讨，以求得对这一事物的基本认知或是确定基础研究的起点。李安宅对中国陆疆边缘地区的研究，主要是运用多学科方法，对20世纪中叶抗日战争时期的甘肃、四川等地进行实考，并历经数年身体力行，以“服务边疆”的实践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此外，他还在20世纪50年代初参加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经营西藏”的队伍，开展资政、创教、育人等边疆工作。[3]从这期间起始，李安宅便提出了多个涉边问题，并试图从实践到理论回答这些问题。

代表着李安宅学术研究巅峰状态的《边疆社会工作》一书，首发于1946年，再版于2012年。书中观点可以视为其理论与实践衔接，或实践加上理论两者密切结合之后所提出的一种见解，尤其是“边疆性”概念的提出，直言不讳地宣称边疆社会工作就是要“使得边疆性逐渐消失而归于乌有”[4]（P.90）。可以说，这是一个时代在边疆研究之中具有“猜想”（conjectures）包括“假说”（hypothesis）性质的一个命题⑩。

在人类社会的知识体系中，学术研究的猜想与假说，绝大多数具有在归纳基础上作出某种推测的性质。因此，英国著名科学史家W.L丹皮尔（William Whetham Cecil Dampier）指出：无论是在猜想的原命题上或是在假说的本意上，若有一组或多组相互关联的假设被验证之后是可以成立的，那么由一种观念以及由此升格而来的理论就被推出。这在人类社会的科学研究思想史中，屡屡被证实是一种历时性的过程——在研究突破某一“瓶颈”之前，猜想和假说总是会产生出来，等待着后人们的验证。

社会科学研究也是如此。学界的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阐释过这个问题，指出文科的猜想和假说对社会实践具有很重要的先导意义。[5]还有研究者指出在社会科学诸多理论研究中的假说是有探索性的，是对未知某个事物形态和演进的猜测——通常是在现实中尚未出现或已存在但需要预测其产生变化，同时又要说明其原因的基础上而提出的猜测。

与学者们的大量阐释相对应的是，“猜想或假说”经常出现在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研究方法论作阐释的文献之中，也经常发生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出现新问题之时。有学者认为科学哲学的传播在中国有百年的学术史[6]，在已实现了本土学者的自主研究之后，往往将科学哲学渗透和交叉在社会科学研究之中，于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某一学科或理论在猜想或假说的学理推导之中获得了发展[7]。例如著名学者郑杭生教授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之中，对哲学科学蕴涵的方法论颇有心得，把握了将假说提升为实践操作的方法，创建了“社会运行学派”[8]。

其实，在中国近现代“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9]时期的大陆学界边疆理论研究之中，与李先生同时代的一些学者就踏上了“猜想或假说”的探究之路。例如，吴文藻、杨成志两位先生在对边疆治理的命题进行边政学探讨时，预判边政学的指向就是边疆政治学，但同时可以建立在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法学诸多学科基础上的意义[10]；又如，顾颉刚先生在边疆研究中提出“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观点[11]，以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宏论，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雏形，进而引发这方面的理论研究逐渐成熟[12]。这种“猜想”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若符合建构某个学说的基本规律——即可能被验证为正确的并成为“理论”，这是一种观点从现实性反映共时性问题，再求历时性的检验，最终回归现实性的过程。

社会科学即文科研究的很多“猜想或假说”与理工科的很多“猜想或假说”一样，需要通过一定的时间与实践的验证，“猜想或假说”在某个最早的问题上被反映成为普遍问题的现实性观点和质疑，经过某研究者将其形成原因和机理猜测提出之后，达于学者们争相研究的状态而成为共时性的问题，最终经若干时间段的检验成为历时性真命题之后，再回归到现实性阐释。

（二）“边疆性”假说对于拓展之后衍生研究的价值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设倡导者邢玉林、马大正、周伟洲等著名学者，多次呼吁在构建中国边疆学中作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我们认为，在边疆理论跨学科研究的视野中，更多地了解学术思想以多种形式提出的新概念以及“猜想或假说”的含义，学界的边疆研究对“边疆性”的学术诠释才有可能深入下去。

边疆现象、边疆问题、边疆理论都会在实践中产生衍生概念，即由某个逻辑原点延续出逻辑链，从理论逻辑到事实逻辑相互印证。换言之，边疆的动态变化是由边疆运动多种因素相互促成的。例如，陆疆的边沿变化起始于人们对资源索求的交互活动，海疆的拓展是人们延续陆疆资源的索求在更大范围的交互活动，空疆与天疆的争夺和保有来自对巩固国家陆海疆的设定，而在外空间（包括虚拟的网络空间）再划出边疆，就是前三者的衍生。这个衍生至今仍未完结，只要国家利益在哪个空间体现出本质的要求，就必然产生“边疆区域”（border land）、“边疆前沿”（frontier）以及“边疆待开发区”（frontier region）等衍生（deuterogenic）即“在多个因素交集之下的后续状态或结果分析”。针对国人传统的所谓“边疆”概念，从结构和解构的分析角度看，这些衍生的研究在实践与理论层面是能够相互印证的，即这个逻辑原点的设立是正确的，进行衍生研究就有了逻辑链。

一段时间以来，尽管有学人在自己设定的语境之中谈建筑风格的边疆性[13]，或者谈文学创作在特定地方的边疆性[14]，包括在边疆研究范畴之中将国家边疆战略的计划设定为“边疆性”[15]，乃至切入到中原与边疆的国家建构过程对应性上阐释“边疆性”[16]。但是对“边疆性”这一概念的本意探究依然有待于发掘，尤其是在“李安宅研究”的学术活动中，越是触及深层的理论探究，就越是难以绕开他提出的这一重大命题。

在今天建构一般边疆学[17]的框架内，仅以李安宅的“边疆研究”范围看，至少当时对国家陆疆的边缘或边远地区，他作出了“实践+理论探讨”这样合乎目的性的多学科与综合研究的新范式。回看1946年李安宅在其专著中提出的“边疆性”概念，经过长时段的实践检验，在“使得边疆性消失于乌有”这一命题上的“猜想或假说”正在被证实，其对边疆社会工作的阐述在这个领域有着历史的穿透力。

在1949年之后，经过70多年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李安宅先生这一观点的内涵得以验证。这主要在于中国陆疆的边缘地区在近现代短短百余年间衍生出史诗般的变化。作为一种当初的“猜想或假说”，可谓把握住了时代趋势的推测，将现代化无一例外地推行到世界各个国家。[1]而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整体迈进的过程，所有的边疆地区无一不被囊括在内，亦即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建共享现代化福祉的历程。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各个兄弟民族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70多年波澜壮阔的共和国发展史上，各兄弟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无数例子印证了李安宅当初“猜想或假说”的先见。我们认为，经过实践的验证，可以说李安宅“边疆性”假说概念的逻辑原点及其衍生的猜想“边疆性消失”的逻辑链，通过中国陆疆长时段发生巨变的事实检验，足以证明其理念在中国陆疆边沿地区是可以成立的。

二、李安宅“边疆性消失”命题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展望

有研究者在先前关于李先生“边疆性”的概念探究之中，就提出了“凡是完成了边疆运动的国家基本上实现了经济、文化尤其是国家价值体系认同的均质化”[2]。此亦即在一定历史时期所谓的“边疆性”，须经过同一国度兄弟民族共同的有目的性的改建，才有“逐渐消失”的可能。

（一）中国现代经济社会变迁的实践对涉藏地方的牵引

早在二十世纪中叶中国有关边疆的研究之中，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就已被学者注意，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推行，也是“现代性”命题的重要内容，即使是当时中国各界“救亡图存”行动也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作为重要命题，从沿海和内地乃至边疆的发展都在这个命题之内。例如孙中山先生在《建国大纲》中的宏模之对策，就提出了发展边疆经济的思想和主张[18]；再如顾颉刚先生在边疆调研中同样注重边疆经济开发[19]。而李安宅将边疆发展的命题内敛在“社会工作”之中，在其《边疆社会工作》第一章“何谓边疆”之中强调要“在物质方面加强工业化……提高生产水准”[4]（P.8），认为边疆“需要输入近代工业技术才会提高其生产价值者……才会与内地经济相平衡，而其他建设事业才有办法”[4]（P.9）。

李安宅十分强调国家在边疆发展、边疆现代化之中的重要性，由此反反复复指出所有的工程师、化学家、畜牧师、教育工作者等，经过国家的组织协调，大量在边疆地区出现，并不再成为一种特殊的人群参与建设的时候，“边疆性”就会逐渐消失于乌有。若将时间段向前向后拉长，再去看中国百余年的发展变化，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这一命题。

中国在近代沦为落后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零星凌乱的统计调查反映了当时经济社会落后的局面。[20]近代由于列强的入侵，中国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改变，在广袤的国度之中经济形态差异性很大，既有区域性很强的南北方农业与作坊手工业，也有被移植而来多数分布在沿海和内陆城市的近代机器工业[21]，还有遍布在西部地区的畜牧业和家庭手工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22]，有的区域甚至还处于“刀耕火种”原始经济阶段的社会[23]……林林总总的经济形态对应着支离破碎的国家经济基础，也体现了包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涉藏地区当时经济社会的落后状态。可以说，李安宅先生当时所见的边疆状况，就是中华民族所有成员在那个时代艰难困苦命运的体现，其“边疆性”概念的外延自然有“不发达边远地区”的含义。

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要完成经济社会的改建，尤其是在中国陆疆边缘地区，如何将世界性的工业化、现代化取向经过多种社会力量贯穿于发展之中，百余年来很多仁人志士做了大量艰辛的探索。历史地看，这个目标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力量推动下才得以实现。这与李安宅当初所设想的必须以国家为“一个单元”推动边疆社会工作的现代化[4]（P.58），促使“边疆性”中贫困消失的“猜想或假说”是吻合的。

这里的历史逻辑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艰难困苦的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次次地探寻真理修正错误，从革命战争年代起就十分注意经济问题和经济工作[24]（P.119-126）。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到苏区经济建设[25][26]和解放区经济建设[27]问题，都有相应的方针和政策，围绕着当时的任务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活动；而后在1949年成为执政党之后，不断思考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如何加快发展和实现工业化的问题。经过艰难的探索，中国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大国到现代工业强国的转变。[28]现代工业、科技、教育、新观念等诸多因素也逐步植根在涉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现代化之路上愈加牢固。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般边疆学的范畴之中，中国陆疆的边沿存在着主次边疆带，即中国沿着周边所有以行政区划为带状分布的省区都是主边疆带，而往内与边疆省区有经济社会同质同构的部分地区可看作是次边疆带。[17]这也与李安宅先生当初所谈“边疆”的地域范围相吻合。

（二）总体供给模式推动西藏地区发展和现代化的案例

李安宅先生曾提出以国家为“一个单元”实施边疆发展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猜想”，这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陆疆边远地方很难得到落实，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当时陷入半殖民地境地，以及当时的社会制度与地方分割政权对现代化的排斥。因而只有经过根本性的革命，使得边疆地区获得解放才有实现的可能。毛泽东主席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29]（P.123）1949年以后，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个地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改变，以国家为“单元”介入“边疆社会工作”、推动边疆经济建设才得以实现。

现以西藏为例予以说明。从1950年起，对事关全党全国大局的西藏工作，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给予特殊的关注，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逐步完善的治藏方略指导下，党和国家为西藏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以及政策措施，全方位多层次地满足西藏的固边、稳边和富边所需，从而以总体供给模式建构出“非典型二元结构”[30]，由此推动西藏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区生产总值从1951年的1.29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2080.17亿元（参见图1）。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1991年《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2001-2021年《西藏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本文所谓总体供给模式，即以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路线方针为引导，国家在作出建构新社会的决策之后，针对区域实际情况，以政策规定推动形成制度，以制度规定全方位配置能够满足其建设要求的一切资源，对发展予以多层次和全覆盖供给的一种方式。在这一模式下，李安宅先生曾经做过调查和工作过的主次边疆带上，包括西藏以及甘肃、青海、四川等涉藏地区，财政和重大建设项目都由中央安排；加之从20世纪90年代起以援藏政策安排相关的省市、中央部委、大型国有企业提供的援助，在经济、社会、教育、医疗、脱贫、文化、环保、安居等方面有计划地落地了一系列项目，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区域的现代化建设。

仍以西藏为例予以说明。1952—2020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助累计达到16335.85亿元人民币。[31]从1985年开始所占比重长期保持在80%至90%以上。同时，西藏一般预算支出的增幅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化相一致（参见图2）。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1991年《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2001—2021年《西藏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换言之，西藏地方70年来的财政结构中，这种国家补助超大比例给予地方的一般性财政预算和支出，不仅是对特殊地区财政支出的保障，也是促进该地区社会进步的支撑。

基于此，《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一书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了“总体供给模式”的概念，其阐释性定义的逻辑起点是：对于西藏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因总体供给模式在国家层面对中国西部省区的发展和稳定取向予以了极大的支撑——逐渐改善受制于这些省区社会阶段性发育不足、空间经济布局不均衡、人财物资源匮乏、地区发展不协调、市场机制低效等叠合性难题；与此同时，也不断解决中国西部省区长期面临境外扰动影响、社会基层基础不稳[32][33]，极端势力渗透破坏[34]、持续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加强国防边防[35]等复合性难题。这是该种模式对解决中国西部省区共性问题具有普适性的综合功效，亦即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近些年这种模式必须从西藏扩展到新疆的根本原因[36]，且第五、第六、第七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一并纳入，同样以这种模式在国家层面对西部地区同质同构问题进行全面统筹。

从1950年始，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随着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趋势显现出来，西藏总人口的数量稳步增加，就业人口也随之大幅增加，中央人民政府的扶持与各援藏省市、部委和大型国有企业的支持成效卓著。

李安宅早年指出国家要保障大量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人才到边疆去，以带动那里广义的“社会工作”，最终要在“国家在场”（a state in society perspective）的前提下得以解决，因此“总体供给模式”成为最佳的方式。由此，可以认为李安宅在《边疆社会工作》一书之中关于“边疆性逐渐消失于乌有”的“猜想或假说”，如果能够得以印证的话，必须要有“单元”的参与才行，其中李安宅特地指出“以国家为单元进行边疆工作”[4]（P.90），在总体上形成国家的保障机制。这个实证性的衍生研究，通过“国家在场理论”及国家运行实例也得到了印证，而对口援藏工作所形成的机制以及大量具体实践[37]也支持其观点的成立。

概而言之，从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结合上看，李安宅达到了那个时代学人研究边疆的新高度。他不仅从边疆社会工作的角度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而且引发出了具有时空穿透力的“边疆性”以及“边疆性逐渐消失”的全称命题。

三、从新文科研究角度对“边疆性”作定义的简析

随着时代进步对学科建设上的要求，也随着诸多领域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研究的不断推进，国家高层前瞻性地提出了“新文科建设”的任务，“新文科研究”[38]的方式方法也很快传递到边疆研究的领域中，以此拓展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一）新文科范式在李安宅边疆研究成果中的适用性

有学者发文指出，新文科的建设将导致社会科学研究发生极大变化，认为新文科是具有守正与创新、交叉与融合的一种多维度的新范式，可以改造学科形态和构建中国学派。[39]这个观点在学界得到较为普遍的赞同和响应。还有研究者从科研模式创新、评价体系创新、方法转型创新、学术话语创新四个方面论述了新文科科研转型提升的实施路径。[40]

以新文科研究的角度阐释李安宅先生“边疆性”的命题，需要对其重要的观点深入解析。李安宅在《边疆社会工作》一书中提出了“边疆性”概念，并就这个概念展开了一系列阐述。对这个概念的衍生，除了通过社会实践的考察进行外，以“新文科”的角度进行逻辑解析也是有意义的。

李安宅曾出版过《意义学》一书，有学者指出，李安宅认为“意义学”揭示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结构的不同可以显示出思维方式上的差异[41]。李先生认为在造成意义不能明了或缺憾的多个因素中，“重价值判断而不重逻辑证明”是东方思维导致的，因此在研究意义上会带来不能进行学理和逻辑分析的缺陷。[42]（P.10）

继续探究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的重要观点，以“新文科”提倡的范式进行衍生研究，在方法论和方法上有多个门径可走。若从思维与学术研究的交互性角度做进一步挖掘，将有助于发现其《边疆社会工作》一书中概念缺项的症结所在，也能够使学人在同类型的问题上得到思维学的启迪。

广义地看，研究者思维科学性的程度，实际上体现了一个人对事物认识的边界何在，在一定时间内能够提出的某种“猜想或假说”，多半是“逼近”思维极限的显现。换言之，李安宅当时意识化的思维在特定语境之中，不可能全部被形式化表征出来，特别是提出“猜想或假说”的时候，难以将意识化的表征明确到位。

在一定的时期，研究者很有可能提出一个概念，但因为某种语境的限制未对这个概念下定义，导致了概念定义缺项——这很可能是李安宅本人没有对“边疆性”概念作出定义的一个原因。其在《意义学》中指出的东方人“不重逻辑证明”之痼疾，在大学者所做研究之中也同样会发生。

（二）对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相关命题的逻辑分析

“新文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将理工思维和方法引入并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之中，以符合跨学科研究的导向。[43]毋庸多言，理工思维往往对逻辑和数理之间以及研究对象的关系梳理得相当清晰，这在“新文科建设”中有着基础性的作用。高度重视正在出现的学术研究新动向，意味着探寻到了一条提升文科研究水平的新门径，这与当初李安宅所指出的须在研究中解决“重价值判断而不重逻辑证明是东方思维”问题，这个说法与新文科的导向跨越时空地重叠在一起。因此，后人补上在价值判断之后要有逻辑证明，并且在对概念下定义时以正确的形式完成定义，这对于深入理解李安宅先生提出的“边疆性”以及相关猜想是很重要的。

在逻辑学（数理逻辑同样）的范畴内，选言和假言的推理是一个常用的逻辑形式，包含“12种推理模式”，一般用于“N难推理”，即多种有可能不能成立为行为前提的悖论。但在实际情况中，悖论的形成往往是两个或多个要素都具有真实假定性，构成了更为复杂的关系，亦即多元的逻辑推理[44]。例如，元曲有一小令对妻子寄寒衣的心态描写，曲中的寄衣不寄衣两种因素即“真实假定性”。

在更大更多的多重假定性因素出现时，人们需要在错综复杂的情事中加以辨析。首先要作出初步假定。由于研究者回答问题的角度不同，加之进行印证的资料是多元的，因而提出的初步假定（包括猜测）往往也是多元的。其次提出多元初步假定的过程非常复杂，逻辑学之中类比、归纳、演绎等各种推理都可能参与其中。若将《边疆社会工作》与李安宅所有涉藏涉边的论文和著作联系起来看，在深掘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其逻辑的脉络。

我们在使用逻辑推理的过程中，设一个“边疆性”的概念可以衍生更多的“边疆性”概念，而这些概念确实出现了交集和并集。为便于多数读者的理解，在省略逻辑推导公式之后，以文字叙述这个逻辑过程，即当李先生提出“边疆性”概念时，已经合取了其对边疆之中包括社会、文化、教育、宗教等诸多因素的调查成果，并且根据每个实地调查诸多成果所作的原因分析，都可以支撑“边疆性”的概念；而在其中蕴涵了书中的全称量词如“所有或大量工程师、畜牧师、化学家、教育工作者”等现代化的人力资源，对此最重要的是衍生研究，在于得出“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与边疆地区繁荣发展形成有机的联系，这将使得边疆性逐步消失”全称猜想的命题。

在经过“新文科”蕴含的理工形式（即研究事物时要经过逻辑推理）分析之后，可推知李安宅的“边疆性”和“边疆性逐步消失于乌有”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到这里，需要反观的是任何“猜测或假说”是否可以最终得以成立，当然要在历时性中进行检验，这个检验包括学理逻辑和经验事实两个方面，这同样在逻辑学上有着推理的规则或模式。也就是说，如果历时性基本上通过共时性体现出来，那么李安宅的知识背景给予“边疆性”的条件陈述或辅助性假说，就是事实陈述与推导陈述。

通过1949年之后70多年的经验和事实验证，李安宅在《边疆社会工作》中提出的全称命题指向性，就是通过国家持续介入推动的边疆现代化目标，最终是可以达到的。在这个全称命题之中，我们看到了当时陆疆边沿地区的共时性问题，更看到了在历时性之中现实性的显现，亦即国家扶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和举措，对繁荣发展边疆地区的极端重要性。

（三）对边疆性的认识有赖于在更长的时段中确立

随着近些年中国边疆学建构的进展，在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教育学、安全学、法学、战略学、地缘政治学、地理学乃至考古学等学科的介入下，边疆现实问题、边疆当代政策研究也被纳入其中。同时因边疆理论和边疆学科建设不断进展，边疆学原理的研究也有了开端。[45]然而，很多基础概念依然要进行深入探究。

基础概念和命题是一个理论的两大核心元素，李安宅在边疆研究中的“猜想或假说”，基础概念和基础命题两个核心元素都存在，为后面的衍生续探提供了合成研究的契入点。因此可以说，《边疆社会工作》是从具体操作带出观点再上升为理论的一个范例。

在前期对李安宅“边疆性再探”的研究中，孙勇提出“边疆性是部族或国家政治集团对其所涉利害边缘疆域所赋予的某种性质，这种性质由各时期各政治集团根据实际情况而确定”[2]。之所以这样对“边疆性”进行定义，除了前文所列举的理由之外，还需要看到在上千年的历史中，国家行为作为决定其疆域大小和疆域边界何在的决定性力量，所有边疆现象都可以印证这个定义——“国家在场”，即边疆是否边缘化是一国政治集团决定的，边疆是否与国家一体化也是一国政治集团决定的，边疆的盈缩、边疆的发展、边疆的繁荣乃至边疆的治理等等，都可以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而通过李安宅的边疆研究所见到的李安宅对边疆社会工作的见解，对比其同时代边疆研究大师所提出的理论，再细查近30年业内的边疆研究，可以确信“边疆性”的性质以及表征，都在证明这个定义可以成立。

结语

通过对李安宅早年在其专著中针对现实而提出的“边疆性”以及怎样“消除边疆性”的共时性命题，本文认为这一属于“猜想或假说”性质的理念，其所具有的历史穿透力，是因为在历时性之中回归于现实性，因而也就有了长久衍生研究的意义。

在李安宅学术研究衍生的视域中，中国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在更宽广的视野中进行多层次的研究，这是深入阐释和理解总体供给模式的基础。通过回看西藏地区的发展历程以及拓展到西部其他省区的适用性，才能明白总体供给模式如何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拉动所有西部不发达边疆地区进入现代发展轨道的意蕴。

“国家在场”的总体供给模式，使得边疆地区发展始终在国家的大格局下，始终与共建共享现代化的福祉紧密相连。对涉藏地方财政状况和援藏工作予以实证解读，即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印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新历史阶段的建构。学界一般对以往的西藏地方财政构成的阐释认为，中央长期补贴占90%以上是国家的关心和帮助。而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看到在更长的历史阶段，这种举措是“新型交往、交流、交融”的体现，有助于深刻感受“五个认同”在新的历史阶段的蕴涵。

就李安宅本人的学术认识而言，是其在对经验事实获得丰富而充分的感性认识基础上，经过反复思考而形成的。在新文科的视域下，今人通过探究李安宅的多学科成果的蕴涵，对其边疆社会工作的“猜想或假说”予以多层次的重构，尤其是逻辑学的解析，进一步确立对概念下定义的正确方式，提出概念的内涵，是理论建构必要且最重要的环节。其意义在于若要对事实严格界定，一个基础性的概念能够为一个理论提供具有特定含义和通约性的术语，从而建构起该理论的逻辑基础，然后衍生出话语的和实证的基础。

注释：

①参见王川《一个人类学家对于自己研究史的讲述——以李安宅先生1961年5月15日《自传》为中心（上）》，《中国藏学》，2015年第2期；黄茂《李安宅藏区应用人类学主位研究中的文化认同和民族情结》，《中国藏学》，2015年第2期。

②参见张亚辉《安多社会的知识性格——读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③参见郭一丹《论李安宅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④参见邓奎金《已故教授李安宅、于式玉终生从事藏学研究工作的结晶〈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出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6期）；汪洪亮《李安宅的宗教社会学思想》，《齐鲁学刊》，2016年第4期。

⑤参见杨淑贤《一部直通读者呼吸感受的著作——评李安宅的〈美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苏宁《论李安宅的美学思想》，《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⑥参见齐钊《个人心史与学派历史勾连的困境与张力——评〈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民俗研究》，2013年第1期。

⑦参见苏杰《试论李安宅的教育思想》，《民族教育研究》，2014年第5期；凌兴珍《“人本·创化·适应”:李安宅教育思想及其在边疆教育中的应用——一个社会学/人类学家对中国汉藏教育文化问题的探寻与应对》，《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⑧参见岳天明《论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思想——兼及中国社会工作的学术史意识》，《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郭占锋、许静《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社会建设》，2018年第2期。

⑨参见汪洪亮《李安宅边疆思想要略》，《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15年第2期。

⑩学术研究上的猜想（假说）一词，主要来自于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Popper），其认为科学的意义在于提出全称命题的猜想和假说。

11 经过一个个事实得出的假说“如此继续下去直到最后得到一个假说，不但符合于（或如我们常说的能够“解释”）最初的事实，而且符合为了检验这个假说而进行的实验的一切结果，这个假说于是可升格到理论的地位。”参见[英]W.L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9页。

12 参见邢玉林《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者的历史使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13 对应英语的这些概念，可以简要地阐述为：边境土地、边界以及边疆地区（新领域）。

14 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之后的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都强调西藏工作事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

15 孙勇在1991年主编出版的《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之中，就提出了西藏的发展主要在于国家对边疆的“总体供给模式”，并由此建构出一种二元结构，促进西藏的全面发展。

16 社会发育不足，主要是指不同的区域社会的社会经济依然存在不同社会阶段的现象，例如在中国西部省区1949年之后，分别存在奴隶制、封建农奴制、传统封建制等形态和与之对应的经济形态。

17 国家在场有很多方式，有时是国家权力的直接代理人在场（如各级政府官员、公务员）、有时是国家机构在场 （各级行政权力网络、各级官僚组织）、有时是象征国家权力的文本符号在场（如责任书、政府文件、规章制度、法律法规）、有时是象征国家权力的象征符号在场、有时是象征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在场……通过这些在场形式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参见李树燕《边疆多民族地区国家在场治理技术》，《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18 “国家在场”理论是对西方社会历史实践的一种概括与总结，中国学术界在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中国的社会问题时，对相关概念，诸如国家、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的本质内涵都作出了本土化的界定。参见崔榕《“国家在场”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及发展》，《理论月刊》，2010年第9期。

19 2018年8月，在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之前的半个月，中共中央在所发文件里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简称“四新”建设），正式提出“新文科”这一概念。转引赵莹《新文科背景下中文学科革新与发展的几点思考》，《教育教学论坛》，2020年第1期。

20 元代姚燧《凭阑人·寄征衣》：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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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