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的历史声誉，为什么跟托拉斯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美国历史上，法人一直在坚持不懈地争取与个人一样的宪法权利，也取得了显著成功。

法人与宪法之间的联系，比人们所能想到的更为密切。我们的故事会从殖民地时期开始讲起，尽管那时候法人还没有开始在法院寻求个人权利，却已经对美国人的政府理念形成了巨大影响。毕竟，是一家公司在殖民地最早播下了民主的种子，其目的也是获取利润，而非推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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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殖民地一开始就是以在书面特许状约束下的公司形式组织起来的，这些特许状跟宪法一样，制定了立法规则，对官员权力加以限制。因此，美国宪法很多非比寻常的特征，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国家的法人缘起。

宪法通过之后，法人很快就开始为得到宪法赋予个人的权利而努力了。整个美国历史上，有实力的那些公司一直在以宪法为武器，来击败它们不想受到的政府监管。对公司来说，用诉讼来确立自己的权利，推翻自己不想要的法律法规，只不过是做生意的另一项成本罢了。

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剧照

法人权利的历史表明，法人既是撬动宪法的行家里手，也是宪法创造性的原动力。作为宪法杠杆，法人成功利用了原本出于进步理由而设计的宪法改革并将其改造，使之为资本目的服务。然而法人也是宪法的推动力，而且在历史上，往往是宪法争讼前沿的创新者。实际上，美国人今天珍视的很多个人权利，都首先是在涉及法人的诉讼中得到的。

无论是好是坏，法人权利运动跟那些更加著名的民权运动一样，改变了美国。

《宪法里的生意经》围绕法人权利运动史，讲述了美国宪法、最高法院和民权运动的故事。

《宪法里的生意经》

（美）亚当·温克勒 著

法人权利的斗争往往与美国历史上一些重要的争议和转折交织在一起，今天为大家分享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摧毁托拉斯而发起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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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时代的反垄断法

和联邦最高法院

（摘自《宪法里的生意经》第五章：法人刑事权利）

01

在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没有什么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比托拉斯的兴起更剧烈。托拉斯就是服用了兴奋剂的大企业，是控制着整个行业所有大型公司的垄断实体，其形成是为了消灭竞争，规定价格、产量和利润。这种现代垄断企业是控制了整个行业的全国性企业，其影响力往往是通过操纵市场得到的，而不是出于立法机构的恩赐。

不过托拉斯仍然拜立法者所赐才成为可能，在19世纪末，他们全面改革公司法，让托拉斯得以形成。法人争先恐后，利用新的法律许可，通过重组和并购形成大型公司，历史学家称之为“大合并运动”。

1901年，在坚决支持商业的共和党总统威廉·麦金利遇刺后，罗斯福就任总统，而打破托拉斯垄断是罗斯福最先考虑的事情。罗斯福顺应当时的政治风向，照着杰斐逊和杰克逊的样子，把自己重新塑造为人民主义的法人改造者。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年10月27日—1919年1月6日），第26任美国总统。

在第一次发表《国情咨文》时，罗斯福对“广泛共识”，即“以托拉斯面目出现的大型公司，因其部分特性和倾向而对公众福利造成了损失”，表示认可。他说，“法人等人造机构”就应该“适当受政府监督”。

不过跟杰斐逊和杰克逊不一样，罗斯福并没有州权和奴隶制的负担。实际上，罗斯福认为，抑制法人过度增长和法人权力的办法，就是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托拉斯这种规模和影响力的全国性法人，需要国家来监管。为此，罗斯福让联邦政府为企业制定了大量监管措施：最高工作时数法、工作场地安全法、铁路公司法，此外还首次大力推行联邦的反托拉斯法。

这些法律，包括亨利·塔夫脱所关心的反垄断法，都有一条新的重要法律理念：法人对不当行为需负刑事责任。布莱克斯通写于一个半世纪之前的《英格兰法律评论》就已经承认了一个由来已久的概念，即“法人以其法人能力，不可能犯下叛国罪、重罪或其他刑事罪名”。法人本身被认为没有触犯法律的能力，因此公司实行的任何犯罪行为都会归咎于公司高管个人。进步时代监管托拉斯的努力不但带来了大量新的联邦法律，也第一次将普遍的刑事责任强加到法人头上。而这些结果，反过来又带来了宪法中法人权利范围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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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忘记，《人权法案》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罪犯和犯罪嫌疑人而制定的。今天的美国人可能首先会把《人权法案》与个人凭良心行事的权利联系在一起，比如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但开国元勋最关注的，是对罪犯的调查、起诉和惩罚。

第四条修正案是指在调查中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第五条修正案说的是不能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第六条修正案保证了“迅速和公开的审判”、与证人对质的权利，被告还有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第八条修正案则规定，对犯人不得施加残酷和非常的惩罚。世纪之交这一波新的监管法规将刑事惩罚加在法人头上，最终将迫使最高法院面对这一问题：法人是否和个人一样，也同样享有这些宪法保护？

这个问题第一次出现在最高法院，正是德兰西·尼科尔和亨利·塔夫脱之间关于埃德温·黑尔在5月这个早上到大陪审团面前作证的明争暗斗的结果。他们之间的斗争，当然只是另一场规模更大的战斗的缩影，而那场战斗的一方是人民主义者罗斯福总统，另一方是美国烟草公司这样的法人巨头，主宰着美国经济。

反垄断的特别检察官亨利·塔夫脱，反对将宪法赋予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扩大到法人身上。

02

如果詹姆斯·“布克”·杜克称不上是美国烟草业之父，那至少也是烟草业高瞻远瞩的女婿，把家族财富扩大了一倍。美国烟草业的现代时期就始于杜克，在这个时期，大型烟草公司在全国范围销售大规模生产的品牌产品，利润颇丰。

1884年，杜克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烟草公司率先使用自动卷烟机，令产量剧增，成本骤降，也扩大了卷烟的消费市场。他的公司也是业内第一家在广告上很舍得花钱的公司，他在新杂志、报纸和周刊上大力推广自己的品牌，而正好19世纪末国民识字率也在不断增长，两下里十分合拍。跟他身前身后很多成功的管理者一样，杜克知道创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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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杜克对某一项创新的利用，多多少少直接导致了埃德温·黑尔不得不去面对大陪审团，这项创新就是托拉斯。第一家托拉斯是约翰·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形成于1879年，而托拉斯的想法完全出自一位律师的创意，即塞缪尔·多德。洛克菲勒想通过收购其他石油公司来扩大自己位于俄亥俄州的地区性公司，但俄亥俄州的公司法禁止一家法人持有另一家法人的股票。于是，洛克菲勒聘请多德来想办法绕开这个障碍。根据中世纪的一种古老做法，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十字军东征期间，英国骑士为“圣战”而远走他乡，一去就是好多年。骑士是有家产的人，在他们远征期间，需要有人帮他们打理相关事务。他们的妻子法律地位很低，因此骑士不能把决定权留给妻子，而是会选择一名男性亲属来管理他的家产，照顾他的家人。但是规则很严格：这位亲属不可以利用骑士的资财给自己谋取私利，只能从骑士的利益出发，在他远征期间管理他的家产。这种中世纪的做法后来演变成一种合法授权，也就是信托，今天仍然允许一个人专门从另一个人的利益出发持有和管理财产。

多德认识到，跟古时候的骑士一样，不同石油公司的主要股东可以将他们的财产（也就是股票）交给一群现代意义上的“亲属”（受托人），这些受托人则代表股东管理这些资产。股东成为托拉斯的受益人，有权从托拉斯的收入中分红，也有权投票选举受托人，受托人则可以控制多家公司。托拉斯并没有注册为法人，严格来讲本身并不是法人——因此也就不受俄亥俄州限制性公司法的管辖。洛克菲勒将多德的锦囊妙计付诸实践，很快控制了全国80%的炼油厂和90%的输油管道，标准石油公司成了全球最大的企业。

标准石油公司组建了一家极为成功的托拉斯，而让这些托拉斯解体的努力将导致法人权利扩大。

对标准石油公司绕开俄亥俄州公司法的做法，州最高法院大法官大为震惊，于是在1892年裁定托拉斯为非法，勒令解散。

多德这个人就是公司法新花样的百宝箱，他又想出了一个主意：让标准石油公司去新泽西州重新注册成为法人，因为该州的公司法在棉籽油托拉斯的一位律师的严密监督下正在全面修订，好放松对公司管理的传统限制。从1888年开始，新泽西州成了第一个允许一家公司持有另一家公司股票的州，对洛克菲勒来说正中下怀。接下来十年间，新泽西州也会允许以任何商业目的自由组建法人，还取消了对公司规模的传统限制。各公司如果想利用新的公司法，并不需要将业务放在新泽西州，只需要缴纳该州强制性的公司费用即可。其他州迅速跟进，公司法改革的浪潮可以说是“把公司法翻了个底朝天”。

多德将石油托拉斯的所有资产都转移到了新泽西州一家公司，即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管理结构和对市场的控制都跟原来一样。接下来几年这一做法迅速传播开来，美国几乎所有大型法人和托拉斯都步标准石油公司后尘，按照标准石油公司的路线图，在新泽西州重新注册成立，其中就有布克·杜克的美国烟草公司。1899年，新公司法实施刚刚十年后，有位名叫查尔斯·博斯特威克的律师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演讲时指出：

“那么多托拉斯和大公司都在向新泽西州进贡，当局都糊涂了，该怎么处理这么多收入呢？”

数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些托拉斯早已经被打败，还会有一些公司法专家指出，新泽西的改革是“触底竞争”的开始。各州争相收取法人注册费用，让公司法变得越来越宽松，吸引着公司高管，让他们在新规中得到解放。

时光流转，限制公司高管权力的传统公司法原则变得几乎毫无意义，公司法也成了主要由私人团体用来管理自身事务的样板。在新泽西州一夜暴富之后，群起仿效的州当中也有特拉华州。尽管新泽西州的人民主义者最终收紧了该州的公司法，特拉华州却一直让自己的法律越来越宽松。

今天，这个以美国一位已被遗忘的创建者命名的弹丸小州，只拥有不到1%的美国人口，《财富》杂志评定的世界500强公司，却有六成以上都在这里安家。

03

回到1905年，这时埃德温·黑尔正被亨利·塔夫脱传唤，要去大陪审团面前作证，配合对烟草托拉斯的调查。美国消费者的主要生活用品，大部分都是从屈指可数的几家托拉斯手里购买的：糖、威士忌、棉花、亚麻籽油、曲奇饼、薄脆饼干和水果。电气照明走入城市千家万户之前的最后十年间，美国人晚上都是在标准石油公司充气的煤气灯光下享受这一切。与此同时，在全美国销售的所有烟草中，布克·杜克的美国烟草公司制造了75%以上吸食烟草、90%的鼻烟以及80%的嚼烟。

杜克也接管了美国的甘草产业，使之成为烟草托拉斯的一部分。为实现垂直整合，杜克购买了麦克安德鲁斯与福布斯公司三分之二的股份，并控制了美国其他所有大型的甘草根进口商。接下来他指定甘草价格，在公司之间均分客户，限制产量，拒绝把甘草卖给不愿意以高昂价格签署长期合同的客户。结果，美国烟草公司控制了95%的甘草交易，并利用这一市场影响力，将价格抬高了将近50%。

美国烟草公司、麦克安德鲁斯公司以及其他甘草公司之间的这些协议，是否对行业形成了非法限制，违反了《谢尔曼反垄断法》？这是指定要求特别检察官塔夫脱来回答的问题。1890年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规定，任何限制行业的“契约、联合……及合谋”均为非法，并禁止试图“垄断行业任一部分或各州之间商业贸易”的行为。《谢尔曼法》的灵感来自19世纪末新闻业“扒粪运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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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粪者”这个称呼借用自17世纪的一则基督教寓言故事，讲的是有一群人拒绝灵魂的救赎生活在污秽中，而这些“扒粪者”都是富有改革精神的新闻记者，专事调查公司腐败和其他社会弊病。他们最喜欢的目标就有托拉斯，尤其是标准石油。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于1881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雄文《一家大型垄断企业的故事》就是在揭发标准石油公司，是最早、最有影响力的新闻业“扒粪”作品之一。文章揭露了洛克菲勒如何主宰了全国的石油市场——令标准石油公司成为“历史上最卑鄙的垄断企业”——不仅如此，还同样主宰了政治。劳埃德写道：

“标准石油公司对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什么勾当都干过了，只除了将其精炼一番。”

《谢尔曼法》颁布后头十年，美国商业界和司法部都对这部法案视而不见。尽管这一时期很多州都在积极实施自己州的反垄断法，联邦政府却一直袖手旁观，直到罗斯福总统于1902年起诉了金融家J.P.摩根的铁路托拉斯北方证券公司令其解散，这是根据《谢尔曼法》起诉的第一件大案。

罗斯福就任总统时，几乎没有人能想到，他留在历史上的声誉会跟打碎托拉斯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罗斯福家境优渥，曾经在麦金利总统的一届政府中担任副总统，大家也都知道，麦金利总统的行政部门对商业利益钟爱有加。实际上我们也会看到，麦金利赢得1896年和1900年两次总统大选，都有企业为他的竞选活动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巨额经费——这就是公司控制了选举过程的真实案例，公民联合组织案的批评者所担心的也正是这种局面。罗斯福并不反对大型企业——甚至到他自己竞选连任时，都要依赖企业资金来资助——但是他认为，很多托拉斯都是通过不正当手段成功的。

被罗斯福总统起诉的金融家J.P.摩根

由于《谢尔曼法》此前从未认真实施，司法部对反垄断案件并没有什么经验可言，而像是亨利·塔夫脱这样的私人执业律师也被聘来担任公诉律师，他以前可是在各州按州级法律起诉的反垄断案件中为不少法人辩护过。

在大陪审团，检察官的权力很大，而且不受制约。根据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规定，联邦政府通过大陪审团向某人提出刑事犯罪指控。同更为常见的陪审团审判不一样，陪审团会公开审理并做出是否有罪的最终判决，但大陪审团的作用是，首先决定是否要提出指控。制宪者设置大陪审团制度是为了制约政府权力，但检察官在整个进程中权力几乎完全不受限制，因此大陪审团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

大陪审团秘密集会，听取由检察官单独带来提请陪审员留意的证据和证词。没有法官，通常会在普通审判中限制陪审员能看到什么证据的规则在此也不适用。照法院里的一句古话来说，即便检察官要求起诉一块火腿三明治，大陪审团也会听命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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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大陪审团的场面，塔夫脱跟他的证人黑尔一样都没见过。塔夫脱作为检察官的第一桩官司传唤的第一个证人，就是黑尔。但不管怎么说，大陪审团的房间对塔夫脱来说，肯定还是比对黑尔来说要舒服多了。跟塔夫脱不一样，黑尔得担心有人会发现他曾经挪用了麦克安德鲁斯与福布斯公司的5万美金——搁2017年大概相当于130万美元。

但是，塔夫脱关心的只是反垄断的问题，他叫黑尔来作证，也是希望这位高管能提供关于麦克安德鲁斯与福布斯公司的反竞争操作的大量信息。对黑尔本身的罪责，塔夫脱一无所知；他的目标不是黑尔，而是烟草托拉斯。麦克安德鲁斯与福布斯公司只是一枚棋子，塔夫脱想用这枚棋子得到对美国烟草公司及其业务来往足以定罪的信息。就像检察官会对不入流的街头小贩提出指控，希望能借此扳倒大毒枭一样，塔夫脱拿麦克安德鲁斯与福布斯公司开刀，也是为了扳倒布克·杜克。

布克·杜克

对于等在大陪审团房间外的德兰西·尼科尔来说，麦克安德鲁斯与福布斯公司同样只是一枚棋子。塔夫脱想用黑尔来撬开烟草托拉斯罪证的阀门，而尼科尔为烟草公司着想，也想利用黑尔来把调查搞砸。

尼科尔抽起烟来一根接一根，在外面的走廊上消磨时间时，他很可能就在享用美国烟草公司的香烟。不过也有可能，他在花时间认真思考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不公之处，这位前地方检察官经常这样做——他第一次赢得选举就是以改革派候选人的身份。尼科尔曾经大发牢骚：

“富人几乎总是可以逍遥法外，除非他们的罪行过于明目张胆……而穷人不论犯下什么罪过，都一定会受到惩罚。”

然而，无论尼科尔对司法公正的一般看法如何，至少在这个案子里，他都决心让自己超级有钱的委托人，美国烟草公司，逍遥法外。

04

镀金时代见证了大型、全国性企业的崛起，比如那些铁路公司和托拉斯，都超出了州政府的控制能力。从1887年开始，国会逐渐填补了监管漏洞，起手就是一部《州际商业法案》——对全国性铁路行业全面施行联邦监管，这还是第一次。该法案要求铁路收费必须“合理、公正”，禁止铁路公司施行某些形式的费率歧视，还建立了第一个现代监管部门来监督铁路行业，叫做州际商务委员会。三年后《谢尔曼法》通过，刚刚进入20世纪时，前后脚又有了1906年的《肉类检验法案》及1907年的《食品与药品法案》，这两项法案也都是因为新闻业“扒粪运动”的启发而出现的。

这一波以刑事处罚作为支撑的联邦监管，必然给最高法院带来了关于第四和第五条修正案的案件，企业因此也再次成为宪法的第一推动力。确实是那些因不法行为而被调查或起诉的企业，给最高法院带来了最早的关于第四和第五条修正案的案件，包括博伊德诉合众国案，以及后来尼科尔的这个案子。

美国烟草公司是最高法院第一起关于第四和第五修正案的法人权利案件的幕后主使。

博伊德案判决于1886年，被视为最高法院关于第四和第五条修正案所保护的刑事权利最早的重大判决。这个案子涉及的不是法人，而是商业性合伙制企业，遭指控说未缴纳进口玻璃的关税。政府扣押了这批玻璃，并弄到一张法庭令状，要求合伙企业交出所有相关货单。

但是，最高法院站在了合伙企业这一边。大法官们认为，强制公司披露文件，正是第四条修正案所说的无理搜查和扣押，而且把这些文件当成对文件所有人不利的证据，也属于第五条修正案所说的被迫自证其罪。虽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最高法院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淡化了这些原则，博伊德案仍然是让第四和第五条修正案不再纸上谈兵的第一案，所涉及的也是一家企业。

这批监管法律既包括这一时期新出现的诸多联邦法律，也包括大量州一级的法律，都首次明确规定法人可课以刑事罪名。比如《谢尔曼法》，就规定对个人可处以最高35万美元的罚款，对“法人”的罚款上限则是1000万美元。当然，同个人不一样，法人不可能被判入狱。历史上，布莱克斯通曾经认为，法人根本不能以刑事罪名起诉。

洛克纳时代最高法院的诸位法官

19世纪曾有法院解释道，法人“没有灵魂”，因此不可能有刑事法律定罪通常要有的“实际犯罪意图”，然而到了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随着商业法人变得越来越普遍，经济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法人不可能有犯罪意图的观念逐渐淡去，对法人以刑事罪名起诉的案件越来越多。

刑法专家乔尔·普伦蒂斯·毕晓普于1892年写道，如果法人能做到“削平山峰，填平山谷，铺下铁轨，让火车在铁轨上奔跑”——它们也确实做到了——那么它们行事时“能有多善，就能有多恶”，一语道破了氛围的转变。

刑法开始被应用到法人身上，只不过因为是有用的工具，可以用来管制那个年代纷纷兴起的巨型法人。在1909年的一起案件中，最高法院解释：

“现代绝大多数商业交易都是由这些实体进行的……如果因为法人不可能犯法这么一条老掉牙的原则，就让法人不必受任何惩罚，实际上就是禁止了能有效控制商业活动的唯一手段。”

在提交给最高法院的案情摘要中，德兰西·尼科尔采用了法人主义者的策略，指出麦克安德鲁斯与福布斯公司作为法人，理应与博伊德案中的合伙企业受到一样的保护。但是，尼科尔也被迫对大法官在博伊德案中回避了的问题——像这样的商业实体，究竟有没有第四和第五条修正案权利——发表了看法。在尼科尔看来，答案很简单：如果法人要面对跟个人类似的惩罚，那么法人也应该享有跟个人类似的保护。他说：

“如果法人可以被判死刑，也就是解散；如果法人可以被判处没收其财产，如果法人可以像个人一样被起诉、被定罪、被判处罚款，那我们有什么借口拒绝法人享有这几条修正案的善意保护？”

尼科尔援引了圣克拉拉县诉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案，来支持他的说法。

法人又一次站在了宪法体系的最前沿。合众国银行是法人在联邦法院起诉权的急先锋，达特茅斯学院案给契约条款带来了生命，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诉讼则把第十四条修正案变成了对企业平等保护和正当程序权利的有力保障。现在，博伊德案中的合伙企业和麦克安德鲁斯与福布斯公司这样的法人，是这些企业把确立第四和第五条修正案权利的官司首次打上了最高法院。只有在这些涉及企业的官司打完之后，个人才得到了对这些权利的司法保护。并不是法人以个人已经确立的权利为基础树立了自己的权利，而是刚好相反，是个人以各企业确立起来的权利为基础，得到了自身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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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纽约时报》并没有注意到，德兰西·尼科尔和麦克安德鲁斯与福布斯公司在黑尔诉亨克尔案中为法人权利赢得了重要胜利。尽管如此，时报极尽夸张，说政府大获全胜，却还是颇有先见之明。案件发回下级法院，亨利·塔夫脱马不停蹄，继续积极推动罗斯福总统行政部门拆散烟草托拉斯的行动。现在可以强迫麦克安德鲁斯与福布斯公司的高管就公司的业务往来作证了。塔夫脱也遵循了最高法院的指示，缩小范围，下达了针对特定文件的要求。1906年6月，黑尔案判决仅仅三个月后，美国烟草公司、麦克安德鲁斯与福布斯公司，以及六十多家附属公司，被控违反《谢尔曼法》。

尽管塔夫脱一丁点儿也没有耽搁，这场官司在联邦法院还是迁延多年没有进展。这场诉讼最终在1911年迎来了结果，洛克纳时代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支持解散美国烟草公司和詹姆斯·杜克的托拉斯。

据说杜克“闷闷不乐，大醉一场”，把自己很大一部分财产都捐给了自己的出生地北卡罗来纳州德罕附近的一所小学校，并从中得到了些许安慰。

后来，这所学校以他的名字重新命了名。托拉斯之父约翰·洛克菲勒也会亲身感受到杜克的痛苦。1911年，最高法院支持拆分标准石油托拉斯。杜克和洛克菲勒的托拉斯，借力于新泽西州公司法改革而创建，终于还是被击败了。

起初，美国是一家公司？

跟其他著名的民权运动一样，

法人权利运动，也改变了美国。

《宪法里的生意经》

（美）亚当·温克勒 著

舍其 译

出版时间：2022年4月

内容简介

在美国历史上，法人一直在坚持不懈地争取与个人一样的宪法权利，也取得了显著成功。

法人与宪法之间的联系，比人们所能想到的更为密切。我们的故事会从殖民地时期开始讲起，尽管那时候法人还没有开始在最高法院寻求个人权利，却已经对美国人的政府理念形成了巨大影响。毕竟，是一家公司在殖民地最早播下了民主的种子，其目的也是获取利润，而非推进自由。此外，殖民地一开始就是以在书面特许状约束下的公司形式组织起来的，这些特许状跟宪法一样，制定了立法规则，对官员权力加以限制。因此，美国宪法很多非比寻常的特征，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国家的法人缘起。

宪法通过之后，法人很快就开始为得到宪法赋予个人的权利而努力了。整个美国历史上，最有实力的那些公司一直在以宪法为武器，来击败它们不想受到的政府监管。对公司来说，用诉讼来确立自己的权利，推翻自己不想要的法律法规，只不过是做生意的另一项成本罢了。

法人权利的斗争往往与美国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争议和转折交织在一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关于国家银行的唇枪舌剑；南北战争前关于奴隶制的明争暗斗；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摧毁托拉斯而发起的运动，以及休伊·朗的煽风点火；民权革命；还有茶党的兴起。法人宪法权利的性质和发展由这些争议塑造，同时，这些争议也受到了法人权利斗争的影响。

法人权利的历史表明，法人既是撬动宪法的行家里手，也是宪法创造性的原动力。作为宪法杠杆，法人成功利用了原本出于进步理由而设计的宪法改革并将其改造，使之为资本目的服务。然而法人也是宪法的第一推动力，而且在历史上，往往是宪法争讼前沿的创新者。实际上，美国人今天珍视的很多个人权利，都首先是在涉及法人的诉讼中得到的。

无论是好是坏，法人权利运动跟那些更加著名的民权运动一样，改变了美国。

作者简介

亚当·温克勒（Adam Winkler），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教授，美国宪法研究专家。他的学术成就曾被美国最高法院在重要判例中引用，也是司法意见书中被援引最多的二十位法学教授之一。他经常就法律问题发表评论，其文章发表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新共和》《大西洋月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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