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如果留在自己的国家，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可能在各自领域里事业有成、成绩辉煌，也可能早已腰包鼓鼓，甚至高官厚禄，也可能一辈子碌碌无为。无论如何，那样的话，他们将与中国无缘。然而，在中译外这片广阔的田野里，有了他们，就如同增添了及时的甘露，开出的花朵更加绚丽多彩，果实更加丰硕，耕耘中他们也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收获了中国人的高度尊重，甚至无限怀念。这是一支强大的智慧力量，是跨越数十年的文字大军。我有机会和他们当中少数人相识，一道工作，颇为荣幸。在此，给大家介绍其中几位。

《毛泽东选集》四卷英文专家——索尔·艾德勒（Solomon Adler，1909年8月6日—1994年8月4日）

索尔·艾德勒是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美国经济学家。1941年到重庆，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1946年回到美国，由于麦卡锡时代遭受政治迫害，转到英国剑桥大学教书。上世纪50年代末回到中国，研究经济，撰写《中国经济》一书，并参加《毛泽东选集》翻译。

▲毛泽东接见索尔·艾德勒。

在我心目中，索尔·艾德勒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1941年，他被派往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任务之一是协调美国援助国民党事宜。曾目睹国民党官员在获取美援方面中饱私囊、贪得无厌的高度腐败，他坚定地相信，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然赢得天下。

由于其政治立场的缘故，1946年，他被撤职并回到美国。作为一名左翼人士，他在美国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先是去了英国，后来来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参与到新中国建设的各项工作中，我听到人们谈起他最多的是他参与《毛泽东选集》四卷的翻译润色工作。可惜年代久远，加之当年只顾听，没有记录下来，他关于《毛泽东选集》翻译中被那些中国老翻译经常举到的例子我已经无法叙述，总的感觉就是，当大家在翻译时遇到因一个英文词汇或者句子争论不休的时候，似乎都依靠他一锤定音。

记者、革命家——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eal Epstein，1915年4月20日—2005年5月26日）

爱泼斯坦于1915年4月20日出生于波兰华沙，1917年随父母来到中国，1933年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跟爱泼斯坦面对面是1975年在他的办公室里。那时，我刚刚参加翻译工作不久，按照工作流程，我把翻译的一篇稿件送给他修改。没过一会儿， 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讲述他的修改。我的稿件是老式Underwood牌英文打字机打出来的，double space（双倍行距）专供别人修改。我只记得原来的白纸黑字现在几乎满篇红色，用词不当，句子顺序不畅，更别提“信达雅”。

文章的标题我早已经忘记，一定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内容，时至今日我只记得他在稿件上写的一个词是sanguinary（杀戮的、血腥的）。就是那一天，我跟他学习了bloody和sanguinary的区别。我用的是bloody，回忆起来显然太过于口语化了，与文章风格不符，他改成sanguinary，在那之前，我还根本不知道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接受他手把手的帮助。

▲1951年，爱泼斯坦在国际新闻局工作。

在办公室，大家都称呼他Eppie（艾培），我把他看成良师益友，倒不是因为他负责修改我的译稿，而是从那以后几十年的交往中，我不断从他身上获取智慧和力量。

艾培是记者出身，当年作为记者曾到延安采访，1951年从英国来到北京参与创办《中国建设》（现为《今日中国》）杂志，1979年担任总编辑。在他的一生中，采访和写作的时间超过修改译文的时间。

早在1947年，他就在美国出版《中国尚未结束的革命》一书。我第一次去他家，是1975年他从西藏采访回来，喝着他带回来的酥油茶，听他介绍采访见闻。为了准确地对外介绍西藏，他曾经四次到西藏，其间撰写的《变迁中的西藏》成为西藏改革后第一本由外国人直接撰写的专著，在国外影响很大。

无论是担任改稿专家还是杂志总编辑，他对中国翻译尤其年轻翻译的帮助不仅仅在于几个英文表述，而是让大家从根本上意识到，用他的话说就是外国读者都是大学水平，但是对中国的认知仅仅是小学水平，给外国人看的文章图书必须考虑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程度。

和他相识的30年里，见面次数很多，听到他最多的问话就是"What are you working on?"30年间，从来没有听到他为了自己的待遇和生活提出任何一个问题。他的晚年里，唯一一次打电话找我，不是谈书稿和翻译人才培养问题，是让我帮他找一位熟悉电脑操作的年轻人到他家处理电脑故障。

一生中，他写中国，讲中国，在国内接待外国来访者和到国外参加会议探亲也都是介绍中国。然而，他的传记《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在美国就是找不到主流出版商。多家看过他稿件的外国出版社都表示个人经历非凡，书稿引人入胜，但是若不增加对中国的批判，无法接受。当然，艾培绝对不可能接受外国出版商的意见。最终，该书的美国英文版是由外文局在美国设立的长河出版社出版的。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沙博理

沙博理一生中获得多个奖项，去世前一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他能获得这个奖项还有一段故事。“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一个鼓励中国图书对外传播的政府奖励项目，每年颁发一次，奖励那些在国际上写中国的作家、翻译中国图书的翻译家和出版中国著作的出版家。从2005年开始，已经举办了13届，《狼图腾》英文译者美国人葛浩然就是第四届的获奖者之一。

沙博理在获奖提名人员中颇有竞争力，因为他不仅翻译中国，还写作中国，作为长期在外文局工作的语言专家，他还是对外出版队伍里重要的一员，也算是从事出版中国工作，“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三类人选他一个人都占全了，这是多年参加评奖的人员里绝无仅有的。

2014年他终于进入获奖终审名单，但在审查他的具体条件细节时突然发现他早已加入中国国籍，而评奖条件里明确规定这项奖励颁给外国人。鉴于他的情况特殊，主持评审工作的领导决定休会，等大家再回到会场时，决定先讨论是否需要修改评审条件。那天的结果是，评委们决定把评审条件中外国人的规定改为包括加入了中国籍的外国人，他全票获得奖励。这样做的理由很充分，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中国也还会收到外国人的入籍申请，也许将来某一年又有汉学家申请入籍。不能因此把这部分特殊群体排除在获奖人选之外。

▲《水浒传》（英文版，沙博理译）

沙博理翻译的最后一本书是《邓小平文革岁月》。虽然文革期间他就生活在北京，但是毕竟和普通中国人不一样，他没有深深地卷入政治派系斗争，书中许多涉及文革的细节他还不十分清楚，就把我叫到家里，向我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我则看他如何处理各种表述，向他学习翻译。再后来，因为年事已高，他不再翻译，但是积极参加全国政协的活动，出席各种会议，包括到国外论坛上介绍中国。即使后来不再远行，也通过写文章和跟外国人通信来介绍中国。

他时不时通过邮件发一两个英文笑话，跟朋友们轻松一刻。远在人们讲段子形成风气之前，我就从沙博理那里听来了许多美国的笑话，多数是调侃美国律师的，可见美国人对律师又爱又恨，而对我，既学习了英文，又了解了美国社会。

▲《我的中国》（沙博理著）

他始终保持着快乐、睿智的精神状态，热爱生活。他的生日是12月23日，我们经常要征求他的意见，到哪个饭馆给他庆祝生日。他也常常拿着《中国日报》上介绍的新开张的西餐馆作为生日聚会的地点。

他越是年长，我们对他的称呼也变得越是年轻，以至于在他生命最后十年，我们许多人都称呼他为"young man"。然而历史规律无法抗拒。到后来，老沙不止一次托人带话让我去他家，我原以为他有什么事情要说，后来发现，他让我坐在他的身边，我们只是默默地坐着，他已经没有了往日交谈的兴致和精神，不由令人伤感。

翻译家——戴乃迭（Gladys Yang，1919年1月19日—1999年11月18日)

▲戴乃迭（右）与杨宪益（左）

1940年与杨宪益在重庆结婚。与杨宪益合作译著达百余种。

很多人有一种印象，似乎戴乃迭的贡献就是润色其丈夫杨宪益先生的译文，其实她独立完成的译文也很多。有一次，我就听她给我们讲述她翻译民间故事《阿诗玛》的经验。她说，翻译要想到读者的阅读感，比如阿诗玛的名字按照汉语拼音应该是Ashima，但是这样英国读者发音会很困难，所以她果断地把名字改为Ashma，使之更容易上口，也让这个人物更加亲近。

我的记忆中，戴乃迭高高的个子，炯炯有神的眼睛。无论是在办公楼里见到她，还是在大院里看到她带着外孙玩，还是在她家里聊天，她永远给人一种典雅而又可亲的感觉，总保持一种与众不同但又平静如水的神态。

编辑专家——陈必第（Betty Chandler，1915年—2006年5月11日) 

来自美国俄罗冈州的美国人，1937年来到岭南大学学习，1959年到外文局工作。在改译稿时不留情面，敢于大幅度修改，一笔英文字十分漂亮。上个世纪80年代初，出版社发现教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品种太少，领导安排陈必第和我编写一本汉语口语小册子，后来以《学说中国话》为题出版。教材的编写过程基本是她写英文，我给配上汉语拼音和汉字。不仅跟她学习英文表达方式，还学到了其他知识。

《三国演义》专家——罗慕士（Moss Roberts，1937年7月— ）

罗慕士196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博士学位，两年后到美国纽约大学教书，一直到现在。虽然已经80多岁高龄，仍然孜孜不倦地讲着《三国演义》的故事。他研究《三国》，阅读《三国》，教授《三国》，当然翻译《三国》，且翻译了不同版本介绍《三国》的书籍。当然，最为著名的是1991年在美国和中国同时出版的英文版《三国演义》。

▲罗慕士

▲《三国演义》（英文版，罗慕士译）

英国汉学家——詹纳尔（William John Francis Jenner，1940年— ）

詹纳尔1962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算起来应该是戴乃迭的校友，只不过戴乃迭1940年在重庆与杨宪益结婚时，詹纳尔才刚刚出生。

人们提起他，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他完成了《西游记》的翻译。其实，早在1963年到1965年间，他就在外文出版社完成了溥仪传记《我的前半生》的翻译。据他本人回忆，当时出于对英文版权的保护，中文版一边筹备出版，英文版一边翻译，凭借扎实的功底和出版社提供的各种方便，他很快完成了这部作品的翻译。若干年后，意大利电影导演拍摄《末代皇帝》，就是购买的这本书的英文版权。此外，詹纳尔还翻译了《鲁迅诗选》等图书。

▲《我的前半生》（英文版，詹纳尔译）

在一篇题为“东游记”的回忆性文章里，他说：“12岁的时候偶然读到了亚瑟·威利翻译的《美猴王》，从此与孙大圣结下不解之缘。”《西游记》的翻译实际上是他1965年在外文社工作时开始的。

后来，他回到英国，到利兹大学任教，赶上文革动乱，出版社也无暇顾及他的翻译，直到13年后的1978年，外文出版社再次联系他，催促他完成翻译。他找到已经翻译了三分之一的书稿，修改完善，并于1979年回到在外文出版社他曾经工作的办公室继续翻译，以后若干年，他利用假期年年回到北京，集中精力完成翻译，直到1986年全书最终出版。

▲《西游记》（英文版，詹纳尔译）

翻译《西游记》的过程中，他特别在意读者的阅读感受。可以想象，把一个基于中国文化，有着大量佛教和道教色彩的民间传说性作品，翻译给文化和宗教背景完全不同的英国读者，其难度之大几乎可以与玄奘西行取经相比。

在这种情况下，译文的流畅远远高于学术上的阐释。确定了英文读者能够得到跟中文读者同样的快乐这一目标，詹纳尔放手发挥。他不再看亚瑟·威利的《美猴王》，为的是不重复前者的表述，同时也不刻意回避使用相同的表述。他尤其看重《西游记》的叙述方式与其他历史名著不同，更像是讲故事。

他的译文追求给读者带来娱乐，而不是把译文变成生涩的学术研究硬塞给读者。在他看来，故事比语言重要。受众需要记住的是故事情节而不是英语语言。语言不能太现代，因为原著完成于几百年前的明代。英文要大众化泛区域化，不能读起来给人一种好像故事发生在某一个具体的英语国家的感觉。

四个人物的语言要与各自的性格相搭配，不能都讲玄奘的一种语言。他追求的目标是语言顺畅轻松以至于让读者感受不到是在阅读一部译著。为此，他必须调换句子结构，做必要的删节。他特别注意不要为了说明一些佛教和道教的概念，时不时出现学术思想的解释，干扰读者享受故事。

他在北京翻译《西游记》期间，我经常有机会跟他见面，遇到翻译上的各种问题，经常向他请教。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翻译们遇到问题需要请教无怪乎三个渠道：一是查看大英百科全书，二是打电话或写信向专家请教，比如我翻译考古文章时，就向社科院的考古专家或者文物局的专家请教，三是最多也最为方便的，就是向同一个部门的外国人和老专家请教。

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1941年3月12日—）

▲杜博妮

杜博妮是一位成名早、作品多、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齐头并进的汉学家。她1980年到1983年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时，任务之一是翻译《两地书》。那时，她刚刚完成《何其芳诗选》的翻译。主要工作之一是修改中国译者的各类翻译稿件。但《两地书》已经成为她的主攻方向。

▲《两地书》（英文版，杜博妮译）

作为一位认真的学者和翻译家，在翻译这本书时，她对鲁迅和许广平的生平做了深入了解，其中一次是到鲁迅博物馆参观座谈。那天我陪她去鲁迅博物馆，座谈时她准备之充分，背景了解之详实，令我非常惊叹。后来，我才知道她此前通过信件跟《两地书研究》的作者、馆长王得后联系过，使这次座谈非常深入细致，为她更好地把握翻译环节起了很大作用。

美国人格拉姆斯是报社记者出身，后来从事新闻教育，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来中国前，她是美国麻州大学新闻系教授。当时她不会中文，主要从事英译文改稿。但是，记者功底让她在润色稿件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我们也都知道，如果我们的译文过不了她改稿这一关，一定是我们的表述有问题。

▲《西湖揽胜》（英文版，萨拉· 格拉姆斯译）

当时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外国游客的需求，外文出版社决定翻译出版《西湖揽胜》一书的英文版和日文版。因为文化接近，日本版译文交给日本语言专家后，很快修改完毕付印出版，英文版的译稿交给格拉姆斯后，她发现英文读者看不懂的地方超过能够看懂的地方，而西方游客需要的内容书里又没有提供。要让一本中国学者写给中国读者的书稿适合欧美游客的口味很难。于是，出版社领导决定发挥格拉姆斯采访撰稿的本领，派她到杭州实地采访调研，然后改写这本书。我的任务是陪同她采访。

一路上，当地学者详细介绍每个景点以及背后的人文故事，格拉姆斯边听、边看、边在本子上记录。晚上把采访记录打成文字稿，交给我核对。两天下来，我发现她的记录详尽准确，然而这都是边走边记的，很多时候是爬着台阶做记录的。出于好奇，我也试着边走边看边记录，结果是我无法认识自己的记录，更不要说她那种规矩干净的记录了。显然，这种功夫不是短期就可以练就的。

从杭州归来两周后，她拿出了完整的书稿，基本上保留原作的框架和风格，但是在表述上完全站到了向外国游客介绍西湖文化和风景的角度，没有了此前西方读者感到苦涩深奥的不知所云，取而代之的是对一个美轮美奂令人向往的地方的描述，新书出版，销路畅通，浙江的同事最为满意。

很多中国译者认识平克姆是通过阅读她的《中式英语之鉴》一书，我认识她是她作为外文出版社的英语专家修改我的译文，她也是历史上对我批评最厉害的外国语言专家，但是那次痛斥让我彻底懂得了没有搞懂原文就不要翻译的根本道理。

▲《中式英语之鉴》（平克姆著）

上世纪70年代，中科院组织专家对青藏高原进行大规模的科学考察，我参加了《青藏科考》一书的翻译。图书内容专业性很强，涉及多种学科，翻译难度可想而知。

一天，她把我叫到办公室，拿着她正在修改的我的译稿，提了几个问题，我的回答她很不满意。她问的问题都是关于高原科考专业的，而我对许多科学理念根本没有搞明白，就照字面翻译了，显然，话说不清楚，逻辑表达混乱。她突然提高嗓音说：“既然你没搞懂，为什么要翻译？！告诉你，我翻译的原则就是没搞明白，绝对不动手翻译。”

虽然，她的语气很严厉，但是讲的是真知灼见，既是经验之谈，也是她长期在美国从事翻译工作的深刻体会，何况她历来说话直率，干净利索，从不拖泥带水。她说话如此，译文也是如此。经过这次振聋发聩般的谈话，不搞懂原文的意思，不要翻译，从此成为我遵循的原则。

当然，由于背景不同，又没有加入中国籍，他们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在认知上跟爱泼斯坦他们那一代不可同日而语。其实，他们的到来就是一种体现在当代对外翻译上的文明互鉴。他们用自己的专业帮助了中国，也从这个事业中获得了自己的成就。与此同时，也让他们身边的中国同事零距离了解了外国人的思维模式和文化行为。这对我们从事翻译是一种鲜活及时的帮助，我们可以从平时接触中发现差异和共性，加之日常工作中需要不断磨合，这大大增加了我们对外国读者对象的清晰认识。

- END -

作者：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

学人

语言服务资源共享

了解更多学人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