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明康德/报道

药明康德：Kristina您好，首先再次恭喜Vividion顺利完成5000万美元的A轮融资。我们的访谈就从Vividion开始吧。我们知道，Vividion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隐匿模式”，当初为何决定推出这家公司呢？

Kristina Burow女士：Vividion的平台来自Scripps研究所Ben Cravatt教授课题组的核心技术。我在Scripps研究所当研究生的时候，就认识了Ben。这些年来，我一直很钦佩他做出的研究，也一直很关注他之前创立的公司。大约一年前，Ben和我聊了下想在Vividion搭建的框架，我们听了以后非常感兴趣。不过后来完全掌握这个平台的所有能力，花了一些时间。去年底，我们终于完成了5000万美元的A轮融资，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兴奋。

▲Vividion公司的化学蛋白质组平台可以在天然生物系统中直接测试蛋白-药物相互作用，该平台消除了传统药物筛选的体外假象，并且定义了未知的原位相互作用位点，可用于不可成药靶标的药物（图片来源：Vividion官网）

成立这家公司背后关键在于Ben打造的强大蛋白质组学平台——能在蛋白质组中找到活性位点，并投入到相关领域的工作中。这样一来，那些“不可成药性”的靶点，那些很难成为药物靶点的蛋白，也就变得有吸引力了。这都是这个平台的功劳。突然之间，那些不可理解的生物学难题，变成了有吸引力的生物学项目，并且有许多很好的化学研究起点，让我们能很容易进行修饰。这个平台的强大之处在于，它不是仅仅解锁一个新靶点，而是把打造一款新药的道路都放在了你的面前。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围绕卓越的生物学、化学平台，以及出色的团队，我们进行了投资，来打造一个技术平台。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成功要素，这包括了有力的知识产权部分。因此我们决定走出隐匿模式，推出这家公司。对Vividion以及圣地亚哥当地而言，这都是一件好事。

药明康德：你打造的Receptos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最终也被Celgene以72亿美元收购。Vividion也会用类似的方式进行打造吗？

Kristina Burow女士：Vividion肯定会有和Receptos相似的地方。举个例子，Receptos从一个非常广泛的技术平台，以及一条内部管线起步。它没有首席执行官，却有一名有力的执行主席，以及一支杰出的科学团队。我认为Bill Rastetter博士在领导Receptos上做了非常棒的工作。在公司准备好迎接全职的首席执行官前，Bill带来了Faheem Hasnain先生，然后是首席医学官和其他团队。他们先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团队，打造了一家成熟的公司，再聘请首席执行官，让公司进入下一个阶段。在公司的管理层面引入执行主席能缓解引入杰出首席执行官的压力，也让公司的运营增添了一些灵活性。

药明康德：Vividion会如何管理早期研发项目中的风险？

Kristina Burow女士：风险永远存在。我认为目前新药发现的环境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首先我们要定义什么是“感兴趣的靶点”，然后将这个靶点联系到疾病。我相信集中精力寻找到特定的患者群体，找到特定的疗法，治疗特定的疾病，能降低新药研发项目的失败风险。当然，你永远无法彻底消除风险，你毕竟是在谈论人类的生物学。但在2期临床试验阶段前，请先理解你的疗法能干些什么。现代的技术和方法让我们能比10年前做更好的工作。我认为目前做投资最令人兴奋的一点在于能对患者群体进行分层，并能针对个体和个体疾病，进行特定的靶向治疗。

药明康德：在Vividion外，ARCH Venture Partners也投资了许多成功的初创新锐，比如Receptos，Unity等。它们都是从学术圈起步的。在您看来，学术圈的创新和商业化在这几年来出现了怎样的演变？

Kristina Burow女士：在过去10年里，行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低成本的测序技术，CRISPR等新技术，更好的研发工具，以及更好的研发平台都蜂拥而出。我相信通过与像药明康德这样的研发平台合作，学术界的成果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考虑潜在的许可授权前，这些发现的根基能变得更为牢固，项目也能离验证节点更为接近。我认为像Scripps研究所这样的组织在学术界有灵活性，它一边能将项目引入，一边也能与外边合作。Receptos是三名学者创立的，其中两名创始人与医药行业有着联系。这对学生来说，是个非常好的环境。在那里，在医药公司担任管理职位的科学家能放飞他们的思考，创造性地带来下一代的新药发现技术。作为一名投资者，看到这些时，我会想“喔，这些想法真的很棒”。这就是坐拥医药行业的知识，但在学术圈工作的优势。

药明康德：感谢您的分享。我们再聊聊ARCH Venture Partners吧。您能说说ARCH Venture Partners的投资策略吗？

Kristina Burow女士：ARCH Venture Partners投资策略的一大不同就是，我们会先评估机遇和科学，然后再考虑如何创立公司。我们没有墨守的成规。比如像Juno这样的公司，从最初的成立会议到IPO只用了14 个月，并募集到了几亿美元的资本。这是因为当时的机遇就是这样，它必须成为上市公司，并且有数十亿美元的资本支持。

Unity则是另外一个故事。它有着杰出的科学，而且是可成药的，这很诱人。在Unity这个案例上，我们投入了近5年的大量时间，也投入了几百万美元，来确认这个科学发现是靠谱的，靶点也是可成药的。它的科学帮助我们设立了创造公司的策略。Unity并不是从第一天起就获得2亿美元的投资，当时它也不需要那么多。现在这家公司已经成熟了，正在道路上大步前进——他们招募了知名的首席执行官，他们在B轮融资里获得了1.16亿美元（注：昨日Unity扩大了B轮融资的规模，总额已达1.51亿美元），他们在临床上取得了快速发展。

▲Unity公司首席执行官Keith Leonard先生在今年的药明康德全球论坛上分享如何打造成功的生物技术新锐

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了解公司需要什么，它的科学需要什么，然后围绕这些答案来打造公司。我认为这能让我们有广阔的视野，并对伟大的科学项目进行投资。我们能在北卡罗来纳州打造农业-微生物组公司。尽管我们不是主要的投资者，但这家公司已经是当地最酷的农业公司，并有潜力带来数十种产品。我认为我们合作的学术界和创始人都很喜欢这种模式，因为最终来看，我们所做的就是努力寻找到打造最强公司的道路。

药明康德：那您是否认为目前是对早期生物技术公司进行投资的黄金时期呢？

Kristina Burow女士：我认为现在是对初创生物技术进行投资的非常有趣的时刻，这背后有三个交织在一起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在于，许多科技进展的成本变得很低，人人都能用上；第二个因素是，学术界开始认识到这些工具的存在，并在这些工具的使用上变得经验丰富。现在，他们能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看得更远；第三个因素是因为科研机构变得越来越聪明，也愿意投入更多资源，帮助科学家思考，如何能把伟大的想法变成伟大的产品。

但在另一方面，我也对未来10年有一定担忧。这尤其是考虑到NIH等机构正在削减经费。我担心看到每一分美元都必须要花在可行的想法上。实际上，我期待看到学术界里更多疯狂的想法能够得到资助，哪怕这意味着学术界会迎来更多失败。

现在，NIH有倾向把科研资金给予看起来“最值得”的几位科学家，这让我感到有些担忧。因为这最终可能导致“名人效应”。如果你不够有名，你就没有存在感。但我们在那么多年里投资的公司并不一定给那些最有名的学者，而是那些最具变革能力的科学家。

药明康德：最近，您觉得哪些想法够疯狂，具有变革能力？

Kristina Burow女士：最近我看了一些和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有关的公司，其中的一些会得到资助。这些技术在最近得到了海量的关注，我相信这的确有过人之处。Grail公司目前有一些领先的项目。他们进行了一个有14万名患者参与的观察性试验，然后用非常深度的测序技术为这些患者测序。这产生了海量的信息。这些大数据至关重要，让我们能够建立起相关性，找到最重要的信息。另外一个让我很兴奋的领域是用计算机来开发新药，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技术。

随着研发管线的不断进行，你会发现临床试验很难进行，因为你需要不断寻找好的医学中心，寻找符合条件的患者。所以现在有一些有趣的公司正在考虑利用社交媒体招募患者，它可能有巨大的影响力。当然，这个想法的一个坏处是招募到的患者会比较杂乱，而你希望临床试验尽可能清晰。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我会保持谨慎。我想确认它能真正造福患者，而不是仅仅有可能造福患者，尽管这看起来很酷。

药明康德：感谢您的分享。最后，您能不能和我们的读者再聊聊，行业的未来有哪些令人兴奋的趋势？

Kristina Burow女士：我对不同领域的交叉一直有很浓的兴趣。作为一名化学家，你知道化学与许多其他行业能产生联系。我个人认为这些交叉领域会是产品发现和开发的沃土。世界上有很多事正在发生，你不能太限制自己，不然你会错失许多伟大的机遇。

我认为化学是一门非常有用的知识。它研究的是创造化学键，这正是生命的本质。化学键能带来能量之源，能成为抗真菌产品，能成为食物，能带来新的遗传突变，能带来下一代基因编辑工具。只要你理解了本质，就能带来无限可能。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我只是希望，太多有趣的公司不会稀释现有的人才库。只有拥有足够的人才，这些公司才能让伟大的想法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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