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的法律问题 三

影像中的法律问题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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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耀辉

电影《误杀》：一堂生动的证据法学课

当所有人指控你犯罪时…… ——评《唐人街探案》中的片段

法律与电影的水乳交融

 法官大人，画像没有作为证据的实质性和科学性价值。——《恶人传》

李律师评：剧中黑帮老大在抓获凶手前找画师根据自己的描述画了嫌疑人的画像，严格意义上该画像属于传闻证据，但是证人事前对当事人身份的指认即可以用作补强证据，也可以当作实质性证据，因为它相当于证人先前所做的一致陈述，因此传闻被豁免而具有可采性。

中国古代有亲亲得相首匿的传统。——《决胜法庭》

李律师评：基于天性伦理，我国自汉代设立亲亲得相首匿并诏令天下，法律既容许亲属容隐，禁止亲属相告讦，不强制亲属在法庭上作证。但现代刑诉法仅规定有限的亲属作证特权规则，即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有拒绝出庭作证的特权，但不能拒绝庭前作证。建议将来立法赋予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及相关证据排除规则。

按照规定，办案期间会见律师需要两名检察官。——《决胜法庭》

李律师评：剧中高处此话（办案期间会见律师需要两名检察官）依据的是2019年检察院刑诉规则第260条规定，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应当由检察人员负责进行。检察人员或者检察人员和书记员不得少于二人。而2012年刑诉规则（已废止）对此没有规定。编剧之一赵鹏系北京的一名检察官，对最新法律规定掌握精准，不知是否故意揉进电视剧本普法。

他是马悦悦的丈夫，如果他不愿意，我们根本无法强制他到庭。——《决胜法庭》

李律师评：我国刑诉法第193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言外之意，他们不能拒绝庭前作证。这可视为有限的亲属作证特权规则，该规则旨在保护基本的伦常关系。 

起初她不肯说，我问了好几次，她才告诉我，她杀人了。——《决胜法庭》

李律师评：丈夫雷同在法庭上作证证明自己妻子马悦悦告诉他杀人了，丈夫出卖了妻子，这类证言对婚姻的破坏不言自明。我国刑诉法不存在婚姻夫妻交流秘密特免权，而美国法为了鼓励夫妻之间共享相互的秘密，确保配偶们在卷入刑事案件之前能够自由地向彼此交流自己内心深处感觉而不必惧怕将来暴露于法庭之上，赋予了夫妻交流秘密豁免权。

确认一个人有罪，跟证明一个人有罪是两码事。——《决胜法庭》

李律师评：高处与傅晓柔的这段对话，展现出高处极具证据裁判思维的一面。根据证据裁判主义，有充分证据证明的事实更为可信，更经得起验证，更能防止错案的发生，反之，办案人员以经验判断取代证据调查，很难让人心悦诚服地接受未依据证据证明的事实的结论，还增加了冤假错案的风险。

我们公诉人是真相的复核者，想办法在法庭上证明这些真相是真的。——《决胜法庭》

李律师评：在一个刑事案件中，事实认定的过程和司法证明的活动是截然不同的。公安机关收集证据，是真相的发现者；检察院审查证据，复核真相，是真相的证明者；法院认定证据，是真相的裁判者。辩护人质疑证据，是发现真相、复核真相、裁夺真相的帮助者。

测谎结果也不能当证据。——《决胜法庭》

李律师评：测谎技术曾一度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广泛适用，被戏称破案神器，目前仅个别地方在使用，据调查显示准确率高达90%以上。毕竟测谎结论不属于法定的证据种类，实践中并不被认可，公安机关可以将测谎结果作为寻找侦查方向和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线索，但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仅可作为案件事实认定的参考。

我们检察官只能引导侦查，绝不能干预侦查。——《决胜法庭》

李律师评：整部剧所有的案件，从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到提起公诉起诉，检察院都参与其中。实践中扫黑除恶、大要案公检法提前介入很普遍。其实，我国实行的是检警分离体制，刚刚实施的新检察院刑诉规则第256条可以看作是侦诉一体化的雏形，检察院可以介入侦查活动、参与讨论、出具意见、监督侦查。这样对警察权的控制和有效打击犯罪有一定裨益。

未经法庭认可的证据，都不是罪证。——《决胜法庭》

李律师评：剧中高剑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所有证据必须经过法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二是法官是裁判者，定案证据由法官裁断，而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可以反过来制约影响法院的认证。这是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不仅关系到程序正义和控辩平等，更为重要的是为实体公正服务的。

要么他犯得重罪，要么犯得轻罪，具体哪个罪不清楚时，正确做法是疑罪惟轻。——《决胜法庭》

李律师评：剧中辩护人所称的疑罪从无，与检察官所称的疑罪惟轻的概念和适用情形完全不同。剧中的案例，弟弟因盗窃未遂（数额较小）已经被作出不起诉处理，哥哥被指控抢劫罪（盗窃转化），因证据不足定罪存疑，没有重罪与轻罪可诉，应当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处理，认定被告人无罪。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