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书评 | “微观史”视角下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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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医疗社会史研究》2016年6月第1期，如需转载，请在本号后台留言或发送电子邮件。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微观史”视角下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新尝试——评《拉尔夫•泰勒的夏天》

作者简介

初庆东，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近年来关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博士后基金等项目，先后在《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史林》《安徽史学》《中国农史》《历史教学》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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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世纪60年代英国“新”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医疗史作为社会史的分支逐渐成为历史学家的“新宠”，相关成果不断涌现。中国学界从新世纪初开始积极推进医疗社会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中国学界对医疗社会史的名实之争与研究范式的争论持续发酵，这就要求中国学界了解国外医疗社会史研究的现状与趋势。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基思•赖特森（Keith Wrightson）教授的《拉尔夫•泰勒的夏天》，从微观史视角重构英国纽卡斯尔城市在瘟疫中的社会与文化，为中国学界的医疗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极具借鉴价值的范例。

拉尔夫•泰勒的夏天

一、

由“签名”引起的一次学术探险

赖特森教授专攻近代早期英国史，是颇具国际影响的历史学家。1974年，他从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剑桥大学任教。从1999年开始，他到耶鲁大学任教。他曾担任北美英国研究学会主席，先后出版《英国社会》（1982年）、《近代早期英国的经济生活》（2001年），合著《一个英国乡村的贫困与虔诚》（1979年）、《一个工业社会的形成》（1991年），目前主编《剑桥英国社会史》。2011年，赖特森出版《拉尔夫•泰勒的夏天》，旋即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赖特森之所以决定写《拉尔夫•泰勒的夏天》，是缘于他在阅读档案时，多次碰到拉尔夫•泰勒的签名。赖特森第一次碰到拉尔夫的签名是在一份证词的末尾，那份证词是拉尔夫在1637年2月交给达勒姆（Durham）主教的教会法庭。从拉尔夫的签名可以看出，他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他的签名，使之与众不同。赖特森原本计划匆匆浏览教会法庭的证词手稿，以便确定是否对他正在从事的研究课题有用，但他被拉尔夫风格迥异的签名引向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

赖特森开始阅读拉尔夫的证词，从中了解到拉尔夫来自纽卡斯尔，而深深吸引赖特森的是拉尔夫在证词中讲述的故事。拉尔夫提到1636年8月8日有人叫他到托马斯•霍尔莫斯（Thomas Holmes）家，他爬到纽卡斯尔靠近河边的城墙上，对着霍尔莫斯家的窗户，而霍尔莫斯则站在窗前对拉尔夫口授他最后的遗嘱。拉尔夫记录霍尔莫斯的遗嘱内容，之后再读给霍尔莫斯听，以便核实。在场的还有约翰•亨特（John Hunter）和休•瑞德雷（Hugh Ridley），两人均在遗嘱上画押。拉尔夫又提及霍尔莫斯已经“病入膏肓”，并坦承当他记录霍尔莫斯的遗嘱时并不确定立遗嘱人是否“头脑清醒”。在拉尔夫证词的指引下，赖特森找来霍尔莫斯的遗嘱。遗嘱上拉尔夫的签名与证词上的签名一样，而且更加洒脱，比亨特的签名要大三倍，并与瑞德雷歪歪扭扭的签名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份遗嘱称霍尔莫斯是“约曼”（特指中等阶层，而不是他实际从事的职业）。这份遗嘱是一份口头遗嘱，并无立遗嘱人的签名。

赖特森在读完拉尔夫的这份证词之后，继续读下一份手稿，碰巧又看到拉尔夫的姓名。其后，赖特森又有两次读到拉尔夫的姓名，此时赖特森断定拉尔夫是一名书吏，是一位职业抄录员。同时，赖特森又惊奇地发现，所有出现拉尔夫姓名的档案都与1636年夏天纽卡斯尔爆发的瘟疫有关，这使赖特森确信还有更多相关档案，而拉尔夫的出现则是穿插于这些场景中的一条线索。拉尔夫记载的文字、讲述的故事和与他一起的证人，激起了赖特森的想象力。由此，围绕拉尔夫这位书吏、他的城市与瘟疫的故事已初露端倪。

在研究路径上，赖特森继承了研究特灵地区的研究方法，采用“微观史”路径。在赖特森看来，作为标签的“微观史”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尽管微观史的实践要早于这个时间。赖特森认为，微观史与其说是一个史学流派，不如说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史学方法。他总结了微观史的四个特征：一是研究范围缩小，例如一个乡村、一组家庭，甚至一个人。二是注重细节。微观史不仅有助于揭示过去更加生动的生活经验，而且还可以通过拓展史料来发现新的意涵。微观史并不是要阐明已有的认识，而是去考察其他路径不可能获得的东西。通过对一个地点、某个人物或事件的细致研究，有助于揭示“生活经验中看不见的结构”，更直接的表述是“在时间和地点受限的语境中，民众的选择与发展出来的策略”。微观史旨在观察与捕捉民众生活的关系网络和意义之网。三是关注语境。通过掌握制度、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语境，使我们了解存留证据的重要性，并梳理它的意义。四是微观史的实践者不仅善于反思，而且十分开放。也就是说，微观史学家在分析与建构观点时注意关照读者，他们在撰述历史时对想象力、推测、断定保持敏感，而且他们在介绍证据、解释步骤、抛出问题和引导读者与历史学家和史料对话等方面具有一定的透明度。另外，微观史学家在阐明观点时往往会自觉地注意措辞，他们通常采用叙述的方式，这是因为证据本身是一个事件、一个实例或一个生命，有时候也因为需要用叙述来重构过程。为了使观点更具说服力，微观史学家往往采用分析性叙述，根据分析过程而层层展开叙述。赖特森在《拉尔夫•泰勒的夏天》中遵循微观史的上述特征而展开论述，叙述了一个特定时刻城市社会与个人生活的历史。

中世纪瘟疫医生

二、

瘟疫时期书吏拉尔夫的生活世界

《拉尔夫•泰勒的夏天》的主旨是考察1636年毁灭性瘟疫期间纽卡斯尔这座城市在重压下的社会反应与城市文化，包括民众的态度和价值观念、民众的物质文化，以及形塑民众世界的社会纽带和制度纽带。本书不同于大多数研究近代早期欧洲瘟疫的著述，其研究视角是“自下而上”的研究历史。本书的焦点不在地方官员和公共卫生官员的反应，也不在瘟疫引发的死亡对人口的影响，或者瘟疫的宗教解释，而是聚焦普通民众在他们的家庭与社区遭到致命威胁时的反应与应对。拉尔夫作为普通民众的代表，其在瘟疫期间的生活经验成为赖特森着力研究的主题；拉尔夫作为书吏而撰写的遗嘱、遗产清单、证词等成为该书最为重要的史料。可以说，拉尔夫在全书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连接瘟疫发生、民众应对、结果与影响等各时间节点，从而构成了一幅生动而连贯的历史画卷。

1636年在英国瘟疫史上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因为伦敦的瘟疫经历为英国瘟疫史设定了时间标准。那一年伦敦因为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与1563年、1603年、1625年和1665年的情况相比则微不足道。但对于纽卡斯尔而言，1636年的瘟疫是“前所未有”的致命威胁。此次瘟疫的传染源来自荷兰，尽管从1635年10月就传播到纽卡斯尔，但直到1636年5月6日纽卡斯尔的市民才开始意识到瘟疫爆发的严重性。此后，瘟疫似野火般传播。此次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在7月23日到9月10日到达顶峰，期间每周死亡人数均超过三百人，之后从9月中旬开始减少，到10月中旬迅速减少。此次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总数为5631人，占纽卡斯尔总人口的47%。而其他城市，如诺维奇在1579年瘟疫爆发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而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在1665-1666年瘟疫中死亡人口的比例高达40%。伦敦在1563年瘟疫中死亡人口比例约为24 %，1603年瘟疫期间更有23%的人口死于瘟疫，而1665年瘟疫造成的死亡人口接近18 %。两相对比可知，1636年纽卡斯尔的瘟疫造成的死亡人口尽管在总数上低于其他城市，但在死亡人口的比例上则明显高于其他城市。纵使放眼全球，1636年纽卡斯尔瘟疫造成的死亡率也是灾难性的。

很多染上瘟疫而又无书写遗嘱能力的居民往往请书吏代为书写。拉尔夫就是以代写遗嘱、遗产清册等法律文件为生的人。1636年5月31日到11月5日，纽卡斯尔共存有57份染上瘟疫之人的遗嘱，其中14份出自拉尔夫之手。在此期间及之后的几个月，拉尔夫撰写11份遗产清册，而留存的遗产清册总数为46份。由此可知，现存的由瘟疫引出的遗嘱文件中有四分之一是拉尔夫撰写的。与之相比，其他各位书吏撰写的遗嘱文件不超过三份。拉尔夫如此频繁地出现在遗嘱文件中，引起赖特森的注意也在情理之中。在瘟疫肆虐之时，书吏拉尔夫依然经常替人撰写遗嘱，而此时染上瘟疫之人被关在房子里，还没有染上瘟疫的居民则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下。迫于恐惧，人们要么远离病人，要么逃离染病的城市。但恐惧并不是出生在纽卡斯尔，但这里却成了他的生活世界，他没有像富人那样逃离这座城市，而是留在纽卡斯尔，发挥作为书吏的作用，随时听候召唤。

根据赖特森对拉尔夫个人生活史的重构，拉尔夫于1611年1月13日出生在达勒姆市玛格丽特教区，距离纽卡斯尔南部13英里。拉尔夫在1626年前后来到纽卡斯尔，在语法学校学习拉丁语。1628年下半年，拉尔夫开始公证人的学徒生涯，学习撰写法律文书，以达到出任书吏的资格。书吏的职责是“将契约订立双方达成的内容，条理而规范地书写在纸张或羊皮纸上，以此作为证据或记忆”。换言之，书吏通过提供撰写法律文书（包括账单、合同、财产赠予、遗嘱等）的服务而获得报酬。随着近代英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易的数量与日俱增。同时，尽管这一时期人们的识字率得到提高，但仍然有很多人不能书写，而且即使会书写的人也可能缺乏撰写法律文书的知识与技能，因此书吏的作用更加凸显。1636年，拉尔夫完成学徒学习，成为纽卡斯尔市的自由人。当纽卡斯尔暴发瘟疫之时，拉尔夫刚刚开始他独立的职业生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拉尔夫勤勤恳恳，他留存下来的史料成为他个性的写照。

从拉尔夫撰写的遗嘱中可以看出，他希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笔迹优雅漂亮，行间、字体分布匀称。开头是“以上帝的名义”，而结尾不仅写有时间，还有查理一世在位的时间和头衔。赖特森认为拉尔夫这位年轻的书吏希望通过遗嘱形式与书法技巧申明他的职业权威。在拉尔夫书吏生涯的开始阶段，他专注于遗嘱的形式而犯了一些内容错误，包括重复语句、误写地点。此时的拉尔夫还有几分慌张。但几个月之后，他渐渐获得经验而变得自信，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有活力、有效率、可信赖。拉尔夫也是一位恪于职守的证人，他的证词准确而直击要害。即使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拉尔夫也能保持头脑清醒而做出正确决断。当有人需要拉尔夫撰写遗嘱时，他也总是有求必应。长此以往，拉尔夫得以在书吏职业圈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拉尔夫明了自己的作用，他也因此而自豪，正如他的签名所表明的那样。赖特森指出，拉尔夫的签名不仅表明他的职业抱负，也是他个人化的身份象征。当拉尔夫每次签名时，在某种意义上，他不仅见证濒临死亡的客户的心愿，而且也表明他自己还活着，还在为客户服务。

拉尔夫在瘟疫期间继续留在纽卡斯尔，充任书吏，成为维持纽卡斯尔城市共同体的一员。他撰写的遗嘱与遗产清册比其他书吏都要多，这些文件对于“维护和保持，并在必要的时候重构社会纽带，用以团聚家庭和市民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遗嘱与遗产清册“确认家庭、亲属、朋友和邻里的义务，估量家庭的资产与负债，保证家庭财产的有序继承”。遗嘱与遗产清册的术语“不仅包含物品，也蕴含价值观念和情感纽带”。另外，遗嘱与遗产清册是“立遗嘱者的代理人在关系网络中的最后表述，也是对即将离世的立遗嘱之人的慰藉”。纵然拉尔夫撰写遗嘱与遗产清册是为了获得费用，但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担任书吏得以融入纽卡斯尔的自由市民共同体。他在1636年3月到12月为81位居民撰写了遗嘱与遗产清册，涉及至少18个家庭，遍布纽卡斯尔，有利于增强纽卡斯尔的社会凝聚力。无疑，这为他日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

三、

瘟疫时期的社会与文化

在瘟疫的恐惧笼罩下，尽管城市官员仍然坚守岗位，但一些富裕的家庭早已逃离。这就造成了城市社会上层的缺位，而变成了主要由“中等阶层”的自由民和靠工资为生的穷人构成的社会。1636年瘟疫对纽卡斯尔造成毁灭性打击，但在城市内部瘟疫造成的影响存有空间差异。衡量瘟疫影响的主要单位是家庭，而家庭聚集死亡是瘟疫时期人口死亡一个重要特征。例如，圣尼古拉斯教区死亡登记册记载1636年5月到12月间共有95个家族群，涉及260人，占同时期该教区死亡人数的68 %；圣安德鲁教区死亡登记册在7月到12月间共有102个家族群，涉及343人，所占比例为65%。另外，圣约翰教区的葬礼登记册表明，1636年5月至12月至少有256个家庭遭受瘟疫侵袭，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位成员去世，而这些家庭在教区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二，这也说明1636年瘟疫的影响范围广泛。同时，1636年瘟疫的影响也是高度集中的。例如，圣约翰教区在5月到12月间至少有92个家庭超过两名成员去世，总计233人，占教区同时期死于瘟疫人数的55%。由此可见，1636年瘟疫不仅对单个家庭造成毁灭性打击，而且对存有亲属或邻里关联的家庭产生冲击，这就造成信任与救助网络变得稀疏。

学术界对于瘟疫产生的原因尽管聚讼不断，但“上帝审判论”具有很大影响。一些清教牧师大力宣扬瘟疫是上帝惩罚人类“罪恶”的结果。赖特森通过考察纽卡斯尔染上瘟疫之人的遗嘱文件，发现瘟疫意涵的宗教解释并不在时人的头脑中占据中心位置。大多数遗嘱中包含的宗教内容仅仅是遗嘱书立的一种固定格式，只是传统意义上遗嘱主人从心灵上对上帝的遗赠，而并非人们头脑中真实的宗教观念。另外，有三分之一的遗嘱根本没有提及上帝的遗赠。保罗•斯莱克（Paul Slack）认为，17世纪英国对于瘟疫的宗教解释和世俗解释以某种妥协的形式共存，两者并非水火不容。但解释的天平慢慢向世俗解释和实际反应倾斜。纽卡斯尔在瘟疫时期的遗嘱文件对此提供了佐证。

遗嘱的书立除了立遗嘱人和书吏之外，还需要证人在场。然而人们对瘟疫的恐惧，同样表现在对瘟疫病人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可以迫使人们放弃义务和终止约定。但遗嘱文件却多次揭示瘟疫时期社会纽带得以维系，以及染上瘟疫之人经常受到他人的关注。那些匆匆忙忙请拉尔夫前去撰写遗嘱的人通常是瘟疫病人的亲属，而遗嘱的证人（通常是三到四人）则包括病人的亲属、朋友、同事、邻里。这些参与遗嘱书立的人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他们对遭受瘟疫折磨的病人存有同情与恐惧，他们肩负起他们的义务，一如既往地造访病人。透过遗嘱文件，赖特森重构了瘟疫时期的社会关系，修正了之前人们的成见。实际上，即使在瘟疫时期，邻里关系依然得以维系，互帮互助的义务依然得到履行。

有些家庭在成员染上瘟疫后会雇用护理来照看病人，而冒着生命危险担任护理的这些妇女通常是穷人，大多数是单身，甚至一些人的丈夫刚刚被瘟疫夺走了生命。当瘟疫病人去世后，葬礼也会耗费很多资财。通过考察葬礼的费用，我们可以知晓死者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分化的情况。而另一个衡量社会分化的标准是死者遗嘱和遗产清册中的财产数目，这也涉及当前学术界方兴未艾的“物质文化”研究。遗嘱文件中包含大量关于遗物及其估价的信息。根据拉尔夫撰写的文件，纽卡斯尔大多数房子有两层，其中有一半的房子还有阁楼或地下室。家庭物品包括火炉、盆罐、桌椅、橱柜、梳妆台、枕头、床单等。物品的差异实际上是地位与财产的差异，也是个人喜好的差异，成为社会地位与社会分化的集中体现。

1636年瘟疫造成的最后一个影响是遗嘱诉讼的增加。学术界普遍认为，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上半叶是英国诉讼数量最高的年代，呈现“诉讼爆炸”的态势，这与这一时期的经济社会分化、文化宗教变迁等密切相关。纽卡斯尔的遗嘱诉讼为这一时期的“诉讼爆炸”提供了一个注脚。1637年，纽卡斯尔的遗嘱纠纷急剧增加，这是1636年该城市高死亡率的直接结果。大多数遗嘱纠纷产生在遗嘱执行人携带遗嘱到达勒姆的教会法庭进行“验证”之时。通过分析原告与被告，我们得知当执行人是寡妇或孩子时，不可避免地受到近亲的挑战与质疑。产生纠纷的原因主要包括遗嘱不完整、立遗嘱者受到干扰、存在多份遗嘱等。在法庭审理遗嘱诉讼时，证人往往会回忆瘟疫的情形，而这正是赖特森所关注的内容，而不是诉讼的结果。赖特森认为，证词是纽卡斯尔城市对瘟疫的集体记忆，是整个城市的声音。当然这种声音来自多个渠道，既包括男性与女性，也包括年幼者与年老者。他们来自书吏、织工、木匠、鞋匠、船员、劳工、仆人，包括相对富裕的人和穷人。这些诉讼证词尽管零散，但记录了那些经历瘟疫而存活下来的普通民众对瘟疫的记忆，成为本书倚重的重要史料。

黑死病

结语

《拉尔夫•泰勒的夏天》以一个人物（拉尔夫）为线索，透过一个事件（1636年瘟疫）考察一个城市（纽卡斯尔）的社会与文化。该书遵循微观史学的路径，成功地重构瘟疫时期的个人与城市的历史。作为历史事件的1636年瘟疫，曾被后人记述，后又被遗忘，再到如今被发现，如此反复的命运折射出社会变动与历史书写的吊诡。历史书写的宏大叙事往往聚焦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例如诺曼征服、内战、1688年 “光荣革命”、美国和法国革命。其他事件则被尘封在历史的角落，等待史学家去重新发现这些事件的意义，正如赖特森重新发现1636年瘟疫的意义那样。赖特森娴熟地运用社会史学家的技艺，像一位侦探，根据遗嘱档案提供的信息层层剥离1636年瘟疫的社会意义，涉及社会等级、社会结构（家庭）、社会关系（亲属、邻里）、物质文化等内容。读者追随赖特森的探险之旅，可以发现：1636年瘟疫的故事并非只有一个故事，而关于瘟疫的档案文本则包含多种声音。由此可见，历史是复杂的，它包含多种面向与多种声音；但历史又是客观存在的。史学家通过史料，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发挥想象力，可以再现历史。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全书章节划分过多，使得论述过于零散；历史叙述过于注重细节，有损可读性；近代早期社会关系（邻里关系）仍值得继续探讨，作者未能分析诉讼对社会关系的影响；作者在分析瘟疫发生的原因时，仅依赖两位清教牧师的记述，给读者以偏概全之感。尽管如此，瑕不掩瑜，《拉尔夫•泰勒的夏天》仍然是一部微观史学的成功之作，不仅有助于丰富读者的历史知识，更能启发读者的历史思维，值得一读。

               谢谢阅读

本期编辑：胡冬敏

编审：张勇安

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

主编：张勇安

执行主编：胡冬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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