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小时焦灼的等待过后，分娩室紧闭的大门被猛地推开。

“吕欣家属在吗？是个男孩儿，八斤多一点儿，母子平安。”乔璐(化名)倚在门边，匆匆对着走廊里等待的产妇家属嘱咐了几句。

门外，吕欣的丈夫已经开始兴奋地拨起电话：“生了，男孩儿，都好……”

来不及再回答什么，大门又迅速地关上，乔璐一阵风似地跑回产房继续自己的工作。

乔璐是北京某医院的助产士。

所谓助产士，是指在正式助产学校学习或具有同等能力，能独立指导产妇自然生产并进行后期护理的医务人员。

他们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生，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护士，却是分娩室里自然生产的新生儿的第一个拥抱者，处理着医生和护士都可能面对或者根本不会遇到的复杂情况。

“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给顺产产妇接生，从观察产妇的生命体征、心理状态、产程进展到评估新生儿状况，做后期护理，都是我们的任务。”乔璐解释道，符合国际标准又训练有素的助产士，可使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人数减少三分之二。

随着去年我国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助产士的专业性和重要性。

然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面对每年出生的1600万新生儿，按照国际上每1000名活产(即年内妊娠满28周及以上，娩出后有心跳、呼吸、脐带搏动、随意肌收缩4项生命体征之一的新生儿)要至少配有6名助产士的要求计算，我国助产人员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今年5月，在深圳举行的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士分会第三次学术年会上，有专家透露，中国助产士缺口已达14万人。

为降低妇女及新生儿死亡率，提高我国人口出生质量，保障母婴安全，建设一支高质量、高素质、人员充足、结构优化的助产人才队伍迫在眉睫。

７月７日，刚过上午9点，北京这家医院妇产科的分娩室里已经热闹了起来。

一名即将被推上产床的产妇对无痛分娩顾虑重重，不停地拉着自己的助产士王梦(化名)询问细节。

王梦只得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解释着：“无痛分娩采用的麻醉剂量不到剖宫产的1/10，不会对孩子造成影响……”

房间另一边，壁挂的CD机里放着音乐，穿着绿色消毒服的乔璐正指导着吕欣怎样给新生儿喂奶。阳光透过磨砂玻璃照在婴儿的脸上，显得格外温馨。

此前，吕欣并不知道，这位从产前到产后始终陪伴在自己身边，帮助自己分娩的年轻姑娘并不是产科医生，也不是普通的护士，而是一名助产士。

在产妇生产的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漫长时间里，助产士是全程陪在产妇身边的分娩合作者。她们必须不停地观察产妇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及时安抚产妇及家属的情绪波动。

在吕欣的生产记忆里，从给婴儿擦拭身体、称重、登记，到为自己处理伤口，带孩子做新生儿检查，“我的分娩都是乔璐一手包办的”。

“很多时候，乔璐承担着老师的角色。”吕欣说，“分娩其实没有影视剧里那么‘惨烈’，我就是按照她教给我的方法调整呼吸、调整用力，很平安地就生下了宝宝。”

“从观察产程、生产指导到饮食管理、抚慰心情，产妇待产的生活、治疗及新生儿的护理都会在我们的帮助下完成，直至情况稳定，产妇与婴儿共同离开。”乔璐对此解释道。

与产科医生不同的是，“他们负责高危产妇，而我们负责正常和低危妊娠的产妇”。乔璐说：“在陪产过程中，助产士们则努力帮助产妇实现自然分娩，避免剖宫产。”

在顺利的状态下，一个助产士可以搞定所有事情，相当于一个“小产科医生”。

但危险也无处不在。

“产后大出血、脐带脱垂都时有发生。”在乔璐的接生经验里，看似瓜熟蒂落、顺理成章的自然分娩，时刻潜藏着异常危险的因素，情况通常瞬息万变，无法预测。

她不久前曾接生过一个二胎产妇，从门诊直接送入产房。

“肚子像一座小山一样大，肚脐已经突出。”乔璐回忆道，“产妇来的时候宫口全开，剖腹产已经来不及了。”

“孩子太大了，就怕头出来，肩膀卡住，导致婴儿窒息。”乔璐说，当时产房已经做好了产妇难产的准备，但最终在她的引导下，孩子顺利出生，一称重，九斤多。

“真的很危险，随时都可能一尸两命。”每每想起这次接生，乔璐都心存余悸。

“每位孕产妇维系的都是母婴两个生命，但助产士的工作却并没有常规可循。”在乔璐看来，这正是助产士工作的高危之处，“每一位产妇都有着自身不同的特点，要想分娩顺利进行，凭的是助产士丰富的经验。”

今年5月，联合国曾发布微博称，由于缺乏专业围产护理，全球每天有1000名妇女死于妊娠或分娩并发症，有200万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死亡。而如果妇女分娩时得到专业助产护理且紧急情况时能及时诊断和治疗，孕产妇死亡率可减少75%。

“我们至今还找不到一个完全安全无痛的生产办法。”而助产士的工作，在乔璐看来，就是尽一切可能，去接近这个办法。

只要在班上，就会有婴儿从乔璐手中降生。

她所在的产科，共有12名专业助产士，分为三组轮流倒班，每个小组三人，每班工作12个小时。

由于人数较少，每个助产士都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统计，发达国家助产士与生育妇女比例约为1：1000，而我国则只达到1：4000。

“我们在产房待的时间，比跟家人在一起都长。”乔璐表示，“打仗”一样地接生，已经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夜班是最累人的，特别是在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助产士们必须与全天最崩溃的身心状态作斗争。乔璐说，每次下夜班，她们通常累得连回家的力气都没有。

她曾记得，在一次夜班工作时段里，自己的小组连续不停歇地迎接了12个小生命的到来。

“最忙的几个小时里，5张产床外加3辆平车，8名产妇躺在一起分娩。”乔璐回忆道，她和另外两名助产士必须不停地来回巡查，和产妇交谈、监控胎心、指导生产。

而最让乔璐心酸的是，她的11个助产士同事里，有6个同样正值孕期。

“有的7个多月了，依然奔走在产房中。”乔璐无奈地表示，“在分娩室，你最常看到的画面就是一个大肚子替另一个大肚子接生。”

而这一现象，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后，日趋严峻。

北京市卫计委年初公开消息称，2016年全年北京市共出生上报60482人，同比增加15497人，增幅为34.45%，为1984年以来出生人数最多的一年。

“人手本来就不够用，这下更是捉襟见肘了。”乔璐说，“我们产房助产士一天接收产妇最高记录是28个。”

高负荷的工作压力，使助产士团队也面临着流失。

“最近几年来我们医院的分娩量增加了两成，但助产士的人数却没有增加，且不断有人离开这个团队。”在乔璐记忆里，6年前，自己初到产科时，科室里还有20余位助产士，“现在走了有一半了。”

而助产士的紧缺，也致使剖宫产率居高不下。

“虽然医院已经鼓励提高顺产率，顺产率高的医生还能拿到奖金，可剖宫产率依然降不下来。”据北京妇产医院护理部主任姜梅介绍，北京妇产医院近年来年平均接生新生儿为1.4万，其中，剖宫产率依然有35%。

“这还是大力倡导自然分娩后的结果。”姜梅直言，放到全国范围，“(剖宫产率)可以高达50%。”

究其原因：“主要就是助产能力跟不上庞大的产妇群体需求，产妇生产过程缺乏足够的‘分娩陪伴’，有些人在宫缩痛苦的过程中放弃了。”姜梅表示。

助产士的巨大缺口，对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招生实习就业办公室主任石忠洋来说，却不完全算个坏消息。

2015年，该校在护理系下开设助产士高职专业，仅招女生，学制分为三年制(高中生起点)和五年制(初中生起点)，第一年各录取了36人和40人。

目前，三年制的学生正读大二，还有一年才能毕业。

如今，学生还未毕业，石忠洋却经常接到医院“要人”的电话。“学生的去处不用我操心了。”

唯一让他担忧的是，助产士专业就业前景虽很好，但考生报名情况不是很乐观，学校生源远远满足不了医院需求。

以高职三年制招生情况为例：2015年，学校计划招40名学生，最终录取36人；2016年，学校计划招35名学生，最终录取34人。

这意味着该校连续两年没有录满学生。

究其原因，石忠洋认为，这与社会认知、考生家长的顾虑有关。

“我们到高中宣传时，高中生听到这个专业就摇头，不理解也不太敢报这个专业。”石忠洋说，家长也有心理顾虑，觉得这就是一个接生孩子的工作，没有护理专业听上去光鲜。

另一个尴尬的局面是：2017年以前，助产专业并未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专科院校的相关专业也要挂靠在护理系下，并没有独立的学科体系。

“这也是导致助产士‘非医非护’模糊身份的根本原因。”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护理系主任孙桂荣表示。

而按照规定，助产士专业毕业生在毕业后需先通过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之后在医院工作满一年或接生达到多少例后，才能报考助产士资格证。孙桂荣解释道：“这就要求我们的学生既要考取护士执业资格证，又要考取助产士证。”

但只有考到助产证，学生才能独立工作。

“中间存在一年缓冲期，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马上缓解医院的用人压力。”孙桂荣表示。

而这一年的缓冲期里，助产知识和技能只能通过产房“传帮带”式的师徒传授而来。乔璐也曾是其中之一。

“每个助产士都有一个这样的师傅，老人带新人，师傅带徒弟，真正的手把手教。”乔璐说，在大专毕业后被分配进医院产科的前三个月里，她每天都会跟着老护士学习接生。

“最困难的是侧切、缝合这些专业技术很强的工作，已经完全超出我们在校期间的学习范围。”乔璐说，她只能在台下利用模具反复练习，“切了缝，缝了切。”

直到跟随“师傅”在产房接生100个婴儿后，她才有了参加助产士考核的资格。

“医院会出具接生100个婴儿的证明，然后去参加考试，笔试加操作，合格之后，就能拿到助产士的证书，可以独立从事助产专业、签病历和接生。”乔璐解释道。

此外，助产士除了一张上岗证外，并没有单独的职称晋升体系以及资历证明。

“想晋升，只能走护士的职称体系。”乔璐直言。

尽管国际上早已普遍实行助产士独立注册制度，但中国早在10年前，便取消了助产士相关职称序列，全部由护士再培训。

哪怕是业界泰斗，在助产专业最高的资格证书上，也只会被冠上主任护师的名头——一个护理领域的最高职称。

而“职称”的意义，很多时候与待遇挂钩。

6年前，初到产科时，乔璐的工资每月最多能开到4000元。如今，6年过去了，她的工作量翻了几番，工资却几乎没有涨过。“一年365天，有350天在工作，但月工资最多的时候也不到6000元。”

而与她同期进入医院的产科医生，由于职称晋升顺利，工资已经涨到乔璐的两倍。“比我晚来四年的护士，工资也和我持平了。”乔璐对此也很无奈。“我们的活儿，比护士专业，比护士辛苦，但没过晋级考核，工资待遇就只和最普通护士差不多。”

“但这对于助产士并不公平。”乔璐说，护理职称评价考核标准，并不能体现助产士的临床实践水平。

在她眼中，助产士的工作内容与护士虽有交叉，但大多时候差异明显，对于护士而言合理的晋级考试内容，对于助产士来说，并不是她们日常的工作。

尽管她目前已经熟练掌握了助产士需要掌握的各项工作技能，但由于缺乏护理经验，也没有时间发表相关论文，她准备过的两次晋级考核，最终都没成功。

在她的职业描述和晋升履历之中，如今仍是最简单的“护师”两个字。

“这是最初级的职称了。”乔璐解释道。

此外，尽管助产士的工作兼有护理与接生，和护士、医生的工作范围均有重叠。

“但实际工作中，却往往束手束脚。”乔璐解释道，在接生过程中，产妇若出血过多，助产士完全有能力第一时间用缩宫素，但由于没被赋予这种用药的权利，助产士用药必须要经过大夫的批准。

对此，南方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副院长蔡文智深有感触。

如今，蔡文智早已拿到助产士领域的最高级职称：博导、主任护师、教授。带教博士5名，硕士8人，还兼顾着200至300学时的本科课程，内容涉及助产基础、儿科基础、精神、母婴保健、高级护理等专业课程。

每周二上午，蔡文智会出半天的助产士门诊，操作胎心监测和基本产检，并为孕妇提供健康咨询、产妇运动指导等。

但没有处方权，或者只有限制级的处方权，即使是出门诊也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而更让乔璐迷茫的是，助产士这一“模糊”的职业带给她的尴尬地位。

“很多产妇和家属不了解我们的工作，以为我们就是护士。”乔璐表示，“甚至连同一个医院的同事也不清楚我们究竟做的是什么，更何况外人。”

“我们似乎处于一个职业的空白地带，可以说是希望渺茫。”乔璐说，她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一岗位上坚持多久。

面对助产士告急的紧张局势，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王松灵建议，我国要建立独立的助产士高等医学教育学科人才培养体系，提高助产士教育的质量，实现母婴工作的供给侧改革。

此后不久，南方医科大学对外宣布，经教育部批准，该校助产学本科专业今年正式启动招生，计划招录60人。

这也是助产学首次以独立专业的形式出现在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上。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从源头上解决助产士后继乏人的问题。”但在王松灵看来，改革还远远不够，“因为助产士的培养，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

他建议，在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务和职称系列中，增设助产士专业系列，根据助产学科的知识体系和技能要求、助产工作的职责和内容，设置独立的助产士职务以及相应的能力评价标准。

“我们可以参照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允许助产士拥有独立执业资格的做法，让助产士真正独立完成相关助产工作，在团队中独当一面，履行应有职责，令助产士的职务与医、护、技并列以自成体系。”王松灵表示。

此外，王松灵还呼吁，政府部门应直视助产行业存在的法律空白，尽早制定、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母婴的健康、助产专业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保障。“在法律中对助产士的教育考核、资格准入、职责范围都有清晰的界定。”

只是对于乔璐来说，这一切都显得太过遥远。

午休前，在巡视了一圈分娩室后，乔璐才腾出功夫去食堂打饭。

“能歇一会儿是一会儿吧。”拆掉腰间的腰封，乔璐伸了伸腿。而她需要面对的，是一个愈加繁忙的分娩室的下午。

图片来源于网络。

编辑整理：李含 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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