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什么都知道

2024成都世园会，来源：视觉中国

文｜刘向林 葛维樱

作为地道成都人的历史学家王笛，说起成都为什么那么多茶馆，就要追溯到与河道水系紧密相连的日常生活。小时候井水好打但是含碱度高，烧水的就会看见一层白膜，岷江下来的天然雪水就没有。那是要泡茶的水，老百姓要到茶馆去买开水，买的就是“河水香茶”的好甜水。也因此茶馆对于成都人格外重要，好像百年前的地铁站，搬家租房，若周围没个茶馆，怕吃喝都成问题。

建筑师、艺术家鱼山饭宽研究园林，也喜欢画园林。他爬过五六十座山，在行走中，他能看到不同时代的石刻、洞窟和建筑；在行走中，看到山中人身体解放的自由状态。于是他在画中将人缩得极小而置身于广袤自然之中，时而和蟋蟀对打，时而在莲叶中沐浴。树杈横过来，几只乌龟和鹅，过来撑住树的主干，这是他在天台山国兴寺看到的神奇的真实景观。

每天清晨，打开窗户能够看见绿叶，出门以后能够看到花朵，上班时树荫密布的绿道，休闲时有公园，出城后有郊野绿地。这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的城市愿景。面对后工业时代的极端自然灾害，他也在重新思考，人类如何在城市的魔力和自然的冲突里，生存、流动和享受。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中国人与大自然在精神、情感等诸多方面的联系，早在先秦时期就获得了本质意义上的确立，由此建立起难以分割的联系。古时总谈“自然之道”，反映的是中国人的自然观：自然体现着比人类更优越的东西，自然是人类的老师。

中国人自古以来受惠于土地自然，以符合“自然之道”的方式生活。土地、气候、季节、时令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像成都宋代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十二月市”，其中的五个，花市、香市、桂市、药市、梅市，都跟自然直接相关。

在农耕时代几千年之后，尤其是近几十年高速城市化之后，我们面临着更为复杂和严峻的生态危机：日益增长的人口规模、建筑物密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等问题丛生。在超大城市中进行生态环境建设，该怎样破局？是否有根植于传统、因地制宜的中国城市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像古人一样，从自然中寻找答案。古人喜欢造园，园林是对自然的模仿，也是士人们自然理想的一种承载。古人将园子视为活物，精心养护，造园者、住院者和园子一起成长演进，对今天的城市建设与规划不能不说是一种启示。

重返自然之道，并非重返农耕时代的生活方式，而是在拥有现代性便利的同时，我们仍能够享受山水自然的恩泽，让人与城市、自然，不论从生活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在一个时间跨度里达到一种新的和谐与平衡。

如果要选择一个城市作为生态宜居城市的实验样本，有2300余年建城史的成都是最合适不过的。如今的成都被誉为“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大大小小各类公园有1500个，全市范围内的天府绿道里程超过6500公里。

东部新区作为成都产业和人口的重要承载空间，70%的区域为蓝绿空间。拥有沱江水系、全球最大城市“绿心”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面积约27平方公里的“千岛之湖，天府明珠”三岔湖等生态资源。绿道蜿蜒，联通龙泉山与三岔湖以及沿岸大大小小的公园，成为东部新区的慢行交通骨架。在绛溪河生态绿廊中部，就是面积3633亩的2024成都世园会主会场。

与此同时，许多产业移至东部新区，天府国际机场的建成使用，加上未来医学城、西部金融创新中心等建筑群，共同构成一个沉浸式体验的未来城市实验样本。这些都成为“成都世园主会场，天府空港未来城”图景的生动诠释。

在良好生态以及经济的底子上，探索将“公园城市，美好人居”相融合，这也成为承载此次成都世园会的基础。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世园会是放大版的城市公园，作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一种介入方法，对城市来说，能够在人居环境质量上有一种持久性的回馈。世园会在结束后，会拆掉围档，转变为城市公园。也如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AIPH)主席莱昂纳多·卡皮塔尼奥所说：“相信本次世园会将为世界展示一个公园城市的样本，同时也是一个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样本”。

一个60余年历史的盛会在今天依然有蓬勃的生命力，无关奇观，而是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意识到自然的力量，再一次在不同地域、不同处境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然就是答案——在公园里，在城市中”高峰研讨现场

6月5日，三联人文城市联合成都东部新区，在成都世园会主场馆举办高峰研讨会——“自然就是答案：在公园里，在城市中”。邀请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院长王凯、历史学家王笛、同济大学教授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刘悦来、同济大学长聘教授章明、艺术家曾仁臻、上海交大设计学院院长阮昕、声音艺术家李星宇、哲学家姜宇辉，他们以各自领域的开拓与实践为基础，从城市规划、建筑、哲学、园林、艺术等领域，和我们一起在公园里，在城市中，共同探讨自然的答案。

大自然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如果我们从上千米高的天空俯瞰，即使最大的城市，也不过是自然中的一个“斑块”。生活在超大城市里的人们，其实一刻也没有离开自然。最近这十年无数的极端自然灾害，不管是郑州的强降雨，还是北京的洪灾，都让我作为一个规划师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在超大城市中，人与自然应该如何相处？

过去40年中，中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也拥有了全世界数量最多的超级城市。第七次人口普查中有一个数字很有意思，总人口下降了，但是超大城市人口仍在增长中。已经有7亿中国人进城生活，而人口千万的超大城市，以及超过五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经济和人口总量占到了中国的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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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文明时代，怎么实现超级城市的公园自由？我觉得有三对关系需要协调：

一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让城市更健康。每天推开家门的一瞬间，看到树叶和花朵，人与城市、与自然的连接就已经开始了。那就从我们身边的口袋公园开始，到上班路上的绿道，城市的综合性公园，从小到大，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

二是协调城市与自然的关系，增强城市的韧性。我经历北京“7.21”暴雨的时候，预测还说这是再过100年，至少50年才会有第二场的这样的雨，但仅仅11年后，北京经历了更强的降雨。后工业时代的极端自然灾害，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类如何在城市的魔力和自然的冲突里，生存、流动和享受。

三是人、城市和自然的一个综合关系，让城市更加自然。从根本上来讲，城市是一个高度人工化的环境，工业时代开启了人类对自然超大规模开发的序幕。但是，进入生态文明时代，我们逐渐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可以从微观做起。举个例子，新加坡的樟宜机场路上有几排特别美丽的，从国外引进的参天大树，我在很多年前去时就曾经留下极深的印象，前一段时间我再去，突然发现那些树怎么不那么好看了，当地人说，对，是为了让这些大树更好的融入新加坡当地的环境，他们给大树松绑，不再以园艺的严格标准养护它们，而是增加一些攀援植物，灌木和草，在小环境里为它“野放”，让它不用那么“好看”，活得更坚强，更健康，更舒展。

“公园城市”是超级城市和自然相互交融的一种生活方式

来源：视觉中国

在成都，公园城市的概念顺应了让城市自然化的理念。很多年前就有人问我：“成都的公园城市是造了很多公园吗？”我说，不是，成都的公园城市是把城市造得像公园一样。在工业文明时代，工业区、居住区、公园，界限清晰。进入公园城市的时代，公园里面可以办公，工业区可以像公园，它们的关系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公园城市”是一种理念，一种行动，也是超级城市和自然相互交融的一种生活方式。当我们积极践行生态文明的思想，主动作为，有序推进，超级城市的公园自由其实就在明天。

我是地道的成都“东门人”。在老东门的父母的房子已经安居59年了。抓鱼、游泳，有段时间我沉迷于锻炼身体，每天天还没亮，就从家出发，从东风大桥跑到五桂桥。一路向东，是我初中时“学农”，去给龙泉山的桃子“套袋”最欢乐的记忆之一。成都平原原生的水果不多，桃子是从汉代就开始在龙泉种植的了。

2000年前，都江堰水系将自然之力注入了成都平原，缔造了水丰地美的天府之国。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受惠于这个先秦时代遗留下来的伟大工程。成都平原或者川西平原的自然生态，自流灌溉与水稻种植，以及随之产生的农业文化，深刻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

历史学家，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澳门大学讲席教授王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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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成都会有那么多茶馆？过去的成都依靠井水生活，但是成都的井水并不适合饮用。从晚清到民国，居民饮用开水，要到茶馆去买，到城外去取水非常不便。各个茶馆用板车或者通过挑水，把专门的水壶运送到各个茶馆。那时候，茶馆都要打出一个幌子，叫“河水香茶”。因为来自于河里的水，泡茶特别好。所以居民特别依靠茶馆。

晚清到民国期间，成都的公共空间是非常有限的，茶馆扮演了公共空间的角色。人们要得到新闻，要社交，要消磨时间，只能都去茶馆。因此，茶馆数量异常突出。

后来，现代商业不断进步，大家的选择越来越多，酒吧、咖啡馆以及各种新的展览馆、图书馆等，还有各种独立书店，提供了很多机会。随着都市圈的扩大，我所研究的传统茶馆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要，结果就是城市的公共空间开始演变。

茶馆在成都的城市公共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供图：王笛

城市圈已经扩展到了从前无法想象的地步。交通发展迅猛，人口流动频繁，成都的市中心与周边已经产生了良性互动，文化生活、经济生活联系越来越紧密。过去的乡村丘陵地带，现在变成了成都的一个部分。

在城市的中心地带，由于扩展的余地已经非常小了，所以形成了人文生态，比如现在的玉林社区。当城市往充斥着自然生态的边缘发展，公园与人文，则成为了相辅相成、互相依靠的关系。

“蜂窝型的地理结构”是这川西的老地图的视觉效果。大面铺、青龙场，市场会填补很多中心到边缘的地带，就好像看地铁站一样，一个小小的青龙场在20世纪初竟然有19家茶馆。人口具体，生活日常，因此成都的街头和茶馆，以一种地理的方式，呈现出城市生活独特的生态特点。

我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在公共空间中，如何营造一个社区花园？我常常会回答，只要找一把种子，去找一个荒废的空间，把种子撒下去就好了。种子一旦开了花，很多人会觉得惊艳。这个时候，管这块地的人会慢慢出来的。所以，在做的过程中，跟这块土地、这个空间有关的人和事，就会逐渐产生。

乌鲁木齐的“发芽计划”，是我正在联合乌鲁木齐青年社区规划师志愿者团队进行的项目。活动没有经费，土壤条件非常糟糕。可是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上海和成都人是一样的。刚刚完成的花园地，种下花和种子后，因为没有公共用水无法灌溉。晚上社区伙伴再回到花园时，看到一个小姑娘正拿着一个矿泉水瓶子，蹲在那里，给播种下去的种子浇水。这不正是“自然就是答案”的议题吗？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上海四叶草堂青少年自然体验服务中心发起人&理事长刘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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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城市其实都是一点点做起来的。像社区花园在我们的定义当中，是由民众共建共享的开放空间，并不一定要特别界定它有多大的规模。我一直觉得像今天的世园会展区将来变成公园，养护成本是很高的。如果要维持目前这种状态，能不能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共创？我们周围的居民是不是可以参与进来共建和共治？

在家门口实现自主的公共空间营造，是开放式教育的一个过程。社会修复，是这些“针灸式”小花园，要达到的目标。一个多层级和网络化的空间格局，自下而上的，包括儿童参与的营造，起于我和团队在上海从创智农园到东明路街道8年前开始的探索。

通过播种，激发了人对社会关注、参与和修复。凝聚力和社会联系被花园的建设和维护加强。我们从SEEDING联盟到全国社区花园设计营造竞赛每年通过社会力量自主完成超过100个社区花园，这个小花园深具个性化和灵活性。面向市民多方合作协同共治的共有性，开放的公共性，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性，竞赛已经形成广域的公众参与和自主行动网络。不断展开与折叠的生长过程，自然生发的生态系统，是生命力的源泉。

花园营造活动从大本营上海延展到遥远的乌鲁木齐

供图：刘悦来

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个问题，营造社区花园，或者完成城市更新的微小项目，有没有一个标准体系？我的答案是，很难有一个标准。因为一旦建立标准，就会开始僵化。所以，我们希望社区营造是一个不断展开和折叠的过程，它是可成长的、自然生发的。

城市的公共空间如此海量又微小，谁来生产？政府？市场？开发商？还是每一个民众呢？回家路上，看到不满的事情，荒废的空间，可以路见不平一声吼，可以打市长热线，也可以撒把种子。无论公园城市还是花园城市，归根结底都是人民的城市，都是一点点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来的。从空间的修复到社会的修复，共建和共享，需要的最大动因，是人。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寻找到更多的人，寻找到合适的方法，在家门口能够实现自主的一种公共空间生产，这其实也是一个“创业”的过程。

一个城市应该有他的生老病死，有他的喜怒哀乐。“旧城改造”理念转换为“有机更新”，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命题。城市上造城市，城市上造自然，血脉通畅，物种丰沛，人们自然地选择来栖息与漫游。

在城市上建城市，是一个底片叠加的过程，不是简单的覆盖，是不同时期的底片最核心最好的部分叠合起来，共同显影，呈现出有时间厚度的一个场景。在众多城市改造的基本观念当中，核心是“有机更新”，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它会生老病死，因此它需要变得健康，变得更具有可持续性。

南京东路是“中华第一街”，步行街靠近西藏路口的地方是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东边是东方商厦，大概建于20世纪末期。这两栋建筑相差大概60岁。20年后，我们做了六合路连廊顶棚工程，打通一个连廊将它们连成一个整体，变成综合的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实现了记忆的链接、空间的链接、城市的链接，新老并治，以及叠合生长。

长江学者，首届上海市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同济大学长聘教授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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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上造自然，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丘陵城市”，它完全不同于“混凝土森林”式的城市。“丘陵城市”坡度平缓，有别于起伏连绵的山陵，有别于一览无余的平原，有别于严寒冷峻的高原地带，也有别于盆地的这个内向组织。

它气流通畅、水量充沛、物种丰富、风景各异，是人们自发选择的栖息与漫游之地。当然，这只是一种描绘，它希望这座城市没有边界与阻隔的，人们可以自由地在这个公共空间当中流淌。

黄浦江边的“绿之丘”原本是烟草仓库，这片建筑形成很大的逼仄感。但是，当我们做完斜切，完成垂直绿化和屋顶绿化的培植之后，“绿之丘”变成了一个公共的、立体的花园。一个技术封闭体，一间最普通的厂房，化身绿意盎然、充满活力的立体花园。

“绿之丘”化身绿意盎然、充满活力的立体花园

供图：章明

城市空间改造去完成复杂的链接，我认为要实现跨学科、跨领域的融合，即“八合一”这一跨学科的研究框架和实践平台：城市设计、建筑设计、景观、市政、水工、生态、生态修复、智能设计、艺术设计。要实现多元文化包容共生，多学科交叉融合，多元平台复合共创，多元场景拓展融通，从而实现在城市上建城市，在城市上造自然。

2009年，我去了扬州的片石山房，非常喜欢，它太有山林气象了。山里面有洞穴，还有一些可居的洞室。人是可以进入的，行走其中，依石傍水，头顶的树可以遮蔽住你。2014年和2017年，我又去过两次片石山房，感到有点失望。假山被封起来，不让人进入了，假山上的树、灌木和草，都被清理得很干净。

我尝试去思考原因。我认为中国人越来越倾向于去视觉性地理解“园林是什么”，不是在理解生活，而是在理解一张照片，一个视觉的画面。假山变成了一个不可游的地方，一个像山水盆景似的，只适合让人拍拍照的地方。当没有植物和人的身体发生关系的时候，它就只是一个盆景，缺少了身体层面的日常性和起居性。

中国山水规模非常庞大，分布非常广。园林的数量虽然看上去挺多的，在一些城市也比较集中，但从数量和规模来看，它的历史时间的跨度远远不及山水。“心中的山水”，大多来自于我行走在这些山水中时产生的真实情绪。

行走在山水之中，能看到山中人身体解放的自由状态，能看到不同时代的摩崖石刻，汉、唐等，还有一些不知道什么年代的人凿刻的洞窟和修造的建筑，它们描绘了山水人文的底色，成为人们认识山水生活的开始。看到这些奇特的山水和建筑之后，人们开始在城市里造山水园林。

上海幻园工作室主持建筑师，艺术家曾仁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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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设计师，怎么样去看待自然？我认为无论是古代的文人高士，还是现在的艺术家，都是要让身体面向自然。文人的身体面向精神，面向的是山水，山水往往是大物，尺度巨大，人的精神世界可以连通到天上的银河，连通到宇宙之大。

假设你在城市里生活，很难进入到山林。所以为什么园林在中国那么流行，因为它兼得了城市的便利和自然的特殊性，而我们的城市里还有公园，公园里还有很多花草，也许可以尝试着在这些微观的世界里去寻找身体的情绪，身体的姿态。

无论是在树上，还是在石头上，也许是陶渊明、谢灵运曾经构想过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身体和心灵安放于自然之中。自然可以有很多种状态，它可以有大尺度的山石，如华山、泰山，它也可以是小山小水，像苏杭山水，甚至是微观尺度的花花草草。

在我的画里，我将人缩得极小而置身于自然环境之中，时而和蟋蟀对打，时而在莲叶中沐浴。树杈横过来，几只乌龟和鹅，过来撑住树的主干，这是我在天台山国清寺看到的神奇的真实的自然景观。伸出去十几米的树干，这么重又伸这么远，水岸边有一个凳子，人可以倚在栏杆上看水中的乌龟和石头。僧人们也许是五年、十年的经营，通过一个连续的动作，那是我们需要用人的身体去理解的一种感觉。有一年春天造访苏州博物馆的紫藤院，我开门时差点被紫藤花的香气“推了出去”，气味比其他风景先到来，这是气味构成的特殊风景。

园林兼得了城市的便利性和自然的特殊性

供图：曾仁臻

“公园”这个概念，往往会让人们把事情想得很大。对于我来讲，需要探讨的是身体如何出现，我希望日常性的东西可以在绘制“身体”时被很好地呈现出来，这是自然的需要。就像成都人的生活一样，它不是被刻意地、精致地描绘和设计出来的，它似乎就是身体不经意的行为，慢慢导致了一种生活状态的呈现。

最高层次的精神诉求，是在自然中找回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让它们变得更自由。

人类去海边游泳，也不过是18世纪以后的事情，城市是设计和建造的结果，而自然是由人的认知所塑造的。远古的人类对自然的恐惧和敬畏，到了现代，变成了休闲和亲近。中国人对“自然”的定义是江湖，是山水。孔老夫子说，天和自然不可分。自然变成了一个隐喻，象征着一种天道。所以，造园林，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对理想的追求。

在古代，中国人要造别业，别墅建在郊区的山林之中。古罗马的有钱大业主也会造别业。走在文艺复兴时期修建的别墅，进入长长的梁廊，能感受到它像一个相机的取景器。使用各种各样的建筑手段，把周围的景致收拢进来，呈现出一种水平的景致。好像代表了我们对这个广阔世界的一种信心。

16世纪欧洲的贵族要兴建别墅，需要帕拉第奥这样的设计师，还需要花巨资去建一个别业。然后你会发现，大家需要车马，专门在夏天去这里，冬天去那里，还要召集志同道合的人，互相社交，清谈一番。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想出了一个绝招，用墙来围出一个世界。所以园林就贴在了住宅的边上，或建在了住宅的后面，或建在城市里边，小小一方天地。因为有了墙，想象的空间得到拓展，文艺复兴时期的取景器不再被需要。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光启讲席教授，第18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策展人阮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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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有着一种自洽性。拙政园、沧浪亭，就是在住宅旁边的园子。園林的“園”字，繁体字的外面就是墙，上面的“土”就是里头的屋子，有亭子，有池塘，“土”下有“口”，里头有水，下有树枝，代表植物。想象的空间由隔离造成，但并不依赖“墙”这个工具本身。

在古代中国，园林被作为理想追求着。而西方文化里，园林同样是诗歌文学和艺术的圣地。住在园子里的人，无论是贾宝玉还是罗马贵族，理想的别墅里，你是不用想着老去另一漂亮的房子的。这里会有一些好奇心和幻想，有一个理想的境界，因为逃避而达到的很美的文化的隔离。

围墙看似起到分隔的作用，但分隔带来了某种联通和交融

供图：阮昕

在历史上，围墙的意义在隔离与连接，私密性与公共性之间的作用。墙先把绿地为围在其中，有树、有水、有漂亮的房子。现代园林在视觉上提供的美感以外，更应该考虑人的情感需求和体验。我曾经遇到一个难题，上海交大要拆除一堵围墙，“寸土不让”，围墙不能完全拆除。围墙旁边有块地，但没什么人去。我沿着树和地形画一道线，300多米长，新的围墙从这里“长”出来。旁边的空地变成了一个公园，这个公园我们想尽办法将它园林化，打造一系列的小空间、大空间、宽院、窄院等。不同季节，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遮蔽之所。

有了围墙，就能实现亦分亦合的效果。围墙看似起到分隔的作用，但分隔带来了某种联通和交融。

声音是我们与世界共处，唯一无法被主观关闭的感官体验。我在世园会参观期间，特别留心了一下声音环境。能听到一些鸟类的叫声，但是昆虫的声音并不多见，能判断出，这个自然环境形成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曾经我们进入亚马逊丛林的那一刻，那种感觉是你难以接受的一种声音巨浪，无数信息扑面而来，那种震撼感我至今难以忘记，那种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原始带来的东西。

我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录制自然之声。今年我们做了新的项目，就叫大海的乐章。第一个是在广西涠洲岛寻找布氏鲸。我们使用了一种古老原始的方式，使用无动力帆船出海。

一条鲸鱼在我们的船边徘徊了40分钟。我拍下的影像里，鲸鱼侧过来的身体上，有一道长长的人类造成的伤疤。很少出现鲸鱼和人类船只相伴这么长时间的情况。我只想把它当成一个朋友。那天浪很大，其他的渔船被禁航了，可无动力帆船却可以出海。

鲸鱼马戏团主创，52HZ声音馆发起人，独立音乐人，声音艺术家李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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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氏鲸的论文在全球范围极少，声音记载全网只有一个19秒的音频，我们就拿着这些有限的资料寻找布氏鲸的声音。最后录到了奇怪的声音，特别像牛蛙的叫声。

后来我们找到一篇1993年的论文，佛罗里达搁浅了一只鲸，他们把这只鲸养在这个海洋馆里，不停地给它做声音记录，记录的那个声谱图跟我们录到这种牛蛙的声音特别像。后来我们判断，这种牛蛙的声音应该是布氏鲸在交流或者是捕食的时候进行的战术沟通，还有养育孩子和妈妈的对话。

我们最后录到700多个信号，这也是全球的布氏鲸论文里数量最多的一次。我们把700多个信号拼成了一个图像，压缩成像神秘密码一样的波形。最后放在一起听还是蛮震撼的，当时我觉得它很像一种外星的语言。

在广西涠洲岛寻找到的布氏鲸

供图：李星宇

现在北京提出一个“声景”的概念，声音景观在城市里是特别简便也省钱的一个指标。直接用耳朵听就可以观测城市和居住环境的多样性。在城市里同类的鸟儿的交流信号都听不到，哺乳类动物也不行。人类的听觉频率是有限的，而许多生物能听到更广的频率范围，我们对周围的世界的理解也存在着局限。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低频会掩盖高频，高能量会掩盖低能量。而我们的听觉范围之外，有更大的声音空间是被我们忽视掉的。

世界还有许多未知的角落。鲸鱼的孤独和我们的孤独形成了共鸣，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情感连接，就不自觉的想要保护它。可是我们不用想的那么大那么远，花花草草，小猫小狗，和我们自己产生情感连接，一起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就是可以一起努力和探讨的，用声音建立的平等交流。

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起飞，哲学也总是在最后到来。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出现了哪些严重的问题，从哲学的角度，为什么要把身体和城市结合在一起，citywalk怎样打开城市的未来空间和生活的可能性呢？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喜欢在城市里行走？如果把它当成洞察和反思城市现象的一个入口，暴露的是哪些问题？如果通过行走，产生了情感和体验连接，是不是能解决困境和难题呢？大城市的发展需要哲学角度的审视。哲学作为反思和批判工具，库哈斯和芒福德指出现代城市可能面临着失控和死亡的危机。建筑已然取代了宗教，只有形式，没有内里，内涵，意义和目的，甚至没有本质。思考的大脑和感受的大脑两部分无法沟通，让我们陷入了各种计算规划的思考步骤，失去了个真正密切的生命，相互呼应的能力。如果我们的城市已然陷入危机，是不是还能提出另一种更有生机生命力的未来呢？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姜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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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宇宙之前，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城市设计师或规划师，把“互联城市”当成未来大城市发展的重要的趋势，甚至是唯一的趋势。

米切尔最早提出“我++”的概念，即在一个虚拟城市之中，应该让“我”跟这个城市中更多的知识的力量、信息的力量和数据的力量连接在一起。应该把“我”的中心拓展出去。我连接得越多，活得也就越真实，“我”越变成数据，就越能够在城市中获得自己的重要性与价值。

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可能没有什么稳定的边界。人们虽然走在街道上面，但手上使用的是各种各样连接的智能设备。所以我们今天会想象，城市在我们的掌控中，成为城市的主人，但你不知道，到底是我们在掌控这些网络，还是被网络掌控着？所以互联城市到底连接的是谁？互联城市到底解放的是哪一个自我？这都是可能引发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元宇宙下的数字景观让我们没有归属感

来源：电影《银翼杀手2049》剧照

数字的景观让我们没有归属感，让我们失去家园的感觉，它让我们连根拔起，它建立起的是一个平面的均值，是冷冰冰的网络，在这里只有疏离和肤浅，找不到任何人生的根基，也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所以我想，是否能回到行走，回到这个人类根本的生存活动，通过行走是否能对抗或者至少反思元宇宙的未来？

中国的园林，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敞开的空间，在过去跟未来之间，生和死之间，物理与虚拟世界之间，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我也期待，未来的哲学与城市生活，能够在行走的速度里面，找到它的温度，能够重新找到人和人之间、人与城市之间的连接。

高峰研讨

身处超级城市的我们，如何实现公园自由？

嘉宾：王凯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自然如何塑造城市公共生活？

嘉宾：王笛

历史学家，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澳门大学讲席教授

一颗种子，展开“折叠”的社区

嘉宾：刘悦来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上海四叶草堂青少年自然体验服务中心发起人&理事长

在城市上建城市，在城市上造自然？

嘉宾：章明

长江学者，首届上海市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同济大学长聘教授

从纸上园林到心中山水

嘉宾：曾仁臻

上海幻园工作室主持建筑师，艺术家

墙，园林的理想

嘉宾：阮昕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光启讲席教授，第18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策展人

用声音唤醒自然的灵魂

嘉宾：李星宇

鲸鱼马戏团主创，52HZ声音馆发起人，独立音乐人，声音艺术家

Citywalk与互联城市的未来

嘉宾：姜宇辉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贾冬婷

三联人文城市/三联中读执行总编辑

社区花园工作坊

刘悦来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上海四叶草堂青少年自然体验服务中心发起人&理事长

亲子建造工作坊

冯果川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执行总建筑师，童筑文化创始人

动物主题沙龙

王放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劲硕

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丘濂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植物主题沙龙

邬树楠

摄影师，艺术家，代表作品《呼吸》《吠盲》

三联人文城市联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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